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
主持人：冉雲飛
主講人；王怡
時間：2006-3-18
錄音整理：黃維才
王怡：
謝謝冉雲飛，謝謝各位新老朋友，今天能夠抽一個下午，到這個茶館來參加讀書會的活動。我想我們來到這裡，是因為我們心中有一個理想，一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理想，一個在茶館中暢所欲言的理想。這個理想不斷地遭到我們這個政府的公開羞辱，有些事情兩三回就麻木了。但朋友們能到這裡來，說明我們這個理想還有溫度，還沒有熄火。
從03年以來，國內部分新聞媒體開始尋求突破一定的言論管制界限，去爭奪，去拓展公民的言論自由。當然在這之前也一直有努力，像《南方週末》等言論先鋒。但03年以來的確湧現出了一大批這樣的媒體和新聞人，他們在政府的新聞和言論管制，以及市場化所帶來的壓力和誘惑這兩重壓力的夾擊下，去尋求這種縫隙。我記得03年的時候《財經》雜誌的胡舒立女士曾在美國獲得一個新聞自由獎。這個獎的頒獎詞裡有句話我印象很深，它這樣評價胡女士和她的財經雜誌。它說胡女士「在政府不滿意和政府真正禁止之間，有勇氣也善於找到一個時間差」。我想這也是03年以來一大批自由派媒體爭取拓展言論自由的方式之一。我們可以數出很多像《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京報》、《財經》、《中國新聞週刊》、《瞭望東方週刊》等一批媒體。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03年以來，尤其是04年，尤其是05年，就是越離今天近的時候，政府越是對這一批新媒體的努力開始加強打壓。所以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一系列事件，比如對《南方週末》是長達數年的反覆閹割。《南風窗》也被反覆地打壓，但公眾知道得不多。《南方都市報》喻華峰的案子是一個典型，甚至於以經濟犯罪的名義來打擊新聞人，也用洩露國家機密罪的名義來打壓記者。還有從其它媒體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幾年以來，第一是開始進入對媒體大規模鎮壓和管制的高峰。第二個是與之相應的，就是共產黨的宣傳部門包括其它的新聞控制單位，他們的權力越來越膨脹，他們採用的手段一個方面是越來越精緻化，另一個方面也越來越粗魯、野蠻和直接。
儘管中宣部的權柄一直存在，各種管制部門對新聞媒體的壓制也一直存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宣部門它的控制力量和有效性的確有一個削弱的趨勢。但最近這幾年突然膨脹起來。權柄越來越大。我們知道焦國標先生兩年前有過一篇《討伐中宣部》。在冰點事件出來之後，焦國標又有一篇文章叫做《圍剿中宣部》，希望面對冰點事件所爆發出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對於中宣部門、對於新聞管制的那種步步緊逼，應該做出一個強烈的反應，一種比獨裁者還要強烈的反抗。所以他說要《圍剿中宣部》，我把今天的這個講座也當作我們圍剿中宣部的一個民間努力的一部分。
冰點事件有幾點跟其它的新聞打壓事件不太一樣的地方。一是在最近幾年媒體所受到的壓制裡邊，冰點事件中的反彈，民間的反彈到此為止是比較大的。這次的兩會，有一個政協委員回來對我說，李長春專門到政協新聞組別去了一趟，為冰點事件定調子，他說現在團中央和中宣部的壓力很大。但不管壓力多麼大也一定要頂住。你看人家就那麼一小撮人都頂得住，未必我們老百姓還頂不住嗎。
