由於毛澤東在七月間號召「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松勁」，（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全國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無數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獄。
譬如遼寧省銅鉛鋅礦務局工程師潘寶信，成了右派後被當局宣稱是「深掘深挖」、從「地洞」裡抓出來的，因為他「過去是個「先進工作者」，大鳴大放也沒有發甚麼言，已被揭露，原來他是個陰毒的傢伙。」（注２：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北方遼寧省從「地洞」裡挖右派大有斬獲，南方廣東省也不落後。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在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上發文，號召採用廣東農民冬天從地洞裡挖田雞（青蛙）的辦法，把潛藏的右派挖出來。所謂「潛藏」的，就是不說話、未鳴放過的，黨組織根據你的家庭出身、以往向黨靠攏的程度，就可以判斷你必定是右派，與有「反黨言論」的同等處置。廣東省右派數目超過全國各省平均數，（注３：一九九一年版《當代中國的廣東》第一編第一四四頁：「錯劃右派份子三萬餘人」，但實際應當不止。）大約多少拜這種「挖地洞」的新技術所賜。
新華通訊社在一九五七年的八月八日報道說：右派份子們正「一個一個地從各行各業中搜索出來」。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準確。有一天，四川自貢市川劇團黨組織接到了上海一家報紙退回的為四川詩人流沙河鳴不平的稿子，立即著手追查（文章用了筆名），結果「搜索」出了一位年僅十六歲的魏明倫。魏認為官方對詩人的批判無「堅實的內容，正當的道理」，「這種『聲討』，也僅僅是『聲討』而已！」當然魏就是個右派。但他才十六歲，未成年，於是黨作了個英明的決定：不戴帽子，批判一番，下放農村。那個九歲登台演戲，十三歲開始在報紙、期刊上發表詩歌、散文、劇評的天才少年便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又一犧牲品。（注４：上海《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九頁。）
不過，將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門，供黨委去「搜索」，這並不是報紙、期刊的編輯、記者們做的事，因為他們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對象。凡是採訪了鳴放者，寫了報道的，只要那鳴放者成了右派，記者也就逃不脫。即使是籠統地報道了某處的「鳴放」，而黨認為那鳴放屬於「放毒」，鳴放者自然逃不脫，記者或編輯也是右派無疑。如《光明日報》記者殷毅奉派到東北瀋陽採訪，寫了一篇報道東北工學院鳴放的通訊《第一朵迎春花》，刊於五月二十四日的《光明日報》。過了兩個月，他報道過的那些鳴放者被定為「以民盟右派為核心的反黨集團」，他也就因為將其讚揚為「迎春花」而成了右派。《文匯報》記者范琰採訪四川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報道。不久，流沙河入網，范的報道被指為「歪曲事實，充滿惡毒攻擊」，也戴上了帽子。
當然，採訪過右派鳴放者的記者不都是右派。哈爾濱工業大學數學教授王澤漢在《人民日報》號召反擊右派後，突然受到《黑龍江日報》記者的採訪。記者將採訪記錄整理成文，未經王本人過目，第二天便見了報。根據記者寫下的王的言論，王被定為哈工大第一號右派，而那位記者卻平安無事。二十二年後，王教授找到當年那位記者，想要弄清真相。記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給他採訪的任務，目的本是為製造出一個右派來，以推動反右鬥爭。因為王是「九三學社」哈工大支部的負責人，又參加過國民黨，故被選中。記者奉命行事，當然不會因為報道右派的言論而入罪了。
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在毛澤東罵他「死人辦報」，「按兵不動」，「無動於衷」，「佔著茅坑不拉屎」時，頭腦十分冷靜，警告其下屬道：「不要鑼鼓一響就出來。」結果該報社右派不算太多。為此，鄧拓感到欣慰：「現在看來，當初按兵不動還是對的。」而鳴放期間被毛澤東誇獎「放得好」的上海《文匯報》，百人左右的編輯部有三十多人落了網。其中文化副刊的主編黃嘉音是中共執政前頗有影響的《西風》雜誌的編輯，因學識淵博被《文匯報》社長徐鑄成請去兼職。他當然成了右派，其右派言論有「咒罵『人事檔案是一垛牆』，主張『開放人才自由市場』」，「認為『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地位應該一致』」，等等。（注５：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文匯報》。）
