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7日訊】(希望之聲《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 聯結收聽
《九評之二》第二節《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李唐：之前在《九評之二》的第二節《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我們跟聽眾朋友談到，中國共產黨是由蘇共養育、讓它壯大來破壞中國的內部。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第二節的第三部分《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朗讀)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勳柱，無不摧毀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可倫比，起義過後，樓台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慘酷之禍，古今罕有。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朗讀結束)
李唐：剛剛李樂唸的這一大段，都是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寫的，只有最後一句「革命建立了恐怖的秩序」是對這一整段做的總評。在前一段提到的是在北伐革命期間共產黨搞破壞，到處搞暴動，我們講到了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其實就是兩湖秋收暴動的一個部分。在這裡特別把這個部分提出來講，就是要跟巴黎公社的流氓起義做一個對比、做一個佐證。
李樂：毛澤東寫的這一段裡面的幾個詞，我們是不是先解釋一下？「把你入另冊」是什麼意思啊？
李唐：「入另冊」就是把你編到另外一本冊，這什麼意思呢？這其實是在清朝時，地方政府會造人口冊，人口冊分為「正冊」、「另冊」兩種。好人編到「正冊」裡去，壞人就編到「另冊」裡去了。這裡指的就是在暴動的過程當中，他們就威脅土豪劣紳，要把他們編到壞人這個部分來，意思是這個樣子。
李樂：「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這「打轎子」的意思又是什麼呢？
李唐：「打轎子」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打」是動詞，「轎子」是名詞。李樂，鄉下有錢人出外是坐什麼？
李樂：他也是坐轎子？
李唐：他也是坐轎子。那所謂的「打轎子」很清楚，就是對這個轎子丟石頭，或者是拿個竹竿什麼的就去打轎子了。就是對有錢人，可能是因為不滿或者是嫉妒，用暴力去對付他們。
李樂：這跟東南亞那時候發生的排華運動有些類似。
李唐：就是華人開著車，他就去打車子。
李樂：「殺豬出谷」是指什麼呢？
李唐：這個指的是他們湧入這些土豪劣紳的家裡，土豪劣紳是農會給的這個名字，反正有土地都是土豪劣紳，農會實際上是共產黨所掌握的。
李樂：跟台灣的農會不一樣。
李唐：完全不一樣。他們跑到這些土豪劣紳家裡，把他們養的豬殺了分了，把他們家裡的存糧大家給分了。其實就是進去搶劫，叫做「殺豬出谷」。
李樂：原來是這樣啊！
李唐：剛才為聽眾朋友誦讀了《九評之二》的第二節《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這個暴動是發生在北伐期間，是屬於兩湖秋收暴動，或者說四省暴動其中的一部分，特別把這個暴動提出來講，是要跟巴黎公社的暴動做一個對照，都有地痞流氓造反的成分在裡頭。
李樂：為什麼說他們是地痞流氓呢？
李唐：從剛剛念的那一段，毛澤東所謂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可以看得出來，這些人是農村裡的地痞，但是毛澤東卻給他們非常高的評價，他說：在革命期內，許多所謂『過分』的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矯枉必需過正。
李樂：這常常被人家拿來講。
李唐：常被人家講「不過正不能矯枉」。
李樂：這其實是毛澤東講的，他的理論是很奇怪的。
李唐：毛澤東覺得你要糾正一個人的錯誤你要把他糾正到過頭，這樣才能夠把事情做好。在這邊有必要把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面相關的段落，念一下給聽眾朋友聽，大家就可以知道毛澤東的歪理是如何配合流氓地痞，然後跟法國的巴黎公社可以東西輝映。
毛澤東說：「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所謂「中派的議論」就是這種說法基本上好像誰都不得罪，事實上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毛澤東又說：「實際怎麼樣呢？的確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利無上，不許地主講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慾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所謂的『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貎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
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意思是你們都是罪有應得，這是第一個歪理。
第二個歪理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劣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利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地固的地主權力，所以農村中需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述所說的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的第二時期也就是革命時期是非常必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邊為了所謂革命，只要是為了革命一切都是對的，所以你可以殺人、放火等等，而且這殺人、放火還沒有罪，因為他是被逼出來的。
李樂：我覺得他有點奇怪，他所謂的革命是共產黨它自己內部所定義的一個革命，他並沒有顧慮到整個中國在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環境，它只有看到共產黨怎麼樣可以奪權，怎麼樣可以收買人心，我就這麼做，那時正值北伐期間。