這一點看上去好像很奇怪，因為中國青年報是體制內的大報，是共青團中央的機關報。不像《南方都市報》、《新京報》這些媒體是一個市場化當中興起來的民營化媒體。人家這個報紙在底下，有人是當作中央精神來領會的。但我們注意到這幾年市場化的媒體在遭受到政府打壓的時候，他們的反彈，他們的反抗往往比較低調。當然也有一些較強烈的，比如《新京報》，他們在去年被打壓，楊斌被撤職的時候，他們的編輯和記者採取了一種消極的抵抗方式，差點釀成一次不能出刊的事故。第二天早上這些編輯和記者不去上班了，然後打電話說各種理由。新聞部說昨天晚上喝高了，今天來不了。另一個部門也打電話說塞車了，生病了，反正來不了了。就是用這種變相的罷工方式作了一點抵抗。那麼其它的比如說《南風窗》，它核心的力量幾乎全部被調職，但是《南風窗》卻基本上沒作任何抵抗，也沒有在媒體上，在各種公共輿論空間裡面更多地讓我們知道。反而這一次，媒體裡面和共產黨最接近的地方，動靜是最大的。這是冰點週刊了不起的地方，是李大同、盧躍剛他們了不起的地方。有時我們站著不腰痛，想得很簡單，認為官越大的，錢最多的，資格最老的，說話的風險就越小嘛。老都老了，說一兩句話怕什麼呢。但其實我們知道，越是有位置有影響的，越是既得利益大的，離共產黨離得近的，近得總書記放個屁都聞得到臭的，就越是不容易說真話。因為人家的機會成本比你高得多嘛。
第二是這次的反彈，集中針對了中宣部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它的閱評制度、閱評小組，一個是它的黑名單。以前有個說法叫「電話治國」，現在的新聞宣傳部門包括其它一些部門，開始用電話的形式去治國。禪宗的話叫做不立文字、黨外別傳嘛，他們也採取這種不立文字的方式。比如今天給你打一個電話，說王怡的文章你不要登。他不會訴諸於文字，搞個文件來傳達。他就是一個電話而已。甚至有時候你都不知道這個電話是誰打的。所以我們的媒體和記者有時候真是非常可憐。有一次一個編輯給我說到這個的時候，我說你就不核實一下這個電話到底是不是宣傳部門打的？我哪天打個電話說不准你登溫家寶的消息，你怎麼辦呢？有個記者採訪剛回來就接到不明電話，說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要破壞兩岸關係，要犯政治錯誤，這個記者問你是誰，對方說連我是誰都不知道，你才當記者幾天？不知道自己去打聽。你看這樣的電話，本質上和黑社會的恐嚇電話已經完全沒有區別了。管他是誰打的，反正就是恐怖主義。所以他是用一種不立文字的方式來粗暴地擴展他的權力。而且越來越和利益結合起來了，你有什麼負面報道，和宣傳部門某個人鉤上關係，打個電話去報社，就可以借這種黑社會的權力把事情擺平。
第三點是黨內力量在冰點事件中的作用，13個黨內民主派的陣容，是近年來比較豪華的。他們也借用了中共黨內的一個文件，在八十年代胡耀邦時代通過的《關於黨內民主生活的若干準則》，那時已經提出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藍圖。這個文件在八九之後就陷入凍結了。但是還是有效的。這次借用這個胡耀邦時代的黨內民主文件，來反抗胡錦濤的倒行逆施。所以李大同他們包括後來的13位作者寫的公開信裡邊，都提到了這個《準則》。說你今天中宣部，團中央包括胡錦濤你們的一切作為就是違反這個《準則》的。他們具體地列舉了這個準則裡邊的很多表述。共黨內部的民主派還有沒有用，可以拭目以待。在中國的民主化轉型中，曾經的共產黨人還能不能為自己挽回一點做人的尊嚴和歷史的問責。要是有那麼一兩個共產黨人在這個轉型中能贏得一點大家的尊重，也算是為自己的共產黨身份贖了罪了。共產黨明知道自己雖然贏在目前，但已經輸了歷史。就應該把這樣的黨員當作寶貝供起來。