黃嘉音絕不可能是反共份子。據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回憶：一九三七年前後，華是上海一家銀行的小職員，內心彷徨苦悶，黃給了他一本斯諾的《西行漫記》，使他開始接受共產黨的主張。一九三八年，華瞞著家人、同事離滬北上，去尋找共產黨，登輪啟程時，唯一的送行者就是黃和他的女友。（注６：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然而，黃嘉音這名共產黨的追隨者最後卻死在共產黨的冤獄中。
獄中傳出的消息說，黃嘉音是被槍斃的，罪名是「畜意殺人」。由於中共一貫將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任刑事犯欺凌，而刑事犯也樂於以虐待政治犯為樂，並以此向當局獻媚，黃在獄中總是受流氓犯的氣。有一次吃飯時，一個流氓又欺侮他，他忍無可忍，將飯碗朝那流氓扔去，雖未擊中那人，但監獄當局卻說他「蓄意殺人」，「依法」殺害了他。（注７：一名當時被勞改的右派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十幾名記者，只有一兩名僥倖未被扣上帽子。該報駐京記者劉光華，因為報道了當時北京大學的「民主牆」，被定為右派。在批鬥他時，他表示不服，遂定為「極右」，於一九五八年初新年年三十的夜裡被警車帶走，送東北勞改。他幾年後被送農村勞動，直到一九七七年方因病獲准回家治病。這時，他的母親、因為「破壞中蘇友誼」而戴上右派帽子的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早已死在獄中有好幾年了。他的父親、著名學者劉湛恩三十年代是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因鼓吹抗日，一九三八年四月被佔領上海的日軍特務機關控制的漢奸幫會組織收買殺手暗殺。要是劉湛恩也活到一九五七年，誰知道他會不會同夫人、兒子一樣成為中共的階下囚。
在那一兩個月「幫助黨整風」的熱烈氣氛中，一般人都不可能無動於衷，一言不發。連起先聲明「不跳」的北京大學潘光旦還是忍不住跳了幾下，說了些「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社會學可以培養黨政人才」之類的話。他被戴上帽子，就此剝奪了講課和做研究的權利。
朱光潛教授可說是個異數，因為前幾年吃足了苦頭，所以整風時堅決不開口，終於逃過這一劫。沈從文則早已離開北大，鑽進古文典籍之中，別人把他忘了，他也樂得不問政事，總算沒當上右派。
也有一些人，譬如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為聰明或滑頭，從網眼裡滑了出來，躲過一劫。據馬思聰二十多年後回憶，整風時，文聯開會鳴放，戲劇家吳祖光發表道致自己入網的言論之後，他接著提意見。他心知共產黨斗了二十八年始執黨政權，決不肯與人分享，便避重就輕，只講了自己有職無權，但正好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搞創作；又說文藝界人士不該過份集中於京滬兩地等無關痛癢的話，因此安然過關。
也有人真正一言不發而當上右派的。整風時，一貫緊跟蘇聯老大哥，將南斯拉夫總統、南共領導人鐵托罵為「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中共突然一反常態，令其機關報《人民日報》用兩版的篇幅刊登了鐵托的一份演講文稿。由於南共的黨綱被中共批判為修正主義，所以關心政治的人就仔細閱讀這份難得見到的原文。有人在鐵托文章中某些他認為重要的落用筆畫上了槓槓道道，竟因此而闖了禍。儘管此人再三聲明他並不贊成文章的觀點，也不贊成南共的綱領，但申辯最終歸於無效，被按上「讚美修正主義者，醜化我國社會主義」的罪名，戴上帽子送去勞改。
一位才二十歲的小學女教師，自己亦未鳴放，只是當著其他教職員工的面，念了一段報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的文章。後來，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她也就成了小右派。她被送往農場勞改幾年之後，有幸返回學校，但仍無資格教書，只能掃地洗廁所，默默渡過二十年，等到平反時已是四十歲的人了。
