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如果在有可能實行政改時拒絕政改，任憑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統治者就是將自己置於隨時有可能被偶然事件引爆的火山口上。
奧運年是個多事之秋。汶川地震以後，「逢8必亂」之類的謠傳四起，北京高層的心理負擔越來越嚴重：奧運會到底會不會出事？高壓之下維持了將近20年的「穩定」究竟還能不能繼續維持下去？我曾一再撰文指出，奧運前的中國正在發生俄狄浦斯效應，當政者心裏越害怕不穩定，越是以高壓求穩定，結果是越不穩定，他們正像希臘神話中的俄狄浦斯一樣，不斷地以自己的行動應驗自己所害怕的那個「殺父娶母」的神諭。
事實正是如此。隨著奧運的日益迫近，時局的發展與那些執意以高壓求穩定的大家長們的願望相反，高壓不僅沒有帶來他們所需要的穩定，反而造成暴力事件頻發：從6月29日開始，短短一個星期之內，貴州甕安數萬民眾暴動；上海閘北區公安當局辦公樓十警察被刺，六人身亡；湖南張家界以煤氣爆炸對付政府強拆；海南紅塔捲煙廠職工以汽油縱火焚燒廠房……這些僅僅是公開報導出來的，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肯定還有大量暴力事件是被地方政府隱瞞的。如果稱奧運前的中國是一個火藥庫，我看並不為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暴抗暴的事件，無一例外都是衝著政府而來的。
對於這些暴力事件，從網上、電視上和人們茶餘飯後的議論來看，無論是官方還是民眾，關注的焦點都是事情的真相，比如16歲的女中學生李樹芬究竟是死於自殺，還是死於他殺？死者的叔叔前往公安當局論理，究竟是被誰打成重傷的？28歲的北京青年楊佳隻身闖穴行兇，是不是因為涉嫌「偷自行車」被警方毆打致殘而又拒絕賠償？我認為，弄清事情真相當然是公正處理的前提，但是在這些事件中，政府（尤其是公安當局）都是涉案的當事人，怎麼能夠指望當事人的調查會有客觀公正的結論呢？就像到法院打官司，難道能讓當事人去調查案由嗎？可是，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下，除了政府，誰又有權調查呢？調查當然可以由上一級政府進行，但無論從利害關係看，還是從以往經常發生的事實看，上級都是極有可能包庇下級的；其次，即使政府能夠秉公辦事，即使其調查結論符合事實，也必然因缺乏公信力而無法取信於民。
所以，在現行的體制下，對這些事件的處理在程序上就是不公正的，起碼不會有足以取信於民的調查結論。甕安事件現在已經導致公安局局長、政委和縣長、縣委書記的免職，人們都說這不過是拿下級官員當替罪羊來平息民憤，但是這跟19年前的六四事件相比已經是皇恩浩蕩了，畢竟在現實體制下捨車保帥還是可行的。我們必須認識到，在現行的體制下，這種處理方式是一種宿命！而且下台的只能是小官吏，因為讓大官下台有礙「穩定」。我倒認為，如果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從整個民族的長治久安看，可能對事件如何反思比如何處理更重要。甕安事件震動了中共高層，傳說胡錦濤有個批示，提出「為什麼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會演變成衝擊政府的群體性事件？」我看這個問題提「到位」了，點到了問題的實質，而且我相信，高層的大佬們自己心中肯定非常清楚「為什麼」，不過他們不願意公開說出來罷了！
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究竟為什麼能夠演變成暴力攻擊政府的「群體性事件」？其實這個問題溫家寶早在三年以前就把它擺到桌面上來了。據說，2005年9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學習會上，面對從民間蒐集到的觸目驚心的115條信息，溫家寶哽咽了五分鐘之久，然後語重心長地說，這是值得我們深刻反省的人民的呼聲，是對官僚腐敗的控訴和抗議，是隨時有可能引爆的115顆定時炸彈！溫家寶當時舉出了中國每一天都在發生的各種震撼人心的統計數字：每天有二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尋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溫家寶沒有指出，他們在生存的抗爭中，還經常受到體制、受到特權的歧視）；每天有二千多萬失業、待業青年在徘徊著；每天有數以萬計的百姓因經濟貧困，企圖以自殺結束悲劇人生；每天有數以萬人次計的工人和農民等弱勢群體在集會、遊行、示威，維護他們應有的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公民權利（溫家寶同樣沒有指出，這些維權活動無一不受到政府暴力的打壓）；每天有數以十萬人次計的上訪、信訪，表達對種種不滿的申訴和抗爭（溫家寶那時可能沒有想到，臨到奧運會召開的前夕，為了維持奧運所需要的「穩定」，政府竟然會實施一套迫使公民簽署違背法律、污辱人格的「重點人防控責任書」，對官方劃定的所謂「重點人」進行全方位的監控）；每天有數以十萬人次計的黨政幹部沉浸在聲色犬馬和燈紅酒綠中，揮霍、侵吞人民財富；每天持續有數以百萬計的國有資金流失境外，流入官僚及其家屬的口袋……
