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日訊】我在《民主論壇》上讀到了《汪兆鈞：對策和諧社會──致胡溫公開信》後，心情非常興奮，起先，我看它是一篇文章，讀了半截，感覺到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末了，我才體會到這篇文章的聲音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中國人在政治上普遍的裝聾作啞。
就汪兆均先生是安徽省政協常委這一點判斷，他在中國也應該算是一位人物的了，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政協、人大這樣的一類人物在中國的官場，到底能起什麼作用？這又是一個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如果說人大是中國的第一花瓶的話，那麼政協可以算是第二花瓶了，但是如果又說中國同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也總是在起變化，那麼「花瓶」式的人物突然間不作「擺設」了，而是要「復原」他的「人」之本性，就有了對中國的高層說「心裏話」的慾望，和他的身份一致的是，他作為「政治協商」機構中的人物，當然說的是「政治」的話，問題就在這裏：在中國人普遍而又廣泛的裝聾作啞的時代中，汪先生帶頭講「心裏話」的行為就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樣板」。在過去的時間裏，我們中國人都懂得了「樣板的力量是無窮」的道理，那麼，我假設在此後不久，河南省、山西省、陝西省的政協也會出現汪兆均式的人物，就會順理成章；政協是這樣，那麼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出現汪兆均式的人物，亦在推理之中。所以，汪兆均先生的話包括著一種時代變化的信息，就是我對此的解讀。
在汪先生的《公開信》中，他呼籲胡錦濤、溫家寶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呼籲中央委員會出現葉利欽，呼籲各省出葉利欽，呼籲民間出葉利欽，所有這些都是非常形象地說明了中國要改革，而改革的深度必須是立即地解除、廢除社會現有的一切壓迫性的東西，如果說這樣的行為并不是強迫統治的高層去「立」什麼「豐功偉績」的話，那麼，它只要求他們「放鬆」統治人的「繩索」。就此而言，鄧小平在上一個世紀70-80年代「放鬆」了統治中國人民的「經濟繩索」，那麼，今天就應當「放鬆」統治人的「政治繩索」；如果說共產黨人的哲學裏，「經濟是決定政治的」，那麼，統治人的「經濟繩索」的「放鬆」勢必要引起「政治繩索」的「放鬆」──這也是共產黨邏輯中的事情。
正如《大紀元》採訪汪先生的一位記者所說的：「他要說的話是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願望。」的確是這樣，汪先生的話是許多人壓在心裏，不敢說的話，這類似的話，官場的許多人也都想說，但是不敢說的原因是怕影響自己「陞官發財」，斷送了自己的前程；民間不敢說，是怕惹來麻煩，普通人怕招致牢獄之災。因此，汪兆均先生的話的價值就在於「說」，而不在於他「說了什麼」。正如汪先生自己所言：
「我并不是要大家對我評價有多高，我只要大家都有共同的認知，希望把咱們中國搞得民主化，國家繁榮昌盛，大家生活心情愉快就很滿足了。大家的支持，代表著我們有共同的需求，只是我把它說出來了。」
近幾年來，熱衷於民主的一些人在網上爭論什麼是民主，大家各抒己見，自然是五花八門，這期間持我著一種自己的見解，認為在一個言論壓制的社會裏，「說心裏話」就是民主，而不計較被說出來的「心裏話」是什麼？如果說這樣意思連帶地表述是：一個人感覺到自己「說」的力量單薄，那麼他和別人組織起來一起說，就是「民主的運動」。
