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OFA」中文譯為「澳洲公開家庭」（Open Family Australia），是澳大利亞眾多的非政府組織（NGO）之一。該組織為「街頭兒童」而建，旨在消除「在街上」未滿18歲的少年兒童（澳洲估計任何夜間有2萬無家可歸的「街童」）的「孤獨、恐懼、自我摧毀」，協助政府解決這些少年街童帶給社會的複雜問題。我印象中不禁私人槍支的美國曾有過一組織機構在聖誕節臨近時呼籲「以槍支換聖誕禮物」，但在禁止私人持有槍支的澳大利亞，「OFA」連「除刀」也心切，於今年中就別出心裁在墨爾本推出一項試驗性交換項目——鼓勵青少年交出非法攜帶的刀具﹐換取體育比賽門票和電影票，並宣佈上繳的刀具將在一間金屬公司被熔掉由藝術家用其鑄造一件雕塑品。
非政府組織在澳大利亞的運作有力地促進了和諧社會的建構，「OFA」此次推出的「刀具換門票」看似小事一樁，我卻以為可以給吾國國人幾個方面於啟示——
啟示一：文明政府是不恐懼民間組織的政府
在澳洲，政府以減稅、免稅等政策鼓勵公民從事公益和慈善事業，政府也將許多決策權下放給社會以吸納民間智慧和能量。在政府的鼓勵和資助下，僅就有關少年兒童的民間非政府組織除「OFA」外就有「基督教兒童基金-澳洲」、「國際兒童保護-澳洲」、「遊戲和娛樂協會維多利亞」、「救救孩子澳洲」、「喜歡小孩：澳洲兒童Inc」、「公平與創新中心幼兒」等多家民間機構。這些組織協助政府的「照顧兒童局」、各州「兒童及青少年委員會」、「兒童權利中心」等部門開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澳洲開放家庭」的活動家特溫迪曼（Les Twentyman今年7月1日榮獲維洲年度獎）一個人在過去的17年中就幫助10,558名街童進入學校，援助了200多名年輕人步入大學校門。在這些年中，他籌款超過1200萬元，幫助街童解決飲食穿衣問題，為他們購買課本，並資助了一家為無家可歸的青少年開辦的避難所。他還曾為70名成為毒品和墨爾本陰暗面犧牲品的兒童做了大量善後工作。
在澳洲，你只要撥打這些組織的電話，就可以成為它們的「志願工作者」，不會有「國保」人員上門來查問你入會的動機、目的、背景情況。澳大利亞國民通過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社會組織與政府聯繫勾通，個人也通過各類社會組織實現公共參與從而找到社會大家庭的歸屬感。
長時期處於專制、威權和極權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一種杜絕民間參與的自上而下「單向控制」的社會，在1949年後連最應當由私人自主的婚姻都受制於「組織」的黨天下，孕育於民國時期的「市民社會」自主空間蕩然無存。改革開放至今，政府對個人和社會全面性的控制強度有所減弱，但一部落伍過時的《社團管理條例》仍堵塞著中國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管道，捆綁著的民間參與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我國目前的情形是，13億國民登記註冊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官方色彩濃重的半政府組織）只約有28萬個，僅是3億人口的美國140萬個非政府組織的1／5。善於乾坤獨斷包攬一切的「黨和政府」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為」，把部分社會工作交由民間來完成從而減少政府負擔。可惜由於對民間組織資源的極度恐懼，「黨和政府」寧願多養國保武警及可控的「花瓶」組織並把龐大的費用成本開支轉嫁加重於民間肩頭，也不願讓獨立於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間非政府組織發育成長。今年6月中國公安部的統一部署整治爆炸物品、槍支彈藥、管制刀具專項行動，以兩廣的報道，廣東警方4個月共出動7萬多警力，廣西省公安機關8月10日至15日5天就出動警力3萬餘人次。政府在社會公域的「過勞」既勞民傷財造成納稅人沉重負擔，又扼殺民間隱藏的巨大創造能量，加劇個人因缺乏公共參與而產生的「單子化」孤獨感和對國家的依賴感。