實際上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黨政之間在職能上的分開還是有過一定的發展。黨的一些機構在九十年代中期有一個轉向低調的趨勢。但最近這幾年我們看到一個重新的反彈，重新的一個膨脹。中共的幾大非法組織我們可以數一數。我曾經數了五個。當然他整個都是非法的，但我說的這5個就是按今天的所謂黨紀國法，那都是非法組織。一個是中共的政法委，高居於中國整個司法制度之上。我們即使去看共產黨自己的黨章，也是沒有政法委這樣的組織的。更沒有在它的黨章裡自我授權說這樣一個組織可以統一領導和統一干預全國的司法。所以政法委是不折不扣的非法組織。第二就是中共的宣傳部門，中共宣傳部門也是置身於整個新聞、言論、宣傳、出版的自由之上。最近這兩年打壓新聞媒體的趨勢當中他們的權力越來越膨脹，這也是一個典型的非法組織。其它的比如610辦公室後來的反邪教辦公室，籠罩在整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上，也是一個最典型的非法組織，而且是賊喊捉賊的邪教組織。基於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有組織地使用暴力鎮壓他人的信仰自由。如果這個不算邪教，其實天下就沒有邪教了。
剛才冉雲飛說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在以前很多人也在討論和評價所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概念。從這個抗爭的方式來講，也有一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方式。那麼第一種就是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了。另外一種就是我根本不和你玩，我就是民間社會，我站在我的價值立場上來表達我的觀點，來建設我們自己，而不是去顛覆你，我對顛覆你已經沒有興趣了。我自己就是第二種立場。我的興趣是建設我們自己。就像今天坐在這個茶樓裡面，我們這個讀書會一直持續了兩年多時間，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呢，就是建設我們自己。我們過自己的生活，發表我們自己的意見，讓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你聽不聽得見，或者跟你那個主流意識形態是不是相符合，有沒有改變你的效果，我們並不在乎。我們就是自動行使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的憲法權利，我們只是在一個專制社會裡，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個公民來看待。至於你不把我當一個公民來看待，是你可憐，不是我可憐。
但我們觀察冰點事件可以看到很微妙的一點。我自己不願意做任何體制內的努力，我也沒有把自己看作任何意義上的體制內人士。但是，我對在體制內進行抗爭的這些人與事，仍然保持一個極高的尊重。我尊重冰點週刊的李大同、盧躍剛、賀延光他們，尊重那些在體制內媒體上堅持抗爭的這些人。包括中共黨內的十三個元老出來發表公開信，他們也是一個體制內的抗爭，也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他們拿胡耀邦時代通過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來反抗今天的胡溫體制在意識形態上的左轉。那麼我對這樣的努力保持我的尊重和支持。
我們可以看到冰點事件裡面有幾個群體。一個是它的編輯群體，在《中國青年報》的內部，形成了這樣一批有價值理想，對新聞事業，對中國人的言論自由，有自己的懷抱而不僅僅是在這個報刊裡面混一個職業的這樣一批編輯記者群。這是很了不起的一點。像李大同，在1989年是中國新聞界對話團的代表之一。當時大概是通過胡績偉提出一個建議，要求中央跟新聞界對話，李大同就是這個對話團的代表。盧躍剛的寫作作為一個記者，他是承接了八十年代以劉賓雁為代表的報告文學的風骨，在九十年代他寫的《大國寡民》這樣的一些作品裡面，一直頑強的延伸著八十年代新聞記者的那種道德良知。賀延光也一樣，賀延光主要是一個攝影記者，但他身上也非常明顯的有著一個新聞人的道義和價值的良心。