甕安事件發生以後，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認：「 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導火索是李樹芬的死因，背後深層次原因卻是甕安縣在礦產資源開發、移民安置、建築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屢發生，而在處置這些矛盾糾紛和群體事件過程中，一些幹部作風粗暴、工作方法簡單，甚至隨意動用警力。」
不過，溫家寶和石宗源所羅列的只是些容易引爆的社會矛盾，而沒有說明產生這些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出於意識形態上的禁忌，本質上是出於既得利益的考慮，當權者誰都不願意把謎底說破，他們絕不肯承認這些問題的總根源是權力不受制約的一黨專政體制。因此他們最多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企圖以此把自己不願意看到的「大限」無限期往後推，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信仰暴力的當權者有沒有考慮到，他們這樣做是在製造用暴力埋葬自己的陳勝吳廣！在溫家寶發出警示以後三年，在中共當局最害怕不穩定的奧運前夕，「6.28」這顆定時炸彈無可奈何地在貴州爆炸了！甕安「6.28」暴動已經明確無誤地向中共當局表明，久受欺壓的民眾已經成了氣味刺鼻的火藥桶，他們對政府暴力的忍受已經到了極限，任何政府暴力的星星之火，都有可能將火山引爆，造成玉石俱焚的慘劇！甕安暴動剛剛發生的頭兩天，李長春把持的宣傳當局沿襲習慣性思維，不准各媒體透露消息，但是許多網民紛紛充當了公民記者，通過發貼子報導，而且狠命地跟刪貼的網管較勁，發貼發得比刪貼還快，他們這才發現，這一招不靈了，從而換了一招，胡錦濤作出了「不要封鎖消息，要引導輿論」的批示。
如果我們將最近發生的這些暴力事件與「3.14」西藏騷亂比較，就會發現這些事件有一個明顯的特點，這就是民眾的輿論一邊倒，網民中除了一兩個被罵為「五毛狗」的以外，一律倒向反政府的施暴者。西藏騷亂的時候，不少網民還跟著政府譴責達賴「分裂祖國」，但是這一次，天涯、凱迪、牛博、新浪、甚至胡錦濤最近曾經光顧過的人民網，網民們不但不相信政府所發佈的任何信息，反而稱反政府的施暴者為「英雄好漢」，把連刺十名警察的楊佳比作景陽崗上為民除害的義士武松，而對受害的警察冷諷熱嘲，幸災樂禍。直到甕安暴動一星期以後，儘管宣傳當局竭盡全力，網上出現了一些旨在「引導輿論」的貼子，但是人心一邊倒的情況依然無法改變。7月6日上午，筆者偶然在「天涯雜談」上看到一則發於5日上午的主題貼《一位警察看完上海襲警案評論後含淚寫的文章》，至6日中午11時，共有49個跟貼，49個帖子中，除了有兩、三個比較中立平和以外，其他帖子對受害的警察幾乎毫無同情之心，甚至幸災樂禍：「你寫的文章是為了博得同情嗎，我看你還是自己珍惜自己吧！」「刀！好刀！好快的刀！」 「死得好!」 「是呀，警察同志太失人心！老百姓都在拍手稱快！」 「你們究竟為什麼要逼兔子咬人？」……那些比較理性的帖子，對警察的評價也都是負面的，以致有人歎息，「警民關係咋成這樣了?」為了增強本文的說服力，筆者不厭其煩，特地將全部帖子抄了下來，附於文末。我要說明的是，在有關暴力事件的討論中，這是很少能夠看到的保留完好的帖子群，至於大量遭到刪除甚至「24小時熱帖、24小時熱圖內容為空」的貼吧，其內容之激烈就更不待言了！
這種情況，不但說明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對立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而且說明在民眾中間，潛在的陳勝、吳廣，潛在的楊佳到處都是！胡錦濤不是到人民網作客聽取民意嗎？我想，如果真想聽取民意，大可不必在成千上萬網民中挑選兩三個人的提問來回答，只要看看這些發自老百姓內心的大字報一般的帖子就行了。在這些評論暴力事件的帖子中，成千上萬的網民和楊佳一樣，把怨憤發向了下層的警察，不過平心而論，那些普通警察雖然常有仗勢欺人的行為，但其根子卻是上頭的縱容和包庇，上頭既然要讓他們充當維護王國穩定和私家利益的工具，就只能放任他們的行為，任憑他們違法亂紀，恣意侵犯人權。而一旦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充當老百姓的出氣筒和平息民怨的犧牲品的，卻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黨官，而只能是這些直接與民眾打交道的普通民警！
