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由於事先沒有徵求市民意見﹐因此它的保守內容﹐以及橫生枝節﹐特別是何時可以實現普選完全沒有交代﹐引起強烈反彈。但是它事先得到北京批准﹐所以特首在出國宣傳這個方案時透露﹐什麼時候普選﹐要北京同意。因此香港市民的普選要求﹐表面上是針對政府的政改方案﹐實際上是向北京提出要求。中共對此會抱什麼態度呢﹖
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後於延安幹部會議上所做的“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國民黨怎麼樣﹖看他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共產黨怎麼樣﹖亦可根據這個“最高指示”作如是觀。
事物的發展會發生變化﹐但從共產黨的過去和現在﹐在對待民主的問題上﹐並沒有看出它有根本的變化﹐只是增加欺騙性而已。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毛澤東提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口號﹐騙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跟共產黨走﹔但從一九四九年建政到現在﹐從來沒有見到中共為民主政治的發展做過什麼努力﹐反而把有這種主張的人士打成右派或關進牢獄。改革開放後﹐中共推行“村民選舉”﹐又騙了一批老外﹐但二十多年下來﹐太石村村民要撤換一個當局指定的村主任都沒有辦法。近來胡錦濤與溫家寶再次喊出民主口號﹐但是對異議人士與不同信仰的鎮壓﹐還是有增無減﹐包括動用黑道﹐明火執仗的開槍等等﹐顯然這又是一場騙局。中共既然這樣害怕民主﹐有可能對香港“恩賜”民主嗎﹖除非中共“變性”。
也因為如此﹐由中共在背後操縱的香港政改﹐就不能抱樂觀的態度。由於一位七十八歲老伯刊登“告訴我，我會看見普選的一天嗎？”的廣告打動人心﹐因此要求普選時間表成了泛民主派的共同訴求。並且發動了一場大遊行。十二月四日的遊行統計數字雖有分歧﹐但至少有一﹑二十萬人參加。由於特首曾蔭權倚仗自己的高民望而自以為是﹐因此這個遊行人數使北京與特區政府大為震驚﹐因為賭王何鴻燊只開出五萬人的盤口。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參加﹐使各種“陰謀論”紛紛出籠﹐包括被美國收買主使在內﹐甚至認為她要在二○○七年競逐特首﹐反映北京的不安。
針對民眾的訴求﹐特區政府耍弄一些手段來化解﹕
一﹐徵集支持政改方案的簽名運動。民建聯等親共團體街邊擺檔徵求簽名。他們揚言收集到近七十八萬人簽名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從而代表“主流民意”﹐向泛民施壓。實際上這個簽名很有問題﹕第一﹐他們打出“支持政改﹐實現普選”的旗號魚目混珠﹐欺騙民眾﹐把政改方案與政改混淆﹐把遙遠的目標當作現時的訴求。有民眾被騙後向媒體投訴。第二﹐簽名沒有表露任何身分﹐也可以一人多次簽名﹐從而為數字灌水。何況用簽字來與遊行人數比較怎麼可以呢﹖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主流民意﹐他們為何又不敢以公投來決定何時實現普選呢﹖
二﹐加強對泛民主派的分化瓦解工作。政府與親共人士不斷拋出可以被爭取的泛民人士名單﹐來分化他們的團結。在投票前夕﹐曾蔭權不但發表電視演說號召只要有個別泛民議員做“民主英雄”投支持票﹐方案就可通過。他還找了幾位泛民議員吃晚飯﹐一直到投票前的中午﹐還找他們談話。做出這些動作是打心理戰﹐使泛民陣營互相猜忌。只要有幾個私心作怪把持不定﹐就可瓦解泛民隊伍。所以泛民特別“看住”由會計功能組別選出而又受到該組特別大壓力的譚香文議員。﹐由她在投票前公開表態投反對票以穩住軍心。結果泛民只有劉千石投棄權票﹐其他全投反對票。