還有其他的編輯和記者，我們知道盧躍剛在04年致團中央書記趙勇那封公開信時，就已經表現出了整個中青報的編輯記者群在堅持新聞自由方面的一種抗爭。當時這封信出來以後，趙勇當時曾下令要取掉盧躍剛的采編署名權。他這個命令下來後中青報幾十個編輯和記者聯合起來反抗，說如果盧躍剛不能出現的話，我們全都不幹了。當他們作出這樣一個反彈後，第二天共青團中央就收回了成命。讓盧躍剛繼續留在那裡。所以共青團也好，中宣部也好，恨死了這個中國青年報，恨這個群體，恨這個冰點週刊，已經恨到晚上睡不著覺的地步了。因為哪裡有自發的公民，共產黨就在哪裡淪陷。比如今天在這個茶館裡面，我看共產黨就已經淪陷了。他們暫時沒有統治在座各位朋友的靈魂。最近這一年多，冰點週刊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新聞界唯一的一個亮點。冰點這個概念也很有意思，在你那裡是冰點，在我這裡是沸點，在我這裡是沸點的在你那裡卻是冰點。這也表示出他們那個群體對自己的一種價值的評價和擔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來報道老百姓都認為是沸點的這樣的事件，這樣的事件和觀念，即使在你那裡是冷得已經結冰了的事件。我自有我的評價標準。我建設我自己的評價報准。那麼這樣的編輯群體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第二個是作者的群體，在冰點週刊兩年的時間內，形成了一個作者的群體。這個作者群體我們也看到在冰點事件之後，有13位主要的作者包括崔衛平、賀衛方和朱學勤先生等。他們也有一封聯合的公開信表示聲援和抗議。我們在座的也有冰點的作者，范美忠。我沒在冰點發過文章，但冰點發過對我的專題報道，當時也是頂風而上的。我很感謝他們的勇氣和擔當。尤其在這個作者群體裡面，我們知道有一位是台灣的龍應台女士，龍應台的文章第一次在冰點上，是連、宋訪大陸的時候。盧躍剛向龍應台約稿，說你能不能寫一篇關於介紹台灣民主的文章。龍應台就先寫了另外一篇文章。她考慮在大陸的言論尺度，考慮到中青報編輯的風險，她當時寫了另外一篇比較溫和的，然後交給盧躍剛。盧躍剛看了以後說，這篇文章不行，我不能給你發。龍應台就很生氣，她誤會了，說這樣尺度的文章你都發不了，你還約我寫文章幹什麼呢？盧躍剛說，不是，你篇文章太溫和了，發了沒意思。我向你約稿，就是要你該怎麼寫就怎麼寫。要你的龍旋風。那龍應台說我寫出來你發得了嗎？盧躍剛說這個問題不由你負責，發得出來你請客，發不出來我請客。所以龍應台就寫了那一篇《你所不知道的台灣》。這篇文章後來在中青報出來後引起很大一個反響，文章介紹了台灣民主化之後的整個社會和政治方面的生態。那中宣部是很不高興的。但因為龍應台是台灣的作家，考慮到這樣的因素，他們沒有動手。後來龍應台每一個月在冰點上面都有一篇文章。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還有一篇是《一個黨主席的三鞠躬》。講的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曾經對國民黨一百多年來在台灣半個多世紀對它所傷害的、被它所迫害的這些人民，作為國民黨黨主席向他們表示道歉和鞠躬。這篇文章在冰點登出來之後也引起了一個很大反響。因為每一個人顯然就會問這樣的問題，共產黨你什麼時候才能夠道歉啊？你在反右運動當中，你在49年之後，你在文革當中，你在89當中，你在陸續半個世紀的執政中傷害過，迫害過，殺害過這麼多的人。你什麼時候有一句像小馬哥一樣的那怕微不足道的一個鞠躬和道歉呢。大陸的老百姓就會像怎麼就遇人不淑呢。龍女士這樣一系列的文章，都使我們能夠看到對今天中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一個對照。接下來還有去年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冰點曾經發過一篇關於平型關大戰的歷史真相的文章。披露國民黨在平型關大捷裡邊死傷數萬人的這樣一個事實。