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新紀元周刊》第35期【人物特寫】欄目
一生如此戲劇性的和柏林牆聯繫在一起的，大概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年輕英挺的科赫，臉上還帶著一絲稚氣，站在柏林佛里德里希大街中央，這裏是東西柏林的交界處。那時還沒有柏林牆，也沒有鐵絲網，只有幾個檢查站檢查通關人的護照。
科赫就站在查理檢查站旁邊，一隻腳踏在西柏林的土地上，一隻腳在東柏林。用德國人的嚴謹，科赫仔細地在地上畫下了一條白線，標明了日後的柏林牆的位置。當年廿歲的科赫已經是東德共產黨領導人昂納克的專職繪圖員，東德國家安全部繪圖辦公室主任了。從東西德合併後解密的東德文件看，東德的「國家安全部」並不是為了國家安全，而是一個監視和鎮壓自己人民的暴力工具。
一九九九年，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紀念日時，科赫在弗里德里希大街原柏林牆所在地接受記者採訪。（科赫提供）
廿八年後，臉上已經刻上了歲月風霜的科赫，又一次站在東西柏林交界的查理檢查站，他的護照上蓋上了一個東西柏林邊境通行章，這是最後一個邊境通行章，之後柏林牆廿八年的歷史和與它相關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也隨之落下帷幕。科赫當時的職務是政府任命的負責拆除柏林牆的特派員。
左：東德工人正在搭蓋柏林牆，攝於一九六一年。（法新社） 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西德民眾聚集在柏林牆前見證東德警衛將圍牆推倒。（法新社）
妻子有西德親屬 遭黨強烈反對
就在一九六一年，就在科赫跟在昂納克身後走過每一寸東西柏林的邊界，並用圖紙記錄下來的那一年，就在他為建造柏林牆而畫下那條白線的那一年，科赫心中的柏林牆已經隱約開始出現了一條細微的裂痕。
昂納克的專職繪圖員科赫。（科赫提供）
那一年，他，一個被「黨」當作重點培養對象、前途無限光明的年輕人，不顧他工作單位「東德國家安全部」的強烈反對，和「有政治問題」的女孩愛爾柯結了婚，「有政治問題」指的是：有親屬在西德，在西德上小學和中學。
科赫伉儷結婚照。（科赫提供）
「有時候，一些很小的承諾比國際政治形勢更重要。」科赫自己評論道。
這個「很小的承諾」就是一份對家庭的責任，對他的妻子，還有後來出生的一個孩子的責任。
幼兒成人質 無奈下離婚又復婚
這個沒有得到「黨」的祝福的小小的家庭維持起來並不容易，雖然科赫和夫人感情甚篤，而且也一起承擔了結婚之前和之後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但是在他們結婚五年的時候，他們的家庭經歷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當時我想離開國家安全部，但他們不同意，因為我知道的太多了。」科赫說，他那和西德有聯繫的妻子被認為要為科赫的離經叛道負責。於是在他們結婚五年、兒子一歲的時候，他的妻子迫於安全部的壓力，和科赫離婚了。
「剛開始的時候，我很氣憤，質問她為什麼背叛我？！但是你想一想，一個母親，如果你跟她說，她不離婚的話，就把她的一歲幼兒從她身邊帶走，她會怎麼做呢？」科赫停頓了一下，彷彿給聽者留下幾秒思考的空間，然後接著說：「她當然會要她的兒子。」
一年後，他們又頂著上面來的壓力復婚了。他們當時的復婚合影上，科赫側過臉，帶著笑意深情凝視著妻子，與其說他原諒了妻子的背叛，不如說他明白了，一個小小的人在共產黨這個強迫暴力的體制下的無奈。
為愛險遭報復 戲劇性逃過一劫
「自從我提出來要離開安全部，我一直直線上升的政治生涯一下子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科赫作了一個從高處急速下落的手勢。
「國家安全部已經決定要懲罰我，第一步就是不再於任何場合提到我，不再讓我作為代表出席任何一個會議、任何一個公共活動。但是在這同時，有一件事，讓我在下落的過程中來了個急剎車，就像這樣……」科赫已經滑到了最低點的手又向上一翻，停止在了空中。
讓科赫直線下降的政治生涯有了意外轉機的傳單。上面的大字：「我們維護和保衛和平」。左面是小科赫的照片，照片右邊寫道，科赫同志自豪的說：「這是我兒子（哈根‧科赫），他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武裝部門服役一年了。為了保衛和平，為了保衛我們的工人和農民的國家，他還將服役五年，他給了我們的敵人一個正確的回答。」下面照片上的年輕人則向所有的年輕人呼籲（見下面的大字）：向我們的榜樣學習！（科赫提供）
