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4日訊】（陳慕涵，澳大利亞永久居民，中醫碩士。2006年5月她母親香港居民曾愛華因「印刷和傳播法輪功資料」遭上海警方拘留，關押在上海浦東新區看守所，6月底正式逮捕。事發後，陳慕涵多方呼籲營救，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議員幫助。7月9日來到香港，得到香港多位立法會議員支持。7月12日到13日在香港中聯辦對面絕食，此後幾乎每天在那裏靜坐呼籲營救母親。7月13日起公開每日給母親寫的信。）
媽媽：
您好！
您的案子使我有機會和很多議員見面，感受頗多。比如說前幾天去見的一位香港區議員。
我從網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本區議員的列表，於是打電話預約時間。秘書小姐很熱情，只是國語一般般，我又幾乎完全聽不懂廣東話，最後大家欣喜地發現彼此還能用英語溝通。我說我想見議員。都沒有問是為了甚麼事情，秘書小姐就把我安排在了幾個小時後的當天晚上。
議員晚上還辦公？我仔細看列表，才發現這些議員沒幾個是全職的，大部份都有律師、教師、商人等的正經職業。工作之餘還要聽取民意，自然會安排在晚上了。著實勤勉可嘉！
我不認識路，秘書小姐就仔細地指點我。最後她怕我還會走丟，囑咐我萬一到了車站還找不到，只要打個電話，她可以來接我。我有點受寵若驚：「不用，不用，我一定能自己找到。」
傍晚的街上滿是乘涼閒逛的人，只有我挎著公文包，裝著您的有關資料。心中忐忑，不知道會有甚麼樣的遭遇。
議員的辦公室坐落在一幢普通居民樓的底層，外面看起來挺像上海裡弄居委會的辦公室。裡面陳設也很簡單：日光燈照明，一間房被半人多高的隔板隔成幾個小間，每間裡有書桌，文件櫃等辦公用具，但視線說話都不受阻礙。議員坐在當中的一小間裡，頗有些耳聽六路眼觀八方的意思：可以時時和剛進門的鄉親打個招呼（真沒有比「鄉親」這個詞更能形容他們之間的熟絡了），也可以隨時吩咐秘書小姐做事。此刻他正在和一位老先生談話，門口沙發上還等著一位老太太。
秘書小姐穿著圓領汗衫和牛仔褲，讓我發現原來這樣的裝束其實最適合穿梭在各種辦公用具間忙碌，並感到很親切。她請我等一會兒，我打量起沙發旁招貼板上的各種宣傳小冊子：您是否希望×路巴士延伸到××村？××區幼兒服務設施介紹……全是些與人民生計休戚相關，又有些家長裡短的題目。
輪到我了。議員看了我的呼籲信和征簽信，對征簽信提了一些修改意見並說明了原因，爽快地答應替我寫信呼籲。這麼快？我都還沒向他解釋中共鎮壓法輪功的非法性呢！他還問我，是否為了到香港來已經把悉尼的診所關掉了，小時候是在哪裏長大的，為甚麼英語挺好等等。握手告別時，他說自己是個基督徒，會每天為您作祈禱。
從他的辦公室出來，走在路上，我有些恍惚。
在澳洲整天聽白人政客們說民主人權，我幾乎從來不感冒。在我看來，那些好像是他們祖傳的東西。祖上也沒傳下來別的東西，譬如共產主義，他們只不過是在人云亦云罷了。而且沒經過困難得來的東西總是不容易珍惜。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些人私心很重，明明只想爭得席位，卻要口口聲聲把人民掛在嘴上。對於法輪功這樣對他們爭席位沒甚麼大好處的小眾團體，他們就把眼睛閉上了。
唯一一次受觸動，是看到當年總理基廷在89年六四屠殺後，宣佈讓當時所有的中國留學生留在澳洲時的情形。老先生幾乎說話都不連貫了，眼淚鼻涕一起往下淌。我第一次知道政治家還可以這樣流露感情。
然而今天，當親耳聽到一個和自己同種族的議員嚴肅地低聲說「為了堅持民主的理念」時，對我來說真是太陌生了。
多少年了，我們默認了自己卑賤的命運，當身邊的人遭強權欺凌時選擇轉身躲開。我也不是只是因為欺負到了自己母親身上，我又是唯一能保護她的人，才出來呼籲的嗎？為甚麼以前看到「politician」，會想到林肯、華盛頓、邱吉爾，對他們充滿敬意；而聽到「搞政治」就想到是有人要搗亂呢？
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法接觸到有良心的政治家嗎？還是因為我們在日復一日的洗腦中早已忘記了自己與生俱來的權利？如果說維護自己的信仰自由就是在搞政治，那我們為甚麼不能搞呢？如果說勸別人不要和共產黨攪和在一起也是在搞政治，那又為甚麼不行呢？只是共產黨一開始就把「搞政治」給醜化了，又把公民許多正當的行為全都劃到「搞政治」裡去，才讓我們覺得「搞政治」丟臉，才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很多權利。
就算是有人要「奪權」——這也許是「搞政治」最原本的意思了吧——那又有甚麼不可以呢？中國的政治為甚麼只許共產黨搞呢？如果都是這些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發自內心堅持民主理念的人在搞，怎麼還會發生這場荒唐的信仰迫害和其它種種匪夷所思的事情呢？這麼簡單的道理，我怎麼早沒想明白呢？
香港啊，你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在酷似上海的街巷後面，有著我完全陌生的體制和人物。你還要告訴我多少事情？
女兒
慕涵 上
2006年7月22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