在紀念胡耀邦九十週年的時候，冰點也發了很猛的一篇文章。我注意到上面這幾篇文章，包括後來導致冰點週刊被停刊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也包括對我作專題報道的文章，我們成都的《文摘週報》都一一地做了轉載，甚至是在它的頭版做了轉載。這是我所見的四川媒體裡面唯一讓我有敬意的一家。但這家媒體很奇怪，它也是體制內的。我們從冰點週刊這一個體制內媒體遭到打壓然後反彈的這個事件裡面，能夠看到一些現象。我由此對中國今天的平面媒體作一個簡單的個人評估。
我把今天的平面媒體分成兩塊。一塊是所謂市場化的媒體，這在九十年代之後實際上民營資本就開始介入了，然後憑借市場上的發行來獲得空間和盈利。這樣一批市場化媒體在中國今天要面臨一個新聞管制以及對新聞領域有一個市場准入的規定。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市場化的媒體其實也成為了中國今天的一個暴利行業。這些市場化的媒體於是又分為兩種。第一，市場化對中國近年來來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起到了推動和促進的作用。所以在市場化的這些媒體當中，湧現出了我剛才所列舉的自由化媒體。這是市場化導致了自由化，包括這些媒體裡面的編輯和記者。他們普遍持一種自由主義的新聞理念，懷著一個新聞的價值理想在裡面工作，在現有體制之下有志向去爭奪僅有的幾公分空間。這是一批值得老百姓尊敬的市場化媒體。市場化成為他們可以對共產黨的新聞管制在一定時候，一定場所，在某一個程度上說「不」或者說周旋的資本。
但是第二種情況，市場化也成為了推動中國新聞界墜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管制之下的市場化帶來剛才講的暴利色彩。中國今天這些市場化媒體的記者編輯所拿到的報酬，在社會當中所處的位置，普遍高於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高於歐美國家。我在國外如瑞士幾個地方跟他們一些著名記者聊天，我瞭解他們在社會中的收入地位，跟我們這裡的市場化媒體相比，比如和《成都商報》的記者編輯比較起來，其實是非常低的。所以媒體這個暴利行業除了推動中國新聞自由的作用外，我們也看到了它的負面作用也非常大。這方面的一個代表，我自己深惡痛覺的一個代表就是《成都商報》。《成都商報》是媒體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越快樂越墮落的一個典型。幾乎完全喪失自己的道義良知，沒有一絲一毫對新聞自由的擔當。比黨報還黨報，致力於閹割成都人的精神。你去看它的報紙，我有很多朋友在《成都商報》做事，今天來的也有商報的朋友。但我仍然要對《成都商報》提出我最嚴厲的批評。我看《成都商報》是什麼報，是成都市政府的二奶報。（鼓掌）
其實《成都商報》在全國範圍內都是市場化辦報的一個典型，是走得比較早的一家。是以民營辦報始，以賣身投靠、成為政府的二奶報而終。所以它對於新聞自由的價值而言，還是對於成都廣大的讀者而言，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叫做「始亂終棄」。我們將來民主化以後，將來我們成都有了獨立的自由媒體，再回過頭來看《成都商報》對成都人的自由思想曾經造成過什麼樣的傷害。也許那個時候我們才能夠去準確地評估。讀書會有一位朋友是商報的編輯，他因為反對商報在國際新聞報道時宣揚仇日的情緒，而跟這個報社發生衝突，他現在已經辭職離開了。那商報還有一位女記者李亞玲大家也許都知道，在03年是她率先堅持報道李思怡案件，隨之而來直到今天在《成都商報》內部還受到打壓。成都商報是今天中國市場化媒體墮落的標本。人家是千方百計派幹部到媒體去摻沙子，它呢是千方百計的做報紙做成了市長，做得把它的讀者和他的屁股一起都奉獻了。
