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訊】你的雙腳固然可以牢牢地踩著這個國家的每一寸土地，但每一寸土地都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甚至不屬於同樣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胡錦濤。這裡的土地，被標明著「集體所有」或者「國家所有」，即使你以為你已買下了地皮，甚至擁有豪華別墅附著在上面，但你那腳下的土地仍不是你的，你只有微不足道的「管理權」、「經營權」、「使用權」。一位民國革命少年，名曰鄒容，如今即有「鄒容路」在重慶，但那條路不屬於鄒容；一位當代巨商區景泰，曾經就活在我的維權目標裡，我曾為了近千名員工站在他的對立面，如今廣州有一條路即是「區景泰路」，但那條路其實仍然不屬於區景泰。這就是中國式的土地，沒有私人的所有權，不可能成為私有財產，只有國家與集體才擁有對其任意處置的權力。果然，以國家、集體為名義，中國的圈地運動真的就爆發了。失去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得到利益的農民卻越來越少。土地的爭奪，已被形容為「戰爭」，因為的確流過血，譬如汕尾，譬如南海。太多的群體事件發生於中國，一半以上是在農村發生的，而其起因主角則多是土地。
土地之於農民，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份量。土地養育了世世代代的農民，農民雖然不曾希望傳統的土地耕作能夠致富，但至少能夠得到一絲溫飽，免遭飢餓之苦。農民不懂股權，內地的許多農民更不懂，因為工業化還沒有完全推駛進來，《公司法》也沒有取代《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民不知道，一旦自己「洗腳上坎」，將以何維生？農村天然的東西非常多，沒有煤氣但有柴竹，沒有自來水但有井水，自己可以餵豬、喂雞，可以產麥種稻，可以不必到集市購買蔬菜、水果，這一切都可以自給自足。一旦遠離農村，進入另一種社會秩序，空間便驟然緊張了，一切都需要拿人民幣來交換，每個月都需要考慮雜七雜八的各種公家費用。農民害怕到電信局繳納電話費，害怕到供電局繳納電費，害怕到廣電局繳納閉路費……，但凡與公家發生牽扯的費用，農民都害怕。倘若是小病，農民可以在藥店賒賬；倘若沒有大米，農民可以到鄰居家去借。總之，這裡的人喜歡自然，喜歡悠閒，喜歡不受強制約束，喜歡那種不由錢來完全說話的生存氛圍。
農民離不開基本的生存條件，譬如有50萬元的農民也寧願把樓房建在農村，更不論那些在貧困線上徘徊的大多數人之保守。這保守，是基於城鎮生活的成本太大，自己又無力適應當中的技術要求、聘請條件。他們熱愛自給自足。就如富翁的理想是掙足錢以後環遊世界，在海邊沙灘曬太陽，這樣的富翁完全不瞭解那些生活困苦的人為什麼總是懶洋洋地躺在沙灘上。但是，困苦者會這樣告訴富翁：「你的理想我已經實現，因為我現在已經在曬太陽。」中國的城市化運動，終有一日會令人窒息，無論它使多少人從農民變為非農民，到某一天，城市化會反過來成為城郊化、農村化。人們在鋼筋、水泥、汽車、地鐵的空氣中呼吸，心中卻會思念真正的原始綠色。而我，此刻就在這種原始綠色之中。土地的喪失，將徹底改變這種綠色。這綠色的背後，意味著生產力的落後、交通的受阻、貿易的停歇、高端的無涉。農民希望有錢，希望擺脫貧窮，希望創業，賺夠人民幣，有自己的樓房，有自己的汽車，有自己苦澀命運的脫胎換骨。因此，不少人對於土地的喪失表示理解，這樣的人尤其在年輕一代之中佔據主流。
這是新一代的農民。「農民」之於他們，只是戶口簿上規定的人種類別，沒有城市的福利、保險及其餘特權。他們不懂莊稼，厭倦鄙視傳統耕作——他們會理智到以工資來計算農民的不值。譬如，他們會看到70多歲的老人還要挖土、翻田、播種，年輕人會這樣告訴他們的父母：「看吧，如果老人累出病來，那麼醫療費將是這些莊稼所賣不出來的。」他們從各個外省歸來，穿著運動鞋、皮鞋，套著夠酷的牛仔褲，連扛著鋤頭、背著背篼也覺得滑稽。他們甚至不知道南瓜苗、絲瓜苗、苦瓜苗的區別。老實說，他們也不想懂這一切，他們的父母之所以辛苦供養他們，其目的也在於寄希望於他們不要過上一代人的生活。年輕一代已經懂得各種手藝，每天幾十塊或者百餘元的工資就已足夠。就算是進廠從事工資超級低廉的工作，每月只有六七百塊，也比種莊稼強啊。他們不必去思考怎麼運用土地，不必懂得農民單純依靠土地的致富之路。他們就想保持目前這種狀態：倘若貴陽工資低就到廈門，倘若廈門消費高就再回到貴陽。本來，這一切原本都是那麼平靜。家裡的父輩想做莊稼就做，不想做就做點蔬菜，讓田荒著，甚至可以不養豬（仔豬價格已高到不能忍受），外面自有子女掙工資寄回家，兩代人彼此配合，家庭在和睦平靜中度過。
