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前天，剛剛在網上看到《自由聖火》關於「六四19週年紀念」徵文通告，正在思考如何響應並寫這方面的文章時，突然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一看，是兩位稚氣未脫的女孩子。我問她們是幹什麼的，她們說是徐州師範大學的學生，是根據街道辦事處提供的信息，找我來調查殘疾人狀況的。於是，我把她們很客氣的讓進屋內，並按照她們《調查表》的要求，在她們幫助下，填寫了相關內容。
填完後，她們看了看我說：「在我們的調查中，像你這種情況還沒有，怎麼一個因公負傷殘疾的警察會沒有醫療保險和人身保險！」我笑了笑說：「這有什麼奇怪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和優越性。」她們似解非解，要我講講「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一下子又觸發了我壓抑的感情，我感到有話要多她們說。
於是，我用手指了指掛在牆壁上我與王丹的合影照片，指著王丹說：「你們認得他嗎？」她們認真看了看回答說：「不認識。」我說：「他叫王丹，是1989年學潮期間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們那一代的學生為了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有的犧牲了，有的做過牢，王丹也做過牢，現在流亡在美國；他也是我的朋友，也正因為如此，我被辭退而離開公安局，後來，又因為農民被判刑，你們想，我沒有了單位和工作，又如何有各種保險呢？！」她們聽後，互相對望了一下，顯得很驚訝。接下來，我問她們：「你們知道或者瞭解王丹嗎？」她們淡淡一笑，說：「不瞭解，你說的那個時候（1989年），我們還小著呢，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又問：「你們的父母親也沒和你們講過那時候的事情嗎？」她們說：「從未聽父母親說過，真的不知道。」聽後，我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難過，望著眼前這兩個原本青春活力四射的女大學生，不知道為什麼卻感到她們有些蒼老可憐，因為剛剛發生在不久前的那麼大歷史事件，竟然為她們全然不知。更讓我感到可悲的是，昨為她們曾經歷甚至參加過八九「六四」的學校教師，也沒有向他們的學生們透露過此事，可見，這些年青的大學生們真的是被現實徹底愚弄了。
接著，我又用手指了指擺在書架上的許多照片，我指著鮑彤先生寄來他們夫婦的照片，問：「那位老人你們認識嗎？」她們說「不認識」，我說：「他就是原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他因為支持民主，被判刑了。」他們「啊」了一聲，我又指了指我和林牧先生的合影說：「這個老人你們顯然也不認識，他是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也因為追求民主大業被多次關押。」她們顯得很驚訝，說：「怎麼共產黨的總書記秘書也會犯錯誤？」我說：「別說是他們的秘書，就是他們也沒有倖免於難。」她們問：「他們都還活著嗎？」我感到哭笑不得，心想：真不知道她們這些大學生還知道什麼？！
送走了她們，我一下子躺倒在床上，陷入了長長的沉思。
我思：思那19年前的此時此刻，思那空前的波瀾壯闊場面，思那波譎雲詭的政治局面，思那同仇敵愾的磅礴激情，思那冷酷無情的官僚集團，思那熱血沸騰的有志青年，思那武裝到牙齒的人民軍隊，思那手無寸鐵學生民群眾，思那隆隆的坦克，思那槍林彈雨下的血肉之軀，思那忠實的歷史，終於記下了永不可忘的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六四。
