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9日訊】－－讀夏業良《公共問題的經濟解讀》
對中國經濟學界頗有影響的制度經濟學家大師諾思說過：一個國家的政體決定著、指導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也就是說除非我們構造出一個穩定的、高效的政治制度，否則，我們就絕無可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高效的經濟制度(見夏著第175頁引文)。或許是出自對這一看法的切身體會與認同，中國經濟學界在過去幾年中的一大變化就是開始從只關心經濟發展轉向關心經濟生活的社會政治條件，尤其是經濟發展的制度條件(包括政體條件)。
新銳經濟學家夏業良博士的《公共問題的經濟解讀》是這一變化中值得留意的路標。雖然我本人並非經濟學家，對純粹的經濟學問題沒有發言權，但我關注的是實現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條件。正像經濟學家樊綱在該書中序言中所指出的：「對我們當今的中國人來說，理解制度這個公共物品供給的『政治問題『，在目前比理解市場機制本身更重要，只有充分和深入的體制改革，才能產生一套有序運行的市場機制「。(第2頁)
中國需要的什麼樣的充分而深入的體制改革？作者提出了中國政府制度創新的三項內容：1、在政府類型上從無限政府轉向有限政府；2、在治國方式上由政策治國轉向制度治國；3、在政府職能轉變上由無所不為轉向有所為有所不為。(第177-180頁)
如果我們把上面三項內容濃縮在一起，同時結合中國國情；如果我們要尋找最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政府體制，依我看，聯邦主義應是首選。聯邦主義政府是最典型的有限政府，聯邦主義政府的治國方式首先靠的是憲政制度。中國傳統的中央集權大一統是適應自然經濟與計劃經濟建立起來的，現在中國已決意改行市場經濟，從中央集權大一統向聯邦主義的分權政體的轉變。
聯邦主義政體的一個巨大的優越性就是它十分有益於個人的方方面面的自由，因而也有益於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包括私有財產權制度，競爭性的自由企業制度以及自由貿易、契約自由等等經濟自由。聯邦主義珍視個人的經濟自由的結果之一是實現了國家的富強。對經濟自由的珍視與對繁榮的追求是各國去爭取並實行聯邦主義的一個重要動機。
聯邦主義的目的之一也正是為了保護每個個人的平等權利，保護合理的、公平的競爭，使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和首創精神得到充分的發揮。聯邦主義鼓勵自由競爭，有利於市場經濟。作者也注意到，「中央政府通過適當的權力下放，就可以提高地方政府間的競爭水平。「(第181頁)故須在「在政府制度安排中引入競爭性機制來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 (第180頁)。而正是聯邦主義能夠使得一國內各級政府之間引入充分的競爭機制。聯邦主義有助於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因此，聯邦主義有助於使個人得到最大限度的選擇自由。
聯邦主義的魅力之一在於它與繁榮與富強之間的內在聯繫。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最富的國家是那些實行聯邦主義的國家。如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荷蘭，十七世紀後期以降的英國(英國實際上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是一個聯合王國)和十九世紀至今的美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時的中國事實上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拋開聯省自治不說)，經歷了二十年的繁榮。
經濟學家楊小凱發現：美國用聯邦制度、三權分立、普通法、憲法司法化和用憲法嚴格限制國家權力等一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意識形態在一個統一、實行地方自治的大國內解決了上述國家功能的兩難，因而使其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
哈耶克的發現與當代的歷史都表明，在中國，當中央的權力衰落並出現某種程度的地方分權的時候，就是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大好契機。中國當代的經濟發展與其地方分權與權力下放是分不開的。當今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問題也與地方分權不徹底高度相關。
有人會說，如果聯邦主義有助於國家的富強的話，為什麼那些實行聯邦主義的國家有窮有富？富的聯邦主義國家固然很富，如美國、瑞士、奧地利、澳大利亞、加拿大；窮的聯邦主義國家依然很窮，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俄羅斯等。如何解釋聯邦主義國家在繁榮程度上的巨大懸殊呢？
在聯邦主義的大範疇之內，各國的政治經濟特點各有千秋，聯邦制度也因國而異。不同的聯邦制度產生不同的經濟績效。聯邦主義國家之間在富強程度上的差異是由各國對下面的一系列問題的不同回答方式所決定的。