然而，現在這一切都將改變。無論是高層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各級人大決議，抑或媒體鋪天蓋地的經濟改革輿論，說到底，這改革的目標已經衝擊到農村的每一寸土地。當你今天還站在你家門口歌頌「我愛你，我的家」，明天推土機就說不定開了過來。你那留著諸多故事、情感的家園，將在不費吹灰之力的情況下，轟然倒塌，推成一片廢墟，壓成一攤爛泥。你的眼淚沒有價值，你的憤怒無人理會，你是弱勢的一代，在你還沒來得及理解這個國家的專制強權之時，在你還沒有激起任何抗爭運動之時，你的家園就喪失了。警察，或者當代土匪，會跑過來教訓你：從現在開始，請你離開這裡，因為你已不適宜在此居住，否則就是非法。這種感覺，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一剎那間變成狗屁的感覺。一些中產階級會告訴你：「其實我們也不安全，錢不要賺得太多。我們瞭解什麼是共產黨，共產嘛，共你的產，是這個黨的本性。」你很快就會陷入無助，大家都在喊「不」，甚至跑到各政府部門控告，但被拘留，跑去攔截公路汽車，你還是被拘留。不要擾亂社會秩序，不要跟政府作對，不要不知好歹，不要「扭倒費」，你的一切已被人「代表」了，那代表著你的，就是你們村的幹部，就是我們政府。你痛苦，被人強暴了還不能哭、不能鬧，更沒有人為你主持公道。
農民在抗爭中妥協，也在妥協中抗爭。他們從起初的拒不接受轉變為接受，但又提出自己的條件：土地價格必須再議。這樣的價格，必須是此時此刻國家出台的正規法令所定。究竟徵收一畝土地要補償多少錢？究竟安置過程怎麼處理？如何解決失業問題？尤其是原本就貧困的家庭，民政部門應該如何額外解決？農民無奈，他們想盡辦法去維權，而自身陣營則分化得極其嚴重：一部分成為政府幫凶勢力，一部分成為閉口不談的沉默者，只有極少數人光明正大地控告著，就如革命的首領。他們找盡了所有人求助，譬如官員、律師、記者，甚至動不動就要上升到對國務院、黨中央的呼籲請求——他們總是寄希望於高層：「中央是好的，是地方把問題搞壞了。」可是，極難有高層的任何回音。律師不敢動案件，因為熟知潛規則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對手不是政府，不是企業，而是農民。如果這裡有10,000個律師，那麼9,999個律師都不願意為農民代理此等案件。記者會被擋回去，上訪者會被截回來，一切的體制訴求渠道都被封死了。那是一張無限大的黑網，你剛有所動作，立即就被知曉，而後被制止、警告、威脅，甚至打擊、報復。不反抗的人會接受微不足道的補償，反抗的人則一分錢都不會拿到手中，只要你不在《土地補償協議》上籤字，那麼你就是那張黑網的敵人。
我們眼睛能夠看到的，是貧瘠的土地，是弱勢的人們。農民深深地依賴著土地，這是數千年之傳統，這是數千年的生活之道。土地的喪失，意味著巨大的企業開工，一切與城市相仿的酒店、賓館、超市、貿易城、批發城都會產生。昔日的農民要改變一切，被強行要求融入到這種與他們切身利益無關的經濟建設之中。他們只能照樣當著農民工，而且是外地的農民工，只有憑藉貸款、借錢、打工，才能維持生存。如果我是政府要員，我必須明確這將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這樣的工程是行政範圍之內的，必須傳授農民再就業的技術，盡力協助一部分有創業實力的人。但是，我們在大量的土地案件中看到的是：政府插手於土地的徵收工作，將原本應由企業與具體農民談判的事情，轉化為政府直接與村幹部商議，搞「秘室政治」，並由村幹部強行「代表」所有農民的意志，簽訂協議。政府從中賺取大量非法收入，並對當中的反抗者予以暴力鎮壓、刑事處罰，而且對弱勢者的生存持極其冷漠的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因土地而維權，走向地下，成為仿照「地下黨」式的維權運動者。