必須指出，在民眾與政府的對抗中，民眾決不是主動的施暴者，民眾的暴力行為即使不是由政府即時的暴力引起的，也必有此前政府對待民眾的多次暴力記錄在先。在征地、拆遷和集體上訪等活動中，政府「隨意動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機關推上第一線」（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語），這已成為政府對付民眾維權活動的常態，這種情況無疑在不斷地種下仇恨的種子。用來維持「穩定」的那些鐵血衛士，在和平請願的民眾面前氣壯如牛，對付街頭那些戰戰兢兢的小攤販和賣菜的農民，更如老虎碰到綿羊，所向無敵。確實，當局勢尚能控制的時候，政府的暴力打壓是簡單易行而又能湊效的，但是如果局勢一旦失控，政府的權威式微，以前的任何一隻綿羊都有可能成為一頭發怒的獅子，他們「為自己曾向一個已不復存在的權威低頭哈腰而進行報復」（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此時民眾的暴力就會一發而不可抑止，而陳勝吳廣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我奉勸那些有權作出暴力鎮壓決策的統治者，即使不為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著想，也應該為自己，為自己的家人，為自己麾下的警察著想，不要製造日後的暴力復仇者！
六四鎮壓十九年來，統治者一面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用金錢收買各路精英，用煽動起來的消費熱情代替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以鐵的手腕對付弱勢群體和異議人士的抗議，十九年的穩定，靠的是金錢和暴力這兩個法寶。但是，靠金錢和暴力維持的穩定，必被金錢和暴力衝垮。經濟一旦滑坡，人們對金錢的慾望不再能夠滿足，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聯盟也將隨之解體；兩極分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弱勢群體就不再害怕暴力。托克維爾在總結法國大革命時指出，正是路易十六時期的經濟繁榮，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發。（《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是由於，「在經濟繁榮的時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會超過另一些人，這會引起嫉妒。某些群體感覺被經濟變革拋棄了，由此變得極度怨恨。」（邁克爾．羅斯金等：《政治科學》）亨廷頓則指出，「經過持續的增長階段以後，如果經濟陡然轉向下坡路，往往就會爆發革命。」（《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耶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早就警告，中國今年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而且預言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可能從股市崩盤引發，連總理溫家寶也不得不在三月召開的兩會上承認，今年可能是國民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不久前，香港經濟學家郎鹹平在寧波有個講演，已經說破了皇帝其實並沒有穿什麼新衣，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不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所鼓噪的過熱，而是由投資環境惡化引起的過冷和蕭條。這些，就是甕安暴動的大背景！
這次甕安暴動不禁使人想起1911年的辛亥革命。據歷史學者考證，辛亥革命並不是孫中山和黃興等革命黨人發動的，而是那一年的10月10日晚上由新軍裡的幾個老兵與排長的偶然吵嘴引爆的，當天湖北省政府殺了三個革命黨人，晚上幾個老兵在兵營的一個牆角閒聊此事，受到了排長的訓斥：「你們想造反？」當兵的一時火起：「造反就造反！」開槍打死了排長，這一純屬偶然的「治安事件」居然成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據說，1917年的俄國二月革命也不是革命黨人發動的，而是由於麵包的一時脫銷導致一些家庭婦女上街抗議引發的。這些歷史事實說明，如果在有可能實行政改時拒絕政改，任憑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和激化，統治者就是將自己置於隨時有可能被偶然事件引爆的火山口上。
如果這些前車之鑒不能引起中共高層的反思，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如果重蹈覆轍，就不僅是中共統治者自己的災難，而且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左派們不是經常提出要警惕「顏色革命」嗎？類似南昌起義這樣的武裝革命確實是可以由少數人通過密謀策劃出來的，但顧名思義，以和平演變為特點的顏色革命是無論如何無法策劃的，中國能否向憲政民主社會轉型，這取決於十三億人民的共識，誰都無法策劃，也無法阻擋。因此，對於希望保持自己執政地位的中共來說，危險並非來自幾個主張憲政民主制度的反對黨人和異議人士，而是來自畸形改革所醞釀起來的革命形勢，來自政府高壓統治所製造出來的陳勝吳廣！
2008年7月7日
（原載《人與人權》2008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