第二種是體制內的媒體。體制內媒體在今天來看我也把它分成兩種。一種是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另一種是除冰點而外的幾乎所有體制內媒體。這就是冰點事件的意義，被幹掉的不是一個週刊，而是一個最重要的部位。因為我們在最近這一兩年幾乎只看到這一個亮點，這一個新聞自由的原產地。它在中國社會裡很艱難的堅持著一個有限的新聞自由的理想。並且像剛才舉到的盧躍剛向龍應台約稿的事件。我們可以從中明顯感到作為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他對新聞價值的一種主動的擔當。如果你在今天作為一個媒體人，甚至也包括所有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擁有麥克風的人。如果你不敢去突破政治的界限，你不敢去犯規，不敢於去把那個邊界推動一厘米或者兩厘米，那麼你實際上就是選擇了與中國人的自由為敵。你不要給我說人是要吃飯，要生存的。要生存可以去開出租車，但你選擇了一種可以影響他人靈魂的方式。你擁有的是一種可以去裁剪，可以去決定、去過濾、去篡改、去影響社會公眾知道什麼，思考什麼的這樣一種話語的力量。你介入其中，靠這種方式謀生。你就不能像其它行業那樣說我只是謀生而已。你如果說去做其它一種行業，這個行業不會影響到其它人的思想和靈魂，你就可以說我只是謀生而已，我的妥協只是我的妥協。你可以在這時候要求社會公眾對你的妥協有一個最大化的諒解。但你從事的是一種面向公眾說話的行業，像我現在這樣，手上拿著一個麥克風的行業。你就沒有權利要求社會公眾對你有一個最大化的諒解。因為你以一種不誠實的態度在傷害，在影響其它人的思想。而且你在幫助這個政府遮蔽社會公眾有權接受的一部分信息和觀念。我們當然無權要求一個人是理想主義者，但這個社會有很多活法，你明明知道自己不是理想主義者，又明明知道這是一個專制社會，你就不要到新聞媒體中去找工作。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要到學校去當老師。在這樣的行業，人們有權要求一種比其他行業更高的道德負擔。來了就不要怪人家罵你日你絕你。又想掙錢又不想挨罵，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你要誠實，就知道自己並不比共產黨更無辜。
我們再看冰點事件中另一個群體，就是中宣部門。一個是它的黑名單，一個是所謂閱評小組。今年是文革發動四十週年。去年我曾經接到一個人給我寫來一封信。他在文革當中因為有一個反標事件，實際上所謂反標也不是他寫的，實際上是一個冤案。他因為這個事件被判刑，然後文革之後一直尋求所謂的平反。因為他不光是一個政治上的平反，他是在法律上確實被判了刑的。而他這個案子在他寫信給我的時候，在04年他的這個案子還在複審當中。當時我接到這封信就產生一個荒謬感，就是說文革真的結束了嗎？至少對給我寫信的這個人而言，文革並沒有結束。那麼在我們的生活中文革結束了嗎？當我看到中宣部的那個閱評小組所寫的關於袁偉時文章的評語時，我深切地感受到在2006年的今天，文革遠遠沒有結束。我就馬上想到批海瑞罷官的故事。因為他們那個閱評小組的整個思維方式、整個語言習慣、整個「定罪」的邏輯和證據，完全是文革的延續。所以文革今天結束了嗎，沒有！至少在中共各級宣傳部門及其閱評小組那裡，文革還沒有結束。人家文革領導小組只是換了個名字，就把我們活活騙了30年。這樣的閱評小組在今天仍然主宰和控制著中國的整個新聞界，以及出版界，包括學術界和文化界。今天大家拿到我們準備的資料裡面，有一個中宣部閱評小組的骨幹人員名單，我還列了一個「四川和成都中共宣傳部門閱評小組黑名單」，括號「空白」。我知道大家當中有知情人，幫忙把這個名單填出來，有電話號碼最好。把這個名單告訴所有人，告訴所有新聞記者，告訴所有讀者，告訴所有作者，誰是你們背後的那個審判者。誰在背後操縱控制和論斷我們的思想和信息。讓我們知道宗教裁判所裡到底有哪些人。是不是就坐在我們隔壁。