中國民政部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副司長李榮禧8月19日在烏魯木齊市舉行第一屆全國救助管理站站長論壇討論流浪未成年人特殊教育問題時以中國政府慣用的統計方法公佈全國約有15萬流浪未成年人（英國街童協會則指出，如果把一些流動人口的孩子包括在內，估計中國街童的總數達到30萬）。李榮禧沒指明的是，對於這些街童以及愛滋患者等急需全社會來關心的人士民間組織均難施援手愛莫能助（試圖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民間人士頻頻遭到國保的傳喚和拘留）。中國流浪人員救助保護工作，尤其是流浪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保護工作基本上由政府組織依據國務院在2003年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包攬實施，成效如何則由官家說了算（流浪街童的有增無減則是由於工作不力的官家說過就算了）。
「文明執政」是常掛在中國現政府口頭的話語，但兩相對照之下，中國現政府顯然不是一個文明而是一個執政能力低下的病態政府。中國現政府的確病得不輕，病到怕風怕雨怕工會（獨立）農會家庭教會甚至怕傳銷怕私人慈善公益基金的地步。一個突發事件、一場天災都會令其心驚膽顫，一切「聚眾」都被其視為可能「擾亂治安」，這不是病態又是什麼？政府的這種恐懼症的醫治在於政府自身職能的轉換——從社會利益資源的通食和包攬者轉變為社會規範的制定者、看守者和社會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在於政府真正認識到非政府組織對構建和諧社會的巨大作用；在於政府真心願意釐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改變國家和政府通過「統構」社會組織來實現對個人的統治的思路並從速建立公共決策的社會參與機制，拓寬社會大眾參與公共決策的空間。當然，必須首先有政府執政理念的大幅轉變才能有政府職能的根本好轉。
啟示二：民主國家國民不會將刀槍對準政府
自由主義價值體系下民主機制的建立主要是要解決公共權力來源問題。「選票箱的妙用」化解了刀劍和槍桿子出政權的血腥廝殺。持票者的「我同意」賦予了執政者行使權力的代表權；持票者的「我不同意」則因有表達渠道和撤換或解除政府的程序機制而免於轉成憤怒的爆發。於是民間的刀槍通常除了用來對付私闖民宅的強盜，並不對政府構成重大的威脅。
在幾乎人均１支私人槍支的美國（3億民眾擁有２.３５億私人槍支），兇殺案件雖時有所聞，但與實行最嚴厲刀槍管制下的中國層出不窮的惡性命案相比卻絕對是小巫見大巫（發達如美國這樣的國家所奉行的制度也只是「最不壞」的制度）。國民能擁有槍支槍口卻不對準政府，原因是這個政府是他們的多數所認可、經民主程序產生的合法政府。在美國，槍不僅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權利，槍支「氾濫」卻不成災，人手一槍社會卻安穩祥和。在那裡，曾經有一個女孩聽到中國文革年代中有抄家的事情，她幾乎不相信誰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我不知道這位美國女孩對近期大量強制拆除私有房產的「拆哪」(China) 作何觀感，但我相信她肯定對中國國民怎麼又能容忍如此野蠻的強拆公民合法私有房產的國家暴行同樣會茫然不解。吾國許多善良的國人在含淚目睹自己的家園被夷為平地時，並不知道在地球的另一邊如果有人未經訴訟程序法院判決許可後在自己「不同意」的情形下竄入自己的家園——這一神聖不可侵犯的個人領地時，屋主人是有權對入侵者開槍的（假如他、她們有槍的話）。
澳大利亞也偶有刀槍血案，完全獨立充分自由的媒體總在新聞的第一時間報導跟蹤，筆者所聞所見的這類案件一年到頭也就那麼幾宗。在中國的電視畫面上充塞著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級大小官員可掬笑容，半小時新聞的最後才爆出一丁點「不和諧」的社會信息，但在電視畫面之外的大街小巷、商場、公園、出租屋內，黑幫惡浪卻此起彼伏。眼前的惡幫黑社會勢力雖暫無力抗擊龐大警察機器而只能逞威於平頭百姓，但誰又能料定他們無法逐日壯大最終成為掀翻政府的巨大風浪？