一位即將大學畢業的文科學生，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艾青詩的研究》，尚未發表，艾青就被打成右派點名批判，於是這位讚美艾青詩歌的學生也就倒了霉。他被下放勞動整整二十年，直到艾青平反之後才獲得平反。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剛入學的新生楊萬才，買了一本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主任許傑教授的文集，寫信去請教一個問題，許回了信。因為許是位名教授，此事一度在同學間傳為美談。但沒過幾天，許被「揪出來」了，而且是個「大右派」，從未與許教授見過一面的楊萬才也就成為「右派份子的嘍囉」，被扣上一頂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勞改去了。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楊萬才的父親是一個黃包車伕出身的汽車司機，真正的無產階級。他見自己才進大學之門的兒子被「充軍」到新疆，絕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殺死去。楊母也服毒自殺了。二十九年後，楊、許一人渡盡劫波，居然還都活著。楊又給那未曾見過面的老教授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勞動、折磨、牛馬不如的待遇，幾次險遭不測；挖地、放羊、採石、趕車……但我堅強地要活下去，心底深處，盼望有朝一日，能雪恥清冤……」（注８：上海《收穫》文學雙月刊一九九○ 一月號，許傑《且說說我自己》。）
大革命時代投筆從戎的巾幗英雄胡蘭畦，一九二九年被蔣介石電令江西省長驅逐出境。她前往歐洲，在德國加入共產黨，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而遭逮捕，經宋慶齡、魯迅向德國駐上海領事抗議而獲釋。隨後她長期在香港從事統戰工作，是中共一大功臣。鳴放時她並未開口，僅僅去老朋友章伯鈞家看望了他，而章是頭號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章伯鈞的女兒則因為不滿中共對章的處置而被定為「為反動父親翻案」，被判處二十年徒刑。）
「新中國」成立後自香港回國參軍的詩人公劉，是解放軍總治部文化部的專業人員。肅反時他被關押，在絕望中曾把腰帶勒在自己子上企圖自殺，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黃宗江救下。一九五七年他並沒有參加鳴放，可是一年前發表過兩首《懷古》詩，其中詠南宋詩人陸游的詩中有「昏庸當道，戕盡了男兒志氣」的句子，現在被拿出來批判，說他用「這一類惡毒字眼來發洩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仇恨」。他被一封電報從西北戈壁灘召回北京時，一頂右派帽子已經為他制好，他便被送到山西省一個水庫工地同別的勞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
有時候，一個人嘴雖閉著，別人還是能揣摸出他的政治態度來，於是北京大學就抓出了一些「點頭右派」、「搖頭右派」。誰站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點過頭而被人注意到了，反右時揭發出來，就成了「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是為「搖頭右派」。
北京地質學院學生臧孝安，平素話就不多，鳴放期間更是沉默。沉默就可能有問題，黨支部強令他交出日記本，然後從日記中找出幾句話，據此將他定為右派。嘗到了這個甜頭，黨支部便下令所有有嫌疑的人交出日記，一一定為右派。
查日記是個每試皆靈的法子。有的人信教，在日記中寫了對基督教的認識，查出來就是右派。
作家王蒙的那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雖已夠得上「反黨」，但由於毛澤東鼓勵鳴放時表過態，說是沒有政治錯誤，便不好憑此小說將王蒙定為右派。因王蒙被迫交出了日記，當局便另從日記裡尋找罪證。王的日記中有「英國有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中國連這個也沒有」一類的話，當然也就夠個右派的格了。
搜查信件也是個好辦法。上海《文匯報》社長徐鑄成的辦公桌就被撬開，信件被收去「搜索」了一番。（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的《光明日報》其至將搜查所得的羅隆基等人的信件冠以《羅隆基反共集團的一批密信》的題目發表，作為其「罪惡活動」的證據公諸天下。自然，這技術倒不算新，早在兩年前就對「胡風份子們」用過了。
由政府派往蘇聯留學的人應當是受黨信任的，可是留蘇攻讀數學的曾肯成聽說《人民日報》點名批判許良英「是黨的徒叛」後，給國內的朋友寫信說他對許會成為右派想不通。結果信裡的話被黨知道了，將他召回國，連批判會都不必開，就給他扣上了一頂「右派」帽子。（注９：許良英一九九三年三月給本書作者的信。）
不管怎麼說，上述這些人沒有言也有行。譬如胡蘭畦因為探望章伯鈞而獲罪，公劉因為一句詩而被押去勞改。有人因為私信中一句話、日記中一個感歎而戴上帽子，這多少還算有點譜，但有的人當上右派卻是連半點譜也沾不上的。