我前次去香港，見《開放》雜誌的主編金鐘先生，他是冉雲飛先生的本家，也是四川老鄉。金鐘給我講到一件事，他說九十年代初期，大概是九二年或九三年的時候，余秋雨到香港去，然後對金鐘說，將來你們《開放》雜誌可以在中國大陸銷售了，你們一定要把上海地區的銷售權給我，我保證可以賣一百萬份。我們知道余秋雨文革時也是「石一歌」寫作小組的成員，那個時候的餘孽可能還有人在今天的各級宣傳部門的閱評小組裡。余秋雨這一句話讓我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是什麼呢？我們僅僅從市場化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今天所有做媒體的人都知道。如果今天沒有新聞管制，我們那個市場發行量會有多少增長點。比如說這個《開放》雜誌突然拿到我們成都來叫賣，我估計至少也要賣二十萬份以上吧。所以說現在的新聞管制不僅是損害了社會的思想自由，其實你也傷害了市場嘛。連余秋雨在90年代初期都有雄心說《開放》拿到上海去可以賣一百萬份，閱評小組和中宣部的人他們當然也知道。所以在03年04年的時候，新華社也開始做了一個改革的努力，就是創辦了《瞭望東方週刊》作為市場化轉型的一個試點。《瞭望東方週刊》在它創刊半年多的時間，我們看到它的整個新聞言論尺度甚至超過了當時幾乎所有媒體。後來當一些市場化媒體受到中宣部批評的時候，他們就有意見，他們說《瞭望東方週刊》你們怎麼不管呢？它裡面說的話也這麼出格啊。所以我們也注意到另外一個細節，就是大概在03年，中共黨內出現了一個所謂要積累黨產的說法。於是大概在02年03年之後，在中國出現了很多巨無霸的新聞傳媒集團。把它劃規在中共宣傳部門下面主管。那麼很多人認為這是共產黨在集累和劃定黨產的一個部分。這也是剛才所講宣傳控制部門權力開始擴展、膨脹的一個表現。就是不僅是在掌控和鎮壓的政治權力上，而且也在市場上作為一個經濟權力也在擴展和膨脹。這方面他們的確也承擔了一個很大的壓力，因為在04年的時候，據說當時人民日報曾經嘗試在北京上報刊亭銷售。結果呢那一次人民日報在北京一共賣出了大概不到10份。其中說是有一個老太太看錯了，她要拿紙去包東西，很便宜所以一口氣買了好幾份。這個也是他們很大的壓力。我們也知道大概在去年，中共黨內和政府內部也在清理各種黨報黨刊，在減少黨報黨刊的數量，這個減少不是在新聞自由方面做妥協，而是在經濟壓力方面做調整，按共產黨的意思，我們自己辦的報紙，總不能都賠錢嘛。總不能都像人民日報一樣賣不出去嘛。
另外一點，今天的冰點事件，包括之前對《新京報》、《南方週末》、《南風窗》等媒體，我們從九十年代中期還可以數出像《書屋》雜誌，像《東方》雜誌，《方法》雜誌等自由派刊物被打壓的例子。在這些事件中，我們容易從中宣部和各級宣傳部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就是野蠻和粗魯。但我倒不完全這樣看這個問題，當然他是野蠻和粗魯的。我前次到澳大利亞訪問的時候，在當地做一個演講。當時余杰談冰點事件，提到對中宣部的批評。就有一個記者問，那你們是不是認為中共的宣傳部門就等於是戈培爾？我當時回答說，今天的中宣部是一個智商極低的戈培爾，它做戈培爾在智力上不夠格。我們看今天的中宣部，然後對比13個黨內元老的信，可以發現一點，那13名黨內元老的大多數，都來自中共的文化宣傳部門。像李銳，像胡績偉，像朱厚澤，朱厚澤是胡耀邦時代的中宣部長，李銳是毛的秘書，胡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還有其它一些人都在宣傳部門擔任過要職的。從這裡你看到以前的中共宣傳部門有兩個特點。第一，中共的宣傳部門向來是出秀才的，經常性的出秀才，像李銳和胡績偉，朱厚澤啊孟偉哉等等，這些人都是黨內的大秀才和筆桿子。所以第一，中共的宣傳部門一直是出秀才的。第二，中共的宣傳部門也一直是出異端的，中共黨內的開明派，元老派，很多都從宣傳部門裡面來。從《人民日報》，從新華社，從宣傳部這些部門裡面來。這是以前中宣部兩個不去不返的特點。