這個急剎車完全是個意料之外的事情，「就在他們決定對我全面封殺的時候，安全部的另外一個部門正在製作一個有關青年人的傳單，他們又把我的照片放在左上角最顯眼的地方，而且已經分發出去。安全部太龐大了，經常是一隻手不知道另外一隻手在幹什麼。」
一個又一次被作為偶像捧出來的年輕人，當然不能一下子又變成了「革命敵人」了。這樣科赫逃過了本來幾乎要成為事實的安全部對他的報復。
仔細端詳當年傳單上的科赫，不難想像他的照片當初為什麼被東德共產黨當局當成了招牌一般到處「懸掛」：光潔圓潤的面頰白裏透紅，清澈明亮的眼睛透出孩子般無辜的神色——一個讓人一眼看去就有認同感的小伙子。
但從他幾次頂住安全部的壓力，寧願放棄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娶自己喜歡的人這一點看，他也是一個沒有完全被黨性馴化的人。他結婚的那一刻，其實已經奠定了他日後的方向。
因兒子而離職 安全部監控騷擾
雖然風光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再於各種場合、各種各樣的印刷品上出頭露面，科赫轉而做文化方面的工作，但平淡無奇的日子倒也過得安全無憂，直到一九八五年，他再一次提出離開國安部。這次讓他下定決心的是比「國際政治形勢」更重要的「很小的承諾」，對家庭的承諾，對孩子的承諾。
他的兒子因為一些「資產階級情調」，比如穿牛仔褲、留長頭髮等而被關進監獄。如果他是個一般家庭的孩子，頂多會在學校受到一些懲罰，但就是因為他是安全部官員的孩子，對他的要求就更高。「他們這樣對我的孩子，我對他們說，我再也不會為他們工作了！」想起他的這個非尋常的決定，科赫仍然是不悔當初。
這次安全部讓他離開了，但卻像影子一樣跟著他。當他得到一份工作，安全部就找他的老闆談話，一個工作就丟了，下一個工作又是這樣。這樣在他嘗試了從腦力到體力的各種各樣的工作後，一個朋友幫助他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得以餬口。
搶救柏林牆史料 總結專制特點
四年後，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曾經做了多年文化工作的科赫應徵負責拆除柏林牆的特派員的職位。在那段一切秩序重新安排的混亂階段，居然沒有人注意到，他就是那個當年在查理檢查站旁畫下那道白線的小伙子。他得到了這個職務。
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攝於一九六五年三月。（法新社）
柏林牆超過一五五公里長，約三～四米高，有十六層防線：（一）三○二座瞭望臺；（二）約三米半高的水泥牆，有的地方附鐵絲圍欄和警報器；（三）鋼製拒馬；（四）二米高的鐵絲圍欄；（五）音響警報纜；（六）鐵絲網；（七）碉堡（共廿二個）；（八）用來引導警犬（共六百隻）的纜線；（九）六～十五米寬的無草皮空地，可以留下逃亡者的腳印；（十）三～五米深的反車輛壕溝；（十一）五米高的路燈；（十二）武裝警衛（共一萬四千人）；（十三）二米高的通電鐵絲網，附警報器；（十四）空地；（十五）第二道水泥牆，三米半～四米二高、十五釐米厚，可以抵擋裝甲車輛的撞擊；（十六）有些地方需要游過施普雷河（Spree）。
在大量東德的資料被銷毀的時候，科赫不停地奔波在各個部門的廢紙簍之間，搶救出了大批珍貴的關於柏林牆的文件。他的家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柏林牆博物館，書房的四壁、走廊裏，處處都是張貼的畫和一架架的關於柏林牆的書。他也成了媒體追逐的對象，柏林牆的專家。
「專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強大的宣傳把謊言重複一千遍，第二個就是暴力。不管是希特勒還是共產黨，都是用這個方法欺騙人民的。」在柏林牆倒塌十八年的今天，科赫精煉地總結了共產專制的特點。
「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一個六十歲的人還相信共產主義，那麼他沒有理智。」科赫說：「我今年六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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