三﹐親共陣營連袂而出。在遊行前﹐曾蔭權自認自己威望高﹐民調支持政改方案﹐所以有恃無恐。親共人士對這個港英餘孽也冷眼旁觀﹐沒有太積極支持他。後來相信中央講話了﹐所以大舉出動為他護駕﹐不但大造輿論否定遊行﹐各種謾罵腔調也出來了。更引人注目的是原北京“四大護法”之一的許崇德教授跳出來指責陳方安生因為不甘寂寞而“一枝紅杏出牆來”。一個老法律專家用這種輕浮的語氣來評論政改﹐實在有失風度﹐也反映了北京內心的嚴重不滿。而曾蔭權穿了中山裝走上街頭﹐在民建聯的簽名攤檔作秀﹐也顯示了他終於選擇了土共做他的“戰略夥伴”。
二十一日晚上的表決結果是三十四票對二十四票﹐一票棄權。曾蔭權在凌晨立即發表談話表示遺憾﹐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則怒氣沖沖指責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警告反對派要承擔後果。他把民主派改名為“反對派”﹐因為反對他們的政改方案就是反對民主。如此一來﹐支持政改方案的中國共產黨就成為“民主派”了﹖
北京的態度值得關注。不但港澳辦主任廖暉在深圳坐鎮﹐有報導說主管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曾慶紅也在深圳就近指揮。方案被否決後港澳辦低調發表聲明﹐表示對曾蔭權的繼續支持。但是許崇德再次出來說話﹐雖然聲稱北京不會關上溝通大門﹐但又揚言曾蔭權有權解散立法會。如果正如特區政府所言﹐他們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那麼解散立法會重新選舉﹐泛民勢必兵敗如山倒﹐保皇派就可以在立法會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票數的支持﹐為何又不何樂而不為呢﹖
二十二日﹐曾蔭權再出來會見媒體高層人士﹐講了一些話﹐大致內容有﹕
一﹐本來已經爭取到泛民六位議員的票。但是他沒有解釋為何後來又會失去﹖這似乎是說給北京聽的﹐不是他無能﹐而是泛民太狡猾了。希望不要因此而失寵。
二﹐以後要埋頭經濟與民生工作。似乎恐嚇以後不再發展民主政治了。果然如此﹐不是違反基本法對普選的承諾嗎﹖
三﹐指責李柱銘等出訪爭取國際援助。曾蔭權自己可以出訪介紹政改方案﹐為何泛民就不可以﹖曾蔭權這樣講的目的是把他的失敗推給老外﹐迎合中共的狹隘民族主義心理。
四﹐很重要一點是﹐他說﹐“中央未來的反映不會好尋常”。也就是說﹐中央會作出不尋常的反應。怎麼不尋常法﹖也就是會對香港做出懲罰﹖那不是像小孩鬥氣嗎﹖
本來﹐既然曾蔭權知道何時普選需要北京做出決定﹐那麼當香港市民要求普選時間表時﹐他應該立刻去北京與中共溝通﹐答覆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說十二月二十七日會到北京述職。那是他認為方案必然通過而去彙報他的得意傑作﹖正是他做出這樣的錯誤判斷﹐因此不是去北京說服中央﹐而是一直留在香港運用權謀來分化香港民主派﹐一旦分化失敗﹐也就是他的方案的失敗。不將精力來解決方案內容﹐而放在使用什麼手段促使方案通過。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是曾蔭權失敗的根本原因。當然﹐如果曾蔭權事先去了北京而仍拿不出時間表﹐也許反而會得到市民的同情而讓政改方案過關。
事件的後續發展會如何﹖關鍵在於二十七日曾蔭權去北京後﹐中共是甚麼態度﹖對曾蔭權他們當然要表示支持﹐否則上台才幾個月就把他拋棄﹐不是顯得自己也太無能嗎﹖要懲罰香港民主派與香港市民﹐倒可以表演一下給世界看看。重要問題還在於中共對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抱什麼態度﹖因為曾蔭權至今沒有回答為何不能訂出普選時間表的理由﹔中共媒體更避免提到普選時間表﹐他們最怕就是中國人民也要求有一個普選時間表。因此對香港泛民來說﹐今後的任務就是將爭取普選時間表作為重點任務﹐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到讓十三億中國人民都知道﹐從而也讓他們不斷向北京要求普選時間表﹐香港泛民擴大為中國泛民﹐香港就有希望﹐中國也才有希望﹐讓六四﹑汕尾等屠殺事件結束﹐讓大小礦難大為減少﹐讓各種宗教信仰自由發展。──原載《爭鳴雜誌 2006年1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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