那麼我們再來觀察現在的中宣部，我為什麼說它智商極低呢？第一，中共宣傳部甚至包括整個中共內部，你發現一個事實，它已經沒有筆桿子了，我認為這是一個恰如其分的判斷。像剛才冉雲飛先生提到冰點復刊後發出來和袁偉時商榷的那篇文章。我們不從其它角度看，只是很簡單地說，就是這篇文章寫得很臭，這篇文章跟袁偉時的文章不在一個檔次上。我們也知道像04年《南方人物週刊》出那個公共知識分子專號之後，《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開始組織抨擊公共知識分子的文章，解放日報一個署名叫吉方平的評論員寫了一篇社論。你看那個文章你就知道，批評者的水平簡直不能跟這些共產黨眼裡的反動分子的水平相提並論。所以以前我們說共產黨是個二桿子。以前冉雲飛說的，它靠的就是筆桿子和槍桿子。但現在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是共產黨已經失去筆桿子了。已經沒得墨水了。當然想把自己的墨水奉獻出來的人還是很多。共產黨的全盛時期，可以拉到余秋雨這樣的才子，現在拉到的都是下三濫。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你讓他來和我們論戰，他沒辦法跟你論戰，因為他講不出道理來嘛。它除了粗魯就沒有更細的。所以我記得焦國標去美國訪問以後，回來寫過一篇文章，他說他跟法輪功接觸之後，發現他們的人都很善良，但他們的理論很粗鄙，他就建議說，你共產黨幹嘛要去鎮壓它呢，你應該公開地與它進行辯論。你們派個人出馬，跟李洪志一起到中央電視台大辯三百個回合，我們老百姓自然就明白誰說的有道理，誰說的沒有道理嘛。你想焦國標先生的這個建議，今天的中共是絕不會接受的。因為他派不出這樣的人來。他要派一個人出來跟李洪志在電視上辯論，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大家看一看去年台灣派了一個選舉中的敗軍之將連戰到北大去做一場演講，是什麼效果你就知道了。中共黨內沒有筆桿子嘛，甚至也沒有嘴皮子了。一個敗軍之將的糟老頭子跑到這裡來，讓所有的中國老百姓驚歎，說你看這才是現代政治家的風範啊。所以他沒有筆桿子了，凡是講道理的事情他是不干的。他說話要有作用的唯一前提就是其他人不准說話，這樣他就永遠都是第一名。
那麼第二點我們看中共宣傳部的構成。今天的中共宣傳部是不出秀才的，沒有秀才也就沒的異端了。這是一個對它來講很沮喪的事。以前有朱厚澤或者是像李銳這樣的黨內秀才，包括賀敬之也做過中宣部的副部長。但現在它徹底沒有秀才了。因為他信不過秀才。所有也有很多秀才削尖了腦袋想鑽進去，但是對不起，因為受了自由分子的連累，人家信不過你了。為什麼很多體制內的所謂智囊或帝王師們恨自由主義者呢。因為自由主義的確把他們連累了。不管怎麼表忠心都沒有，人家除了黨棍和貪官，賣身投靠的知識分子一概信不過。我們看今天中宣部長劉雲山以下，我仔細看了他們的履歷，你會發現一個事實，近年來中宣部的主要領導幾乎無一例外地來自西部邊遠省份。沒有一個來自東部和沿海思想開放的省份。幾乎清一色是從內蒙古、寧夏、青海、貴州上來的。越窮政治上越先進。這是一個很微妙的變化。找不到筆桿子了，找不到嘴皮子了，找不到秀才了，然後丘八作風就出來了。這是我們來理解最近這幾年中宣部直到鎮壓冰點它的一系列作為的一個背景。它為什麼要那麼野蠻，為什麼要那麼粗魯呢？因為他的確沒有更文明的方式了。就像龍應台致胡錦濤那封公開信的標題，說《請用文明說服我》。這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它要是有一棒子大秀才，他才不願意粗魯呢，他斯文得很，殺人都不得見血。但現在它只能用野蠻和粗魯的方式來說服你。這說明一個方面是它不願意，另一個方面我們也要諒解，它真的是無能為力了。共產黨交給中宣部門的光榮任務，已經超過了它的能力和智商範圍。(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