一九五四年重慶大學地質系二十歲的畢業生黃治中，主動要求到柴達木去開發戈壁灘，被分配到青海石油管理局下屬的地質研究所工作。鳴放、反右時，他正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待他結業回到戈壁灘已是五八年二月，其時反右已經結束，可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便把任務往下分攤。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一個，所領導正為此犯愁，黃回來了，於是把他叫去說：「你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一張大字報沒寫，一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替他準備好了結論：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裡反黨。
黃治中的女朋友，北京石油學院畢業的龔德尊，因為不肯揭發黃的「罪行」，自然也是「骨子裡反黨」，也成了右派。黃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龔則被開除，遣送回原籍。當初她畢業時，學院要留她任教，她卻一再要求到大西北去作個建設者，最後終於如願。如今竟帶著未來得及用上的嫁妝離開荒涼的戈壁灘，回到四川農村當上一名「五類份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了。青海石油管理局的黨委同志個個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僅完成，而且超額完成了上級規定的抓右派的指標。（注１０：蕭復興《柴達木傳說》。）
甚麼叫做「從骨子裡反黨」？那些黨委書記們未予解釋。但我們知道，同秦始皇的「偶語棄市」（竊竊私語者殺頭爆屍於市場示眾），到漢武帝的「腹誹」（肚子裡誹謗當局）者斬，是一大進步；而共產黨發明的「骨子裡」的「反黨」則比那「肚子裡」的「誹謗」又更上了一層樓。公元前一一七年，因「肚子裡」的罪而被漢武帝用硃筆勾掉了腦袋的，只不過是一個「農業部長」顏異而已；但公元一九五七年因「骨子裡」的罪而蒙難的，就以成千上萬論了。
有了「從骨子裡反黨」的右派，有了「陰毒的傢伙」，各級黨的幹部們的官就好當了。他們要做的只是先將本部門職工總數乘以百分之五，得出數字，再將自己管轄的人員按不可靠程度排隊，在舊政府裡做過一點事的首當其衝，其次是以往運動中整過一通的或海外歸來的，最後是平時不那麼聽話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地主、富農、資本家等等）；排完隊，將前若干名劃出來，任務就順利完成了。當然也有不乘百分之五而乘百分之六、七、八、九、十的，那成績就更輝煌了。如廣州市工商界於一九五六年交出企業、資產的原資本家有一萬人左右，一千二百多名成為右派，超過百分之十。（注１１：見香港自聯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鳴放回憶》中《廣州工商界萬人爭鳴記》。）
著名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薔薇薔薇處處開》等大量歌曲的作者），一九五○年經中共人士喬冠華（後來的外交部副部長）、夏衍（後來的文化部副部長）的鼓勵，攜全家自香港回國。韓戰期間，中共動員全國人民「捐獻飛機大炮」，他變賣了金銀首飾，獨自捐了一架飛機，並把長子陳鋼（後來以小提琴協奏曲《梁山泊與祝英台》而聞名）送上韓戰前線去「保家衛國」。這樣一位愛國藝術家，沒說過一句反黨或對黨不敬的話，只因為是從香港回去的，黨委排隊把他排在前頭，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安徽勞改去了。他不久餓死在那裡，屍骨無存。
小城市、縣城、鄉鎮裡沒有多少知識份子，能找到個把就不容易了，黨組織當然把他們排在名單裡。河南省商城縣黃柏山林場有個河南大學畢業的張培從，還是個地主家庭出身，於是縣裡指定他和另一名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會計到縣城去參加「鳴放」。領導對張培從說：「你可是俺縣裡的『大知識』，高材生。你得帶頭幫助黨整風，否則就是對黨不。」張不明其中有詐，亦不知世上有「陽謀」一說，遂寫了一張「縣長不重視專家的意見」的大字報。僅此一張，這就夠了。當局立即宣佈：「經數月苦戰，隱藏得很深的右派份子張培從終於被挖出來了！」張立即成了「右派勞改隊」裡的一員。一九五八年，他與另外十九名右派份子被送去修水庫。因為是大躍進，沒有圖紙便施工，工程建到一半時，壩崩庫垮，張幸得逃生，而另外十九名右派同伴與幾千名農民卻一齊被大水吞噬了。（注１２：《中國作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一六六頁。）