一個曾長期崇奉馬克思列寧主義鬥爭哲學至今仍迷信暴力的政府，一個鄙視「動刀者，必死於刀下」（聖經）基督教文化的政府，肯定也是一個有「刀戀」情結的政府。這種政府造就成群的羔羊順民的同時也批量催生出癲狂暴民，卻絕難培育有健康的公民心態。時下那些「迷魂黨」、「色誘黨」，那些「不該出手時也出手」的「砍手幫」，那些視「砍頭只當風吹帽」的「撲頭黨」等黑幫蓬勃成長肆虐神州大地，正將「他人即地獄」，「人對人是狼」演繹為現實的「悲慘世界」。在一些「會黨」式的反對派中，「絕不妥協」、「決不饒恕」的高音也正震耳欲聾。在朝如是，在野如斯，極權黨文化下中華民族中國社會積聚了濃濃的淚氣、晦氣和暴氣，一朝點燃必聚成巨大的噴火器，將國人再次推入火海之中。
啟示三：朝野交出心頭刀方有中華民族大和解
中國文化傳統中，「化干戈為玉帛」的人道主義成分極為稀薄，「長刀善舞」的關羽張飛、弄斧揮拳的李逵魯智深一類殺人無數的嗜血「英雄」長期成為青少年閱讀的審美對象。在韓非的「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一類倫理之中，一個血淋淋的「誅」字，誅身、誅心、誅九族直誅到血流如注山河紅遍（「全國山河一片紅」）人心變獸心；一個陰森森的「滅」字，滅紳士、滅地主滅思想者直滅到屍鴻遍野萬眾一聲民族氣損腎虛。也不足為奇，在這種人和人類的好友——狗一併都被暴徒不眨一眼地「誅」和「烹」的國度裡，政治和民族和解的呼喚者要被橫刀怒視的鐵血者看成「軟體動物」譏為「婦人之仁」。
1949年後，「誅」和「滅」被「打土豪」發家的操刀高手毛紅太陽發揚光大。在必須「天天讀」的毛語煽動下，國人牢記階級仇、民族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革命一繼續，粗略和保守的統計，1949-1979年的中國大陸平均每年就有20萬條生命以上非正常死於帶血和不帶血的「刀」下。更為壯觀的是，「仇恨入心要發芽」、「千刀萬剮難解心頭之恨」等風行於大革文化命之時的口頭禪還培育出一代代火燒火燎怒眼圓睜的革命憤青。時至今日，仍有大量在「拿起筆來作刀槍, 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俺不好，俺就叫他見閻王！」的黨文化狼奶喂大的「網狼」正操著民族主義毒劍在網上隨地吐痰、到處灌水、砸磚。最近大陸網上流行一引起廣泛共鳴的熱貼《中國家長身上藏著的十把刀》，就揭出砍去民主、砍去誠實、砍去善良等一把把深藏於國人（何止家長）心頭閃亮的利刀。
當然應該強調，交出心頭藏刀，首先是政府應交出所擁有的最大和最鋒利的凶器。說今天的中國政府還是一個不文明的病態政府也是因為這個政府至今仍「緊握手中槍」旗雖捲而「刀」不繳。作為國家必要的機器由納稅人供養的「警察和軍隊」本應是自由競爭社會和國民權益的保護者，不幸卻被黨國劫為己有，成為單一「偉大的黨」之保鏢。政治和民族和解的主動一方就在（有利刀在握的）朝，中國高喊「四和」的「黨和政府」一日不交出壟斷的兵器，朝野和解之大門就無從打開。
幾百年前西方國家議會橢圓議桌的發明以兩劍觸不到的距離早就隔開了政治派別直接的武力交接，中國至今的政治卻仍以嗜好暴力的強者為王。專制政治是連專制者自身也要絞的絞肉機，陷身者一進去就退不出，直至被絞爛。我的朋友親看過「內部播放」的汕尾事件實況錄像，那些無法「退場」、其時不開槍確是自身難保的武警也一樣是可憐的悲劇人物。槍響了，血流了，但沒有贏家。真不知這種沒有議會圓桌談判和妥協和解的政治悲劇還要在中國上演多久，國人到何時才願交出心頭刀釋放胸中恨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坐下來在圓桌上為討價還價只爭個面紅耳赤，免去血紅面白的雙輸？
結語
我不知道我推介酷愛和平的澳大利亞人煞費苦心的「刀具換門票」舉措能否觸動吾國朝野那些嗜好暴力的「鬥牛士」們的少許僵硬神經？我真希望「OFA」 也能給吾國那些「緊握手中槍」敵對觀念高度緊張的有權者和高唱「絕不妥協」、「決不饒恕」的反對者以及到處「吐痰」、「灌水」、「砸磚」的網絡高手無權者諸「高人」送上一張球票、電影票和步入大和解「天鵝絨」大廳的門票。
寫於2006-9-11黑色紀念日
──原載《民主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