「六四」是什麼，六四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國人民也需要結束獨裁專制，也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權法治；「六四」是什麼，六四是照妖鏡，它照出了人鬼正邪的嘴臉和是非曲直的底線；「六四」是什麼，六四是關係到中國人是繼續做奴隸還是當家做主人的一次決鬥及其精神展現。然而，在無情的現實中，六四之夢被沒有敵人的對手給粉碎了，從而，六四也就只成了中國人和世界人民的記憶符號——也許，這才就是「六四」運動的真正悲哀！
可讓我感到的真正痛處和悲哀，已經不僅僅是只有被記憶的悲哀，而是它甚至連被記憶的價值也慢慢被消蝕了，這不是歲月的無情，而是人間的有意，也就是說，「六四」之所以導致今天的這種結果，真的是人間的無情和故意。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不久的過去和正在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就可以得到這一準確的結論。
且不說在「六四」期間所有參與者和全民的激情了，就是在六四被武力鎮壓下去後的民眾激情仍然沒有完全被撲滅，無論是在海內外，每到六四的紀念日，總有著非常高調的紀念活動，人們對六四的和追求及其精神仍然沒有減滅，各種自發的紀念活動和呼籲書紛至沓來，同樣讓人看到並寄託著某些希望。記得九十年代初期，有林牧先生、許良英先生和六四期間學生運動的代表人物王丹等人一次又一次的呼籲活動，使得民間看到了民主的很多生機，但是，隨著王丹的再次被捕和後來的驅逐出國，一時間的民運活動頓時銳減了不少（也許是我的個人偏見，因為當時我在公安局工作只和王丹有聯繫，也只能通過王丹得到一些有關材料）。後來到了1998年，由於我被迫離開公安局投身民運，才看到了八九的組黨高潮以及其他民主活動，並通過那些活動加強了對民運的認識。但是，由於當局對組黨活動的殘酷鎮壓，一些民主黨人士相繼入獄和被驅逐出國，國內的民主浪潮再次陷入了低谷。「六四「精神也相對陷入低潮。
當進入21世紀的中國以高智晟、郭飛雄、陳光誠、胡佳、呂耿松等人為代表的民間維權運動如火如荼時，我們雖然為「六四」的被冷卻感到遺憾，但我們看到「六四」精神——追求自由民主——仍然在高揚，雖然是在他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捕之後，使維權運動舉步維艱，不過，我們看到的是，公民的覺悟及其付諸的行動形式已經在慢慢取代過去那些單調的聯名政治活動，包括針對「六四」的呼籲和紀念，因此，應該說值得欣慰的。
我之所以說有著「六四」之痛，我們應該看到我們中國人的致命弱點，尤其是「六四」參與者們的政治素質之低，人格之脆弱，既得利益傳統觀念的陳舊，當然，也包括我本人。現實中，我們看到那些曾經在天安門廣場振臂高呼的學生們不見了，那些為了自由民主而流血犧牲的志士仁人（包括他們的親人）現在也不見了，現在我聽到最多的就是有人問我「柴玲和吾爾開西那裡去了」？當然，我不知道，也無從回答。我只聽說現在的柴鈴在美國做生意，吾爾開西在台灣，還知道在國內當年的一些學生領袖大概情況，如朋友馬少方在深圳做生意謀生，還有一位朋友在上海經商，我在接觸和瞭解到他們所感受到的是，在殘酷無情的現實面前，也只有低調生存。不過，他們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如馬少方先生就表現的不卑不亢，在謀生之際，還仍然行使著自己的公民權利，並且在不遺餘力的幫助困難朋友（我本人在被迫流浪和兒子到深圳謀生時都受到過他的大力支持）。而有的朋友則不然，只顧自己做生意，而且為了害怕一些政治敏感朋友的接觸故意避之，我在2004年在上海看病時，本想見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可他一聽到是我就把電話給掛了，真的是令人感到心寒和痛苦。還有，我本地一個「六四」期間在學校非常活躍的大學生，雖然在我遇難後也幫助過我，但是，他的愛人（也是當年的同學）卻提醒他不要再繼續和我來往，以免他仕途受阻，果然，這位朋友在遠離我之後，當上了單位分管領導，年薪達10萬之多……
