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某日偶爾看到鳳凰衛視《鏗鏘三人行》，是在談大陸的「知識分子」問題，原來其中的特約嘉賓竟是《讀書》的主編汪暉。我久聞汪暉是新左派的領軍人物，後又聽到江湖傳聞，由香港某巨富襄助的百萬元巨獎「長江《讀書》獎」，明明讀者評選獎的榜首為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而《讀書》雜誌和評委會因顧忌當局會因之不悅，竟然昧著良心推倒重來，硬是把一位「新左派」的首腦人物的著作扶為魁首，一舉摘取百萬巨獎，導致士林嘩然，於是各方要求公佈原始選票，卻遭《讀書》雜誌堅拒。而此位立地成富者是誰？好像就是汪暉吧。
撇開那些蝸角虛名和銅臭故事不提，我倒很想聽聽汪公是如何縱橫評說知識分子的，聽著聽著，卻不得要領，反而是《鏗鏘三人行》裡的另一常客提過一句：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現實批判的傳統角色。但汪暉沒有正面回應，主持人竇文濤也沒有跟進，於是大家也就避而不談了。然而咂品之下，汪暉亦非完全沒有說及這話題，他說的（大意）是：現在的知識分子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樣了，發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進入體制內，從內部起作用；另一部分下海了，成為市場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汪暉接著說，《讀書》帶頭搞起「三農問題」的討論，在全國激起很大反響，此外《讀書》還搞過幾個重大話題的探討（他沒細說），也都很轟動。在我聽來，他的意思是，傳統的批判現實、秉持公義的知識分子風骨，已讓位於做「實事」，探討實際問題。聽去不無道理，但「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是否就能取代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和擔當精神？就拿「三農」問題而論，它是市場經濟不健全的併發症，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政治專制主義的惡性潰瘍？歸根到底，離不開對中國現狀的判斷，這是一個行進中的市場經濟時代，還是一個市場經濟畸形發育和不變的政治專制的混合型「後極權時代」？故此我聽來聽去，一場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末了也沒有真正談及知識分子的問題。
知識分子為社會良心的象徵，這在中國本無例外。不過，五七年反右敲斷了中國士人的脊樑骨，之後更是漫長的政治高壓和精神恐怖年代，彼時的社會良心不是「被狗吃了」，而是被鐐銬枷死了。然而知識分子對真理、良知、正義與社會公正的追求，畢竟是先賢傳下來的精神道統，儘管氣若游絲，卻不絕如縷，恍如永不枯涸的泉眼，冰封之下，於無聲處，仍有林昭、顧准、遇羅克、張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鐵幕的吶喊……及至嚴寒稍退，解凍的春潮頃刻又泛過了專制的高壩。「後文革時代」就是生機復甦的陽春季節，在集權政治的裂縫裡，長出了一片蔥綠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後文革時期」看上去已日趨馴良的專制巨獸，竟以「前極權主義」的最凶殘的暴力方式猝然終結了這個時代。
十七年來，槍炮聲未嘗遠去，坦克的履帶依然輾壓著中國人的中樞神經。在這個冗長而沉悶的「後極權時代」，中國士人的精神狀態出現了與「前極權時代」迥然不同的變化，幾乎所有體制內的知識分子都染上「集體失語症」，他們普遍迴避了批判社會，針砭現實的道德責任。如滔滔濁流一般的貪污腐敗、貧富不均、濫權枉法、吏治黑暗、無官不貪、無富不奸、私德蕩然、公德崩潰、坊間百姓失落了誠信而政府更毫無公信力……這是一個散發著霉爛朽敗氣息的社會，而面對著它，中國的知識精英卻「失語」多時矣。這種人文景觀，便成了江、胡兩朝代的特徵。究其因，除了六四夢魘的暴力威懾之外，不能不提及統治者行之有效的「贖買政策」。
九十年代起，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物質待遇作了很多調整，從評定職稱、提高薪酬、附加各種津貼和待遇、房屋分配和內部價格售房，醫療、用車或用車津貼…..總之，大陸作為森嚴的等級社會，也讓知識分子分一杯羹，進入這個等級體制之內。當然，僅限於安分守己的人，凡是膽敢拂政權逆鱗的，則掃地出門，若論人身囚禁那只是最後手段，首先是讓你「不稱臣者不得食」。而在中國大陸這非驢非馬的半截子市場化商品化社會裡，生活的壓力，致令「君子謀道不謀」、「從道不從君」的精神道統發生了蛻變。黨壟斷著從公共權力到經濟命脈等一切資源，唯一未能掠去的是知識分子的道德資源，自江澤民時代始，中國士人對社會公義的關懷的確被大大稀釋了。現實是嚴酷的，叛逆者在體制內難覓生路，體制外也斷難存活，因為這個政權君臨一切，任何民間企業、機構、單位也在中共的「鷹眼」之下，要仰權貴的鼻息。哪怕百分百的民營企業，在目下的中國就要百分百地依附權力。思想異議人士的存活空間可有立錐之地？更絕的是，胡錦濤還要訂立打上「新政」印記的戒律，此份紅頭文件嚴苛地切斷了所有官辦、民營企業與民間團體及人士的經濟支持。民間學者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並撰文登載於《南方週末》，旋即遭《解放日報》評論員文章大張撻伐，指斥為「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此篇大批判檄文日前還受到該報嘉獎，列為年度「獲獎」之文。
