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幾天來，從一些媒體獲悉「六四」死難者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女士獲得政府方面一筆困難補助的消息，我們認為有關當局對此案的處理具有一定的標誌性，它表明當局試圖以此模式來弱化世人對「六四」大屠殺的譴責和刑究。由於此事對於如何公正、合理地解決「六四」問題關係重大，我受部分難友委託，發表如下看法：
第一，作為「六四」慘案的受難親屬，我們對周國聰在89「六四」屠殺中被無辜殺害表示沉痛的哀悼，對周國聰的母親唐德英女士所遭之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我們都是失去了兒女的母親，我們有著同樣的命運，同樣的遭遇，也曾進行過同樣的抗爭。
我們也對長期以來幫助唐德英女士爭取合法權益並由此受到當局不公正對待的黃琦先生及天網同仁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二，我們對唐女士經過多年抗爭，爭取到一份困難補助表示欣慰。因為，據我們所知，在我們所聯繫的100多家「六四」難屬和70多位傷殘者中，至今還沒有一家得到過這樣的困難補助。在這個意義上，唐德英女士今天能爭取到這份權益，實屬首例。我們祈願她的家庭困境有所緩解。如果唐女士願意，我們誠請她加入我們的群體，以求得互相安慰、互相幫助。
第三，我們在這裡願意指出，在這個個案中，沙河辦事處代表政府方面與唐德英女士所簽協議中明確寫明該筆款項為「困難補助」。就政府方面說，困難補助與給予受害者賠償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因此，把受害人從政府方面得到一筆困難補助說成是「索賠成功」，是非常不恰當的。「六四」受害者索賠的前提是政府承認殺錯了人，或至少承認當年採取的措施失當。但是，我們從周國聰案中看不到政府當局有任何這方面的意向。
第四，在我們這個逐漸凝聚起來的「六四」受難者群體中，也曾有人向政府提出過困難補助，我們也曾鼓勵和支持有特殊困難的難屬和傷殘者這樣做，但至今沒有成功的案例。原因有兩個，一是當局要求難屬閉嘴，但難屬不願閉嘴；二是有更多難屬和傷殘者不願意為了得到數額極少的生活補助而放棄刑訴與索賠。
第五，周國聰雖然死於警察的暴行，而非死於直接的「六四」大屠殺，但不能否認他是因「六四」而喪生這個基本事實。因此，稱他為「無故身亡」完全是一種掩蓋真相的說法。我們始終認為，作為死者的親屬，決不能讓自己的親人死得不明不白，必須要當局給出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說法，否則死者在九泉之下難以瞑目。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尋求正義」，或者說為死者討一個公道。如果連這一最起碼的要求都放棄，那麼所謂人的尊嚴和權利都將成為一句空話。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尊重唐女士的選擇，因為不能要求所有六四受難者都這樣做。
第六，按成都市信訪辦的要求，唐女士在與沙河辦事處簽訂的付款協議中，寫明「立據保證息訴」。這就意味著當局分兩年支付了這筆七萬元人民幣的困難補助後，唐女士也就自然放棄了對這個案件的刑事和民事訴訟，一樁應由政府負全責的政治殺人案也就到此了結。這正是政府當局所要達到的目的，但是，這對於受害親屬來說，則是一次新的傷害。對此，我們表示遺憾。
第七，借此機會，我們願意重申關於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訴求：
（一）由社會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組成專門的「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對整個「六四」事件進行獨立、公正、公開的調查，並向全國人民公佈調查結果，包括公佈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單和人數；
（二）責成政府有關部門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對其親屬作出個案交代；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並通過專項的「六四事件受難者賠償法案」，依法給予「六四」受難者及受難親屬相應的賠償；
（三）責成有關檢察機關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按法定程序追究事件責任者的法律責任。
第八，我們同時主張，公正解決「六四」問題，必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則，納入民主、法制的軌道。應由全國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問題作為專項議案遞交大會討論、審議，並就相關事宜作出決議。這個主張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政治問題法律解決」。
我們認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離不開朝野雙方的協商對話。這種協商對話應該是對等的、公開的，我們不主張違背法制原則的私下了結。我們從來沒有幻想，「六四」問題能在朝夕之間得到徹底解決，我們的三項訴求只是提供了與政府方面協商對話的基礎。我們將繼續堅持對話的要求。
第九，我們相信「六四」問題終究會得到解決，但這種解決絕不能以放棄原則底線為代價，否則談不上所謂「雙贏」或「多贏」。這種成功的解決並非沒有先例。台灣對「二二八」慘案的處理，就是一個成功的範例，也是一種可資借鑒的模式。我們相信，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台灣人民能做到的事情，大陸人民必定也能做到。
2006年5月1日於江蘇無錫農村家中
來源：新世紀(5/1/20061:4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