當「大知識」（念過大學的人）湊不夠數的時候，共產黨的「領導同志」們只好到文化程度相對較高的中小學教員中去尋找可以湊數的鬥爭對象。例如遼寧省錦西縣一百五十三名右派中，百分之七十是教員；山東省慶雲縣一百一十四名右派中， 百分之七十二是教員；吉林省延吉縣一百六十九名右派中，教師和醫生佔了百分之九十二。（注１３：一九八九年版《錦西市志》第二十九頁；一九八三年版《慶雲縣志》第四○八及四三四頁；一九八九年版《龍井縣志》第三七○頁｛吉林延吉縣今已改名為龍井縣｝。）
江蘇邳縣有個姓程的小學教員，本是前國民黨將領傅作義部下一名軍官。一九四九年年初，傅的軍隊接受中共的條件，讓中共和平進北京，軍隊被改編、遣散，程拿了中共發的路費回到邳縣，教教書，種幾畝田。他本欲在鄉里安居樂業，誰知天外飛來反右橫禍，當地黨組織為了完成「指標」，將他的名字寫上湊了個數。他從此就成了「專政對像」。到了文革中，「地、富、反、壞、右」都在劫難逃，他受不了折磨，自殺了。
作家古華反右時是湘西山裡的一個中學生，據他回憶：「五七年反右，學校貼了許多大字報，凡是教書教得好的老師，不論教哪一科，毫無例外成了右派。」（注１４：北京《當代》文學雙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二一四頁。）
這裡有幾個例子可以為古華的話作佐證：
北京青年中學教師陶西平，曾經是一流的「北京男四中」的學生會主席。他一九五五年成為教師，五六年被評為「北京市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份子」，可是五七年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四川榮昌縣大地主家出身的知識青年林萬濤，一九五○年當東北人民政府到四川招聘青年建設邊疆時，報名到了中國最北端的黑河縣。他在黑河中學任高中數學教員，自一九五三年起，年年被評為模範教員。他成為右派，對前途絕望，終於在一九六四年二月的一天夜裡越過冰封的黑龍江，投奔了「蘇修」（蘇聯修正主義）。（注１５：北京《當代》文學雙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廣州第十四中學老師葉非英，一直以教育為業，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在福建泉州主持過平民中學，曾兩次帶領數十名學生到中國北方徒步旅行，考察社會。以後他到廣州辦新民中學。中共執政後，新民中學改為第十四中學，他擔任數學教師。他沒有家，沒有孩子，連星期天都到學生家去為學生補課，因為工作優秀，被中共選為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但是反右時中共就不要他了。他被定為「右派」、「無政府主義反革命份子」，送到勞改農場。一九六二年初，他的老朋友、名作家巴金到廣州，「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注１６：巴金《隨想錄》第五集第一六四頁。）
除了教員，鄉鎮中的醫生也算是文化人，他們未必有甚麼「右派言論」，可是共產黨已決定把一定比例的人按敵人處置，指標分配下來是非完成不可的。圈圈從文化高的人畫起，醫生當然就是右派，正應了「天塌下來先砸個兒高的」這句老話。
江蘇青浦縣，當時是全國血吸蟲流行最嚴重的幾個縣之一，一位祖傳了十七世的中醫陳祖賢參加了當地的血吸蟲病搶護隊。當他正在忙於為一個個肚子鼓脹的病人醫治時，上面突然通知他，他已被定為「右派份子」了。
浙江省四明山區有個留過美、在上海教過書的老知識份子，是全縣唯一懂得英文的人。他當時潦倒無業，靠給人寫碑帖和婚喪對聯為生。一天，他為鄉政府寫對聯，因為喝了點酒，將毛澤東說的「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他本來就是鄉里唯一的文化人，這樣當然也就成了鄉里的「大右派」
。
因為有指標，總得有人去湊足數，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事，甘肅有個縣，派兩個人將二十名右派押送到勞改農場去。途中有個右派逃跑了，押送的幹部往縣裡打長途電話報告。縣委領導指示：「二十個，跑了一個，不夠上級給我們規定的右派指標了。就讓他（另一名非幹部押送者）去頂那個空缺吧。」憑這一句話，那個押送右派的人成為右派，進了勞改農場，任他怎麼呼冤，也跑不脫了。（注１７：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中篇小說選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
還有一種情形，與「指標」無關，而是因為別人當了右派，你也得陪著一塊兒上榜。譬如知識青年李興華，十九歲加入中，共參加解放軍，建國後是天安門警衛部隊的一名軍官，因有文學才能，被調到《文藝學習》雜誌編輯部。一九五六年秋，該雜誌組織讀者討論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他是主要約稿人。王蒙成為右派之後，李自然要作檢討。但直到一九五七年底該雜誌編輯部被解散時，右派名單中仍沒有他。後來上級發現同一大機關中，其他部門犯有與他相似的『錯誤』的人已被定為右派，要是將他放過，對別人就「不公平」。於是「平衡」一番，補上他的名字，也將他送去勞動改造了。