來自網絡民間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概念，何以觸痛了專制政治的敏感神經叢？如哈維爾所言：「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
人說「高薪養廉」，大陸卻是「高薪養奴」。於是人們便得睹奇觀，一些「知識分子人渣」迅速泛起，六四之後曾名噪一時的何新，已非萬人唾罵的孤單例子，現時這種「知識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學教授韓德強，為集權體制鳴鑼開道之餘，更呵斥批判專制、追求民主的異見人士：「做人要講良心，我們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卻一天到晚咒罵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從墳墓裡刨出來鞭屍。」還有《切.格瓦拉》話劇的作者之一黃紀蘇，他在謳歌革命英雄之餘，又攻擊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喻之為「玩反極權的蹦極跳」，他也認為批判當權者的異議人士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甚至鼓吹把異議人士都流放國外去當「活烈士」。類似人物還有清華大學的曠新年等。他們有的是極權統治者的家臣，有的則是食客。然而，要說奴才一族人丁興旺，那也太過抬舉了他們。知識分子的道德退化和精神「矮化」，主要還在於背向社會、背向人生，迴避道義擔當。更多的知識分子是墮入精神「犬儒」狀態，麻木、冷漠、玩世不恭……為了推卸良心的重壓，他們不但「躲避崇高」，而且嘲笑崇高；自己的道德矮化了，卻要去矮化比他們高大的人，把標尺的刻度拉下來，於是自己看上去也不那麼矮了。例如訕笑政治異議者為表演「反政府秀」的不但有新左派、新毛派和「愛國教」的信徒，許多自稱思想獨立的士人也時作此語，以安撫自己蒙垢的良知與沉滯的心脈。「我既如此，你比我還不如！」又或「政府不是好東西，但豈知你那一套更糟！」如果用王朔的話來說，就更為「頑主化」，他寫道：「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當人看，就沒有人把你當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沒有翻不過去的坎。」將之推演下去就是：「我不是人，你也不是什麼好鳥。」這種自嘲自解，在一個政治低氣壓的沉悶時代，可謂一劑安神固元的萬應藥方。
其實，後極權時代知識分子的失語症，歸根到底來自對專制主義的原始恐懼，為了淡化這種恐懼，他們寧可相信或者假裝相信當下中國的「威權政治」是會逐步轉型的，春雨夜來，大江東去，只須順水推舟，甚至穩坐槐樹下眺望漁火明滅，一切都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以往中國人流的血泊和眼淚已經太多了，那些自由民主的精神啟蒙與實質性的抗爭，都是「偽善」和「偽崇高」。作出如此判斷，他們就可以洗刷自己因恐懼而帶來的恥辱，惜乎烙印一般的恥辱是怎也洗不掉的，誠如哈維爾所說：「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話……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這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精神恥辱無處不在，你怎也躲不開。
說來也巧，當哈維爾成為牢獄的常客時，另一位知名的捷克流亡異議作家米蘭.昆德拉也譏諷過哈維爾和「七七憲章」知識分子抗命運動為「反極權秀」，非但是「無用功」，也有獵名的「偽烈士情結」。結果固若金湯的專制城堡須臾毀於一旦，在後極權主義的瓦礫之中，米蘭.昆德拉終於痛悔前言，咀嚼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真義。
知識分子為社會良心的標誌－－這精神道統在中國大陸會發生代際斷裂嗎？顧准、李慎之、林牧、何家棟、蔣彥勇、丁子霖之後安有來者？厚土裡隱隱傳來了地火運行的聲音……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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