各成員體與地方政府對其所管轄的經濟是否有充分的自主權？聯邦政府能否有效地維持全國性的共同市場，有效地消除市場要素流動的障礙？各成員體之間是否有貿易或經濟、政治壁壘(如戶籍制度、歧視性的文官制度等)？是否有一整套的制度與法律來保護地方的自治權？聯邦政府是否為各地政府發展經濟提供了充分的激勵機制(如提供充分市場保護，實行公平的補貼，進行建設性的干預等)？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分配是依據不斷變化的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還是依據獨立於聯邦政府意志的法律性規則架構？在經濟政策上是由中央實行「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還是由各地自己去「因地制宜「？聯邦政府是充分尊重各成員體的自主權，還是要求它們對聯邦政府的無條件服從？各地政府之間的競爭是否良性？是為提供更多的自由而競爭，還是為增加稅收而競爭？
經濟增長需要特定的、充分的政治支撐，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充分自由的、法治的政治與經濟環境，這樣的環境有利於私人的與公共的投資。聯邦制度自身的健康與健全程度、權責劃分的合理程度、經濟自由與財產權得到保護的程度、整個社會的法治化程度、資源配置的合理性、聯邦政府與各成員體政府的合作程度與信任程度都影響到國家之間富強程度的差異。
其他的因素還包括：整個經濟的自由程度與政府的權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程度，地方政府的經濟績效，對腐敗的有效控制程度等，以及聯邦和地方政府能否有效地為全社會提供一個值得各方信賴的可預期的制度與規則框架，使得人們對彼此的行為能夠產生合理的預期。
另一方面，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是貧困的同義語，而計劃經濟的政治邏輯就是中央集權。因實行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而導致貧困的國家舉不勝舉。計劃經濟與聯邦主義是不共戴天的。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肯定不是聯邦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聯邦主義國家不可能是實現計劃經濟的國家。當一個國家自稱是聯邦主義，又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它肯定是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國家，而絕非聯邦主義國家。前蘇聯便是這樣一個徒有聯邦之名的地地道道的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國家。
聯邦主義的政治秩序之所以可取，是因為經濟自由是聯邦主義的一個重要而且必不可少的方面。這就是說，市場經濟離不開自由的市場經濟。這樣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必須是自由的，是指市場經濟有不受政府任意干預和人為控制的自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可以不受憲法與法律的管制。
經濟自由不是目的，也不是手段，只是公民應該享有的、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經濟自由以及像政府和每個人對公民的經濟自由相互尊重，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權力總是受到限制，也排除了中央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國民經濟的權力的正當性。
高高在上的中央計劃者永遠不可能知道地方的特殊需求，在大國更是如此。伴隨著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往往傾向於政治掛帥，抑制甚至剝奪經濟自由，因此難免要限制甚至阻礙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央集權對個人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的潛在的威脅。
聯邦主義與自由市場經濟有著基本的相同之處，它們都服從自由、正義的法則，並維護自由正義的法則。任何限制乃至剝奪正當的經濟自由都是與聯邦主義的精神相違背的，並最終以繁榮和社會的政體自由度作為代價。最理想的聯邦主義是「市場保護性的聯邦主義「(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在這樣的聯邦主義政體之下，各成員體政府有充分的經濟自主權。選擇自由、選擇繁榮，就必須選擇聯邦主義。對大國更是如此。
因此，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把目光轉向聯邦主義。夏業良這樣的關心公共問題的經濟學家應該帶個頭，更多地關注聯邦主義的經濟理性和運行規則，為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建設提供新鮮的思路。
－－原載：《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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