不用說國家體制、地方作為已經足夠給他們施加壓力了，就連農民自己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也在表達不清、手段乏新、信息空缺的恐慌中，亂手亂腳，苯手苯腳。當年廣東的「太石村事件」，倘若沒有郭飛雄這樣的人物，便根本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圈地運動在中國的性質，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土地作為可以帶來巨大差價及其餘利潤空間的焦點，成為弱勢農民與強勢政府及暴富財團之間鬥爭的導火線。就鬥爭渠道而言，農民幾乎被賭死了一切。到最後，忍無可忍的農民選擇了群體的力量，迫於無奈地走向體制外抗爭。這種絕望後的鋌而走險，倘若沒有外力相助，極易爆發暴力衝突，乃至革命。有人已經把這樣的問題上升為「土地保衛戰」的程度，這跟事實也確實相符，其劇烈衝突將引發一切立法者及關注中國前途者對土地所有權的重新思索。倘若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土地仍然不能私有，那麼農民的土地就會一直廉價下去，任何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都可以借助政府的權力之手，購買大量土地，而後重新建築一切，再以常人無法接受的價格大行出售，最終將巨大差價收入囊中，並與得力權貴共同分享。這種行為，已經構成對國家的搶劫性質、豪奪性質、分贓性質，在剝奪底層人的生存權的同時，也製造了底層的強烈怒火，製造了自身的致命敵人。任何利潤只要超過成本200%的交易，都會醞釀戰爭，醞釀災難，醞釀慘劇，這包括毒品，包括盜版，包括黃碟，更包括土地徵收。權力的黑手，暴利的骯髒，已經嚴重染指於國家層面，這樣重大的問題，無論如何也不能叫「正常」。
當前最實際的問題，一是確認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二是重新估評土地徵收價格與租用價格，三是立法制約政府權力黑手過分插手其中。在廣東，我看到部分村莊將土地折為股權，真正以土地入股，村民月月享受集體利益分紅。重慶也曾提到以土地入股，這種思路值得考慮。那種將所有土地一次性賣光，而後永遠不再與經濟發展有絲毫關係的做法，將使社會產生大量的無業游民、激進人士。這樣的矛盾一旦尖銳到極限，全盤崩潰，那麼「土地保衛戰」就將上升為真正的暴力革命，而這革命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讓土地重新回到自己手中。事實上，三門峽庫區的農民已經這樣提出來了，他們否定土地屬於國家、屬於集體，直接說土地「就是老子的」，強行徵收土地就意味著野蠻搶劫，所以「老子就要跟你拚命」。別在意那個「老子」的稱呼是否恰當，已沒有比這更直截了當的口號了。管你左一個「國家」右一個「黨」，左一個「政府」右一個「防暴部隊」，這樣的農民反正已經產生了，他們不想被出賣，不想被邊緣，不想被欺壓。這不是毛澤東時代，人們不再單純到接受洗腦與改造，不再幼稚到甘當奴顏婢膝的奴隸，他們要站起來宣告自己的意志。我也是農民的後代，太理解這種呼聲的沉重份量。念此悲憤，高層政府已不能再縱容黑權、暴力及暴利的氾濫，別硬撐了，趁早積點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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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楊銀波，獨立作家，原籍中國重慶，系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第一屆會員。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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