至此，我們已經不難看到這麼一種可怕的情況：在整個社會都在為了自己的生存或者是為了生存得更好更舒服些，又有幾人還在為了理念和信仰而去「奮鬥」呢？！用共產黨的話說我就是：「有幾個像你那麼傻的，放著官不做，放著國家待遇不去拿，幹嗎非得和共產黨較勁，就你那幾個人能鬥過共產黨，幹緊老老實實吧。」說實在的，這些話並不是共產黨對我一人講的，也是他們對付我們所有矢志不渝追求自由民主人士所使用的統一武器，也正是這種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著實刺中了很多人的軟肋，使得他們在繼續前進的道路上望而生畏，使其在掌控著國家所有政治、經濟資源的共產黨組織面前，不得不考慮生存和活著，從而也只有服從共產黨的擺佈。就拿我來說吧，且不說是去為了自由民主奔走呼號了，就自己的個人冤假錯案也只好擱置下來，因為，共產黨想怎麼樣就會怎麼樣，比如說，它可以給我多少我就得吃多少，它可以給我看病也可以不給我看病，它可以讓我上訪也可以因為上訪把我再次抓起來，它可以叫你什麼時候上訪你才能什麼時候上訪，如此等等，作為我這麼一個並沒有真正男子漢的決絕精神和敢於為了真理不怕死氣概的窩囊廢也只好由他們來任意擺佈了。具體地說就是，我之所以不敢在今天上訪，就是害怕被捕，因為奧運會就要召開了，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政策會隨時隨地把國家法律和公民權利擊得粉碎，何況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
在我的牆壁上，高掛著於浩成老師贈給我的條幅，那上面寫著「民不自由勿寧死」，可認真想一想，我們不都是在不自由中生活著嗎，可誰又因為不自由心甘情願的去赴死呢？！
在此形勢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會出現今天的這種局面了，專制的高壓，人們的怯懦，經濟利益的引誘，生命求生的本能，還有政客們玩弄政治的技巧等等，的確給中國的自由民主大業形成了暫時無法踰越的屏障，這就是「六四」之痛的根本原因。
每當「六四」到來之際，我們除去可以看到有自由度的香港同胞敢於上街頭紀念之外，也只能在網上看到零零星星的紀念，特別是那失去兒子的丁子霖，那勇敢的「四君子」之一——劉曉波比較活躍的身影，再環顧其他，的確顯得冷冷清清。因此，我想，如果當年那麼大的一場旨在改變中國的全國全民運動，只是在這幾個人來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並以此為紀念的話，有那麼多當年的參與者和支持者都在此時此刻漠不關心的話，這才是「六四」真正的不幸和悲哀！而且，這遠比本文開始提到的當代大學生因為被愚弄對歷史一無所知還要可怕得多。
今天，我們提出紀念「六四」，已經決不能只停留在六四自身的意義層面上，更不應該因為我們是六四的犧牲品，因為自己死了親人，自己失去了工廠作和自由等因由，為了報復去情緒化的紀念它。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正因為六四的失敗，才導致了我們中國自由民主的止步，才導致了物慾橫流、人心匱乏的社會扭曲，才導致了腐敗叢生的政府，也才最終導致了汶川大地震死去大多數都是學生的民族不幸。我們不難想像，如果通過六四成功的建立起了一個民主政治政府，就不會有後來的一系列國家災難和不幸，或者說是即使有了災難也會最大限度的減少國家和人民的損失。因此說，六四的災難不僅僅是我們參與者和支持者們的共同不幸和痛處，而是因此阻礙了國家進步和民族振興的舉國不幸，乃至是世界文明的不幸。不瞭解到這一點，恐怕，我們的紀念會失去意義，那才是六四真正的悲痛。
「六四」是一座豐碑，它已經倒下19年。為之而犧牲的人們不會再醒來，流亡的不會就回來，沒有自由的人不會馬上就有自由。因此，我們活著的人只能是敢於正視自己，戰勝內心世界的怯懦和檢討自己的私心，才能夠真正的起到紀念六四的作用，才能最好的推動歷史的進步事業，也才是對六四最好的紀念！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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