李唐：它還說在第二時期內，所謂第二時期是《革命時期》，必需要建立農民的《絶對權利》，所謂《絶對權利》就是沒有人可以批評它。必需不准人惡意批評農會，必需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上，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
從這可以看到在這個時期對毛澤東來說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要做到這麼過分，所以他說每個農村都必需要造成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需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這個階段就是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裏比較完整的一整段話。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整個態度真的是讓人不寒而慄。
李樂：他所謂的第二時期就是革命時期，其實指的就是共產黨奪權的時期。
李唐：就是發動這種極端暴動的時期。只要在這個時期你以農民為民意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包括殺人、放火都是必要的。他的歪理還有一句叫做《水清無魚，混水才能摸魚》，也就是說你要把一池水搞得混濁不堪，你才可以去抓到魚。在很亂的期間，共產黨員才可以上下其手去做、去拿它們所想要的這些東西。
李樂：剛剛提到共產黨起家還有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他又講到了一點理論，我們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到，他積極要擴展自己的勢力，於是就放棄了城市的部份，他先從農村下手，所以他利用農民和地主之間配合的部份，他跟農民說，你看這些地主長期擁有權，你要不這樣暴動怎麼打破他們五千年來地主的地位呢？但其實中國傳統的社會並不是這樣運作，並不是農民被欺壓。我們在文藝小說中常會看到這樣的內容，是因為社會的問題的確是要被監督，所以這是需要被提出來的，但它可能只佔了全中國的2%。
李唐：很小、很小的一個比例。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這套理論，在當時的共產國際當中事實上這套理論並不是很被接受，因為共產國際它主要想要推動的是城市裡頭的工人階級，它們想要組織的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但城市裡的工人階級在當時是共產黨還沒辦法控制的，就是說城市的狀況是共產黨比較沒辦法控制的，所以毛澤東就想轉而從農民這部份去做。
毛澤東有一個策略被稱為《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他一直想要推動農民革命，才會去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我們之前有講到，在這份考察報告裡有講到這麼一句話，在之前的九評共產黨裡也誦讀過了，這句話我們大家再來複習一下，就是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
我們看到他就是要在農村裡頭發動暴動，而且要利用的是農村裡所謂的流氓地痞，透過這種人也就是連馬克思也看不起的這種人，因為這種人很容易被收買。毛澤東所看重的就是他們很容易被收買，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蠱惑。利用這些人在農村裡去大搞特搞，然後去製造各種的暴動，所以也就不見得是農民。
一般雖然說農民沒有讀過書或者沒有上過學之類，但是中國的傳統的倫理道德在農村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長期穩定的力量，所以說他要去破壞這個東西，但事實上很難，要不它要透過地痞流氓去帶頭，要不它就是用強迫的方式，我們看到在中共建國之後，它所用的就是這種威脅跟恐懼的方式。
你今天如果不跟著中國共產黨隨雞起舞，跟著《魔鬼》起舞的話，那它就要來治你了。所以要不它就是用地痞流氓的方式我們看到的，要不它就是用恐懼的方式，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它才能夠破壞掉這種傳統的道德文化以及社會秩序。
我想各位應該聽說過士、農、工、商這樣的說法。把工商排在後面不是說看不起工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結構跟社會條件，士、農、工、商按著這樣的秩序來排，為什麼士排在第一個呢？這並不是說讀書人很偉大很了不起，而是整個中國一個傳統的制度，在道德、在理法、在人倫、在整個社會秩序等等這些方面的維繫和建構主要是靠知識份子這個部份。
李樂：一個思想的部份。
李唐：所以我們看到即使中國過去是所謂的皇權、皇帝這種朝廷，但是政權的穩定主要是靠著它的文官體系，文官體系這些人都是讀書人，都是靠科舉制度起家的，所以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一個朝代要滅亡時，一定另外有一個現象就是科舉制度是開始被破壞的，而且科舉制度開始沒有辦法發揮作用了，看到很多的買官等等。
李樂：亂象就出來了。
李唐：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整個社會秩序的維繫就出了問題，因為知識份子在這裡扮演了這樣一個重要角色，所以他排第一位，那為什麼農民排第二位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以來是所謂的農業社會，所以農民在經濟上他是整個社會主要的生產者，所以他很重要。
另一方面是因為他也構成人口裡面的大多數，所以整個社會穩定也是農民，我們也看到傳統農民雖然他可能識的字不多，會講的理論不多，但是他們都過著一個相當自給自足的生活，彼此在農村裡面他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完滿的秩序在裡頭。士跟農這兩個為什麼排在前面就是因為他們是穩定整個社會秩序相當重要的一個基礎。
李樂：一個精神、一個物質。
李唐：毛澤東他要破壞他就一定要把這兩個都壞掉，所以我們看到他把讀書人打成臭老九，在農村裡面就要把農民改造成暴動者。我們從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九評空中讀書會》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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