汪兆均先生只大我一歲，我們是同時代的人，正因為如此，讀了他的《公開信》後，我的第一感覺是：我們中國人還沒有走進「敢說」的 時代！而按照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幼稚的耳朵裏就已經灌滿了「敢說」二個字，可是呢？時間已經過去了50年，到今天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還生活在「不敢說話」的時代，我們中國社會中的一切人（包括胡錦濤、溫家寶在內）都得裝聾作啞，說那種口是心非的「熱昏的胡話」！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剛剛閉幕，在十七大會議上，胡錦濤說真話了嗎？沒有！他明明是想要按照自己的意願「組閣」，但是不敢直接說，而是拐彎抹角地說是要按照「黨」的意願「組班子」，他明明白白地是在反對江澤民的那一套，但是口上卻說這符合「三個代表」，明明白白是要樹立自己的權威，但是卻說自己也要服從黨的權威──所有這些不都是一些騙人的假話、鬼話嗎？溫家寶作為國務院總理，明明地享有自己「組閣」的權利，但是，他敢說嗎？不敢！因此，在他作總理的國務院中，江澤民、胡錦濤塞進了他們自己的人，他敢不接受嗎？胡錦濤、溫家寶都裝聾作啞地說話，誰還敢在十七大上說真話呢？
就在中國共產黨高層人物裝聾作啞地說假話的時候，不是共產黨員的汪兆均先生卻站了出來，說了「真話」，從而給中國人樹立了一個新形象，面對這樣的一個新形象，你如果用汪先生的口氣發問：「中國人都軟骨頭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種就這麼劣嗎？」，你就有幸可以接觸到中國問題的實質了！
其實，我們如果是一個對中國問題多少有著記憶的人，那麼怎麼可以忘記當中南海在坐著毛澤東時，就有人給毛上書言事，《第二種忠誠》所說的陳世忠、倪育賢就是例子，此後還產生了「提著腦袋」向毛上書的陳泱潮……，被割斷了喉管的張志新……，所有這些英雄人物，他們不是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就是因此而招致了牢獄之災，一句話，都沒有「好下場」！正因為中國人還生活在「講真話」要付出「代價」的時代，所以，汪先生就是這個系列中的英雄了。
在這裏，如果認為在這50年的時間裏到底還存在著一種「歷史」的因素可以追究的話，那豈不是說，「汪兆鈞寫公開信并不覺得害怕」，這樣以來，他就同我上面所列舉的那些因「講真話」而「付出」了「代價」的英雄有些不同了，上面的英雄們都是在巨大恐懼的壓迫下寫信的，而汪先生在寫的時候「不覺得害怕」──變化在這裏可能是微小的，但是，變化所有可能引出的局面卻可能是大的，甚至可以說是「革命」的。
汪先生和我們大家雖然都生活在「專制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中卻產生了網絡這樣的東西，有了它，汪先生所說的話，在一個瞬間可以自由地傳到世界各地，因此接信的人想「封鎖」它，是不可能的了；再，中國社會已經被宣傳為「法制社會」，也已經有了形式上的法律和法院，因此，即使汪先生的信的內容被判「觸及」了國家的刑法，那麼，他可以在法庭上享有律師為之辯護的權利卻是上面的那些英雄們不可想像的；由此，就產生第三點，中國已經簽署了世界上的「人權兩公約」，它自己的行為不得不在國際社會受到約束，在自己國家內肆意破壞人權的行為歷史已經被揭了過去！
就上述第一點講，網絡之口，是任何人都「封」不了的，這和廣播時代、電視時代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在廣播時代，廣播員不廣播你的話，外人就不知道你說什麼，在電視時代，攝影機不對著你，大家就不可能看到你，唯獨在網絡時代，傳播信息的手段才「轉移」到普通人的手裏了，就在汪先生的《公開信》還沒有得到胡溫的表態的同時，它已經被網絡炒得紛紛揚揚了，現在中國人和世界上的許多人都想知道胡溫對於此信的態度，就是一樁明顯的事實；針對這種事實，我就作出了這樣的一種結論：一封「講真話」的信，正在被迫著胡溫也「講真話」就是這一封信的價值。因此，我即使假設這一封信是「普通」的，但是它之中卻隱藏著人類偉大的情感和人世間最寶貴的東西卻證明它是「非凡」的。
朋友們：向汪兆均學習，要勇敢地走出「講假話」的時代，不要害怕，講真話；在目前的中國，講真話就是「民主」，在網上講，在街上講，把和自己一個鼻孔出氣的人組織起來講一起講，就是「民主運動」！面對這樣的運動，只要求你「投入」，而不需要你在「投入」前去研究它到底是「擁護」共產黨的還是「反對」共產黨的？是「改良的」還是「革命的」？是「非暴力」的還是「暴力」？是「人民」的還是「知識份子」的？
最後，我喊幾句口號以結束本文：
「網絡之口誰也封不了！」
「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
「中國要民主，誰都阻擋不了！」
（2007-11-02）（轉載自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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