還有因為親屬是右派，本人受牽連的情形。蘭州大學物理系批判學生何之明時，批判者手裡舞著載有批判他哥何之光（湖南省青年團宣傳部長）的文章的《新湖南報》說：「你哥哥都是右派，你還能不是嗎？」他的厄運自此開始了，先被送下鄉勞動，以後又判刑十五年，直到二十年後才回到社會上。（注１８：何之明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河南省滑縣的一個會計黃繼亮，到北京看望弟弟後，回到單位對人說：「我弟弟是右派。他一向熱心工作，他怎麼會是右派？」這就夠了，「為右派鳴冤」。他成了右派，被押送「勞動教養」三年。三年後送他回原籍江西吉安縣種田，不久鬧起文革，吉安縣「挖出」一個一萬多人的「國民黨組織」，黃也算一個，黨支部書記將他抓到人民公社，捆綁手腳懸在屋樑上，下邊用扁擔拷打，直至繩子斷掉，他摔下死去才罷手。（注１９：黃繼亮的弟弟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中國有所謂「株連九族」的傳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澤東語）之後又如何？不妨以人民大學的林希翎一案為例。林的同班同學中，有一位自朝鮮戰場歸來的志願軍老大姐（人民大學是培養幹部的學校，學生中有不少從工礦企業、政府機關和軍隊中調派來的幹部），早先由系裡的黨組織指派她關心、幫助林希翎，準備發展林加入青年團。林成了右派份子，她便被說成是林的「褓姆」，也成了右派。她的未夫和弟自然同她屬於一群，也是右派。他的丈夫仍是軍人，在部隊中當然有一群朋友，那一群十幾個為中共打過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幹部，就因為是林希翎的「褓姆」的丈夫的朋友，統統成了右派份子。僅在北京一地，受林案牽連而戴上帽子的便有一百七十人之多。（注２０：《林希翎自選集》第四十七頁。）
鳴放時聽了林希翎的演講，讀了她的文章的青年，有不少給她去信，表示贊同。反右初起，林天真地以為大家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誰也不想反黨，黨組織若讀了那些信就會相信大家。於是她信件全部上交，請黨審查。誰知這一來，黨組織獲得了名單，那些青年全部落網，無一倖免。《中國青年報》記者詹寰一九五六年九月致林希翎的信，也被當局作為「詹寰的反動思想」的證據而登在《人民日報》上：「看看吧，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著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後人也許嗅不出其中的「反動」氣味，但《人民日報》卻就是憑此將詹寰定成了「反對黨的『勇士』」。（注２１：一九五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報》。）
禍從天降，古已有之，只不過於今為烈罷了。一九五六年，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一篇通訊《不應開設的商店》，批評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市為幹部設一家不掛招牌的商店，低價供應稀缺商品的做法。雖然文章寫於整風之前，與鳴放無關，但黑龍江省與哈爾濱市的父母官員們將這一年前的老賬翻了出來。牽涉到那篇文章的記者多為中共黨員，與那些當權派並無不同的政治信仰。但問題是，記者認為當官的不願與百姓同甘共苦，利用職權搞特殊化，有違社會主義原則，而當權者卻認為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過是農民意識，他們有功於黨，黨對他們多一點照顧，既談不上享受，也談不上脫離群眾；記者未經黨的許可，擅自將黨內的事向百姓公開，不僅僅是絕對平均主義在作祟，真實意圖還在於破壞黨在群眾中的崇高威信。
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冕皇帝」輸了那場官司。同當年延安整風時王實味因為抨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作了自己人的階下囚一樣，這群記者被定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不同的是，這一篇文章牽涉到《哈爾濱日報》、《黑龍江日報》以及《中國青年報》三家報社的三十多名記者，他們竟一個不漏地被一網打盡。如果做個文字遊戲，將那篇僅上千字的報道均分一下，則每人只能攤到不足三十個字。就為了那三十個字，他們從受人尊敬的記者變成了新中國的賤民。
既然從一篇文章就可以抓出三十多個右派，各級黨幹部還愁完不成上級交給他們的「指標」嗎？
第十二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