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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榜樣」錄(6)-張思德到日本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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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9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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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網友在與自己的一位朋友談到文革期間中共對百姓的洗腦政策時說:「我知道現在政府對百姓的洗腦依然有,但我來美幾載,見多識廣,已不屬被洗之列了。原來承認是被洗過腦,但現在我敢斷定,我是在不惑之年,甚麼都清楚了。」

網友的這位朋友叫老張,他就問網友說:「那你一定知道《為人民服務》啦。」網友說,是呀,我們上學時是流行要背的「老三篇」中之一呀。

老張又問:「那你一定知道「張思德」啦。」

「知道,他是在延安被奉為「為人民的利益,死得其所的泰山」般的英雄人物。老毛的《為人民服務》就是為他而著,聽說他是燒炭窯死的。我們那時都要學習張思德精神的。」

老張說,最近他看了一篇報導,有位記者專門去延安調查張思德的事。那砸死張思德的窯還在,還找到了見過張思德的當地老人。令這位記者不解的是,那窯子的地方,四周舉目見不到林子。老人在記者不斷地質疑下,最後歎了口氣說,張思德確實是燒窯死的,但那不是炭窯,那是燒鴉片的窯。幾十年了,誰敢說呀?!

「老張,你這就不要造謠了,這怎麼可能,從我們的小學課本,到中央文件都是這麼說的,燒碳窯是很平常的事,我不相信你說的。」

老張反問道,你想想看,延安是窮山溝,樹木相當的稀少,你燒什麼碳?還有,最近有各方歷史文件證明,南泥灣開荒,大生產運動,種的就是鴉片。

網友當時悶了,說的確切點是暈了,半天說不出話來。自以為早就不屬被洗之列,但被洗的深度是如此的不可思議。於是不自覺地罵出聲來說,中共騙人騙得也太過份了。明明是燒鴉片,還道貌岸然地要我們「為人民服務」,學什麼張思德?我居然被他們真正騙了幾十年!

其實這種被騙幾十年的感覺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像張思德燒窯的事,在當時的延安,肯定有人知道事實的。騙我們的不只是中共中央的老毛,而且還有那些認可中共的中共黨徒和普通老百姓。把張思德燒鴉片的死,標榜成「為人民服務」而死。延安整風,殺人滅口,不過如此。難怪共產黨人都是沒了說真話的本性的。想想看,歷史不就是這樣被反著寫的嗎?一樁樁往事,從「反右」、「文革」、「六四」、到今天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哪一件不是這樣被「力挽狂瀾」,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呢?!

就像辛灝年先生在《誰是新中國》一書總寫道的那樣: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裡,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一樁樁一件件的事實,從頭到尾的貫穿著一個內容,就是中共的欺騙和背叛。

話題再說回張思德,毛澤東不輕易參加任何黨徒的死亡葬禮,因為那是不吉利的。可是毛澤東卻參加了張思德和任弼時的葬禮呢?這又是為什麼呢?

先說張思德,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參加了一名普通黨徒的死亡葬禮,毛不僅親筆寫了所謂的輓詞,而且發表了「演說」。這位被毛追悼的普通黨徒,就是張思德。幾十年間,張思德的名字惡臭在中華大地,欺騙毒害著廣大善良的中國人民。

據大陸官方報導,張思德1915年生於四川省儀隴縣六合場(後改名為思德鎮)的韓家灣,12歲時就跟隨父親張行品燒木炭掙錢,18歲時參加「紅軍」,後參加 「長征」。到達陝北後,在中共中央軍委警衛營擔任通訊班班長,後降為普通士兵。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兵。同期加入中共軍隊的有許多已當了團長甚至是旅長,而張思德還是小兵一個,張思德為邪教共產黨執行著最為秘密的任務,燒窯烤鴉片,1944年9月5日,安塞縣一火窯塌方,張思德被活埋在其中,死時29歲。

張思德遭惡報短命後,毛澤東必須要親自跳出來肯定邪教共產黨的鴉片事業,壓制對鴉片生產有異議的一些有良心的黨內勢力。所以,1944年9月8日,即張思德死後3天,中央直屬機關在延安鳳凰山腳棗園操場上舉行了約千人的送葬儀式,毛親筆寫了「送鬼詞」。下午1時以後,毛上了祭臺,作了「演講」。毛澤東欺騙了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把南泥灣種鴉片說成是種莊稼養牛羊,而煉鴉片的張思德則被說成是燒木炭。

毛之所以參加任弼時的送葬儀式,是因為延安的鴉片生產是毛親自過問,由鴉片專員任弼時領導的,並且由三五九旅王震具體佈署實施生產。毛澤東這樣做,其實是警告黨的不堅定分子,種鴉片是對的,種鴉片的待遇是最高的。

在中共的所謂的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鴉片貿易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翻開共產黨黨史,無論在紅軍的大逃亡中,還是在所謂的「延安革命聖地」,進而到國共內戰時期,中共都是依靠生產販賣鴉片而籌集資金,死裡逃生的。

據美國學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披露,長征大逃亡中,中共一路上都是把大煙土(即鴉片)當現金使用,隨時用煙土與所經之地的老百姓或國民黨地方軍隊交換生活物資或槍炮彈藥。不少中共的士兵在回憶錄中寫到,他們曾用鴉片當作貨幣去購買生活必需品。

其實,中共對大煙的使用早就不是什麼秘密。例如在所謂的「土地革命」時期,就經常將黃金、煙土這些體小易藏而價值大的東西作為地下活動的經費。關於中共在延安大肆種植、加工、販賣鴉片毒品,也已經有很多報導。《延安日記》就是其中之一。書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當年是塔斯社記者、前蘇聯駐延安特派員。《謝覺哉日記》裡也有延安種鴉片的事。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教授寫的《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以及國民黨的檔案資料裡,也有很多確實的證據。

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裡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國民黨)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 」

《延安日記》還寫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 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比這些更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延安日記》揭露了中共最高領導層曾長期通敵賣國。而這個驚人的事實,亦在中國大陸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中,得到了證明: 「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中共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

其次,「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則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醜聞。中共當年竟然背著國民政府,背著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裡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一見光,史學界為之嘩然。

中共在宣傳領域的恬不知恥,人們早已是見怪不驚了。當年的鴉片戰爭,全民抗擊抵禦鴉片的毒害,可中共為了一己之私,就能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擇手段,無惡不作的製毒販毒。毛澤東居然敢把一個毒品加工者偽裝讚美成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英雄,在中共的詞彙裡,「人民的利益」實質上只是「中共利益」的代名詞,所以,為了共產黨的利益而燒製鴉片的張思德,就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中共的無恥流氓嘴臉窮盡天下的語言也無以形容。(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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