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宇宙中一切邪惡和不好的東西其實最終都來源於“我”與“私”，而“我”與“私”在人世間膨脹到極點的代表正是共產黨——儘管共產黨一向標榜自己“大公無私”，但那不過是它慣用的偽善畫皮而已。
世上的人無疑都有執著“我”與“私”的一面，但與眾不同的是，共產黨不僅執著“我”與“私”，而且將對“我”與“私”的執著膨脹到了最大的極限。由此鑄成了它特有的本性：唯我獨尊，以私為本，以我划線，否定一切，狂妄自大，無法無天，逆天行道，為所欲為，諸善不做，諸惡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但決心與一切傳統原則決裂，與一切妨礙自己的力量為敵，而且為了自己所謂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爛整個世界，消滅一切異己。正因為如此，共產黨非但既惡又邪，而且邪惡至極，堪稱是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集中代表。而在共產黨陣營中，中共又是特別邪惡的一個。
正如《九評共產黨》所說，共產黨的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也最荒謬的一頁。“縱觀八十多年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其所到之處永遠伴隨著謊言、戰亂、飢荒、獨裁、屠殺和恐懼；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戰天鬥地”，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將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拖向深重的危機。”
中國人形容一個人壞到極點時常稱之為“ 十惡俱全”、“十惡不赦” ，而中共就是“ 十惡俱全”、“十惡不赦” 最名副其實的典型。
以下僅是作者依個人所見歸納出的中共的十大邪惡。
一、暴虐成性，殺人如麻
共產黨人唯我獨尊，崇尚鬥爭，漠視生命，以征服他人為樂，這就決定了它必然要把暴力作為實現其目地的主要手段。早在共產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共產黨宣言》中，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就公開宣佈，“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可見，共產黨對暴力的崇拜與生俱來，而且毫不掩飾。
中共更是暴虐成性，歷來主張“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毛澤東的名言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
暴力的極至是殺人。像所有共產黨一樣,中共不僅暴虐成性，而且殺人如麻，是人類歷史上典型的嗜血一族。在中共的筆下，國民黨和所謂的“反動派”一向被描繪成凶殘的“殺人狂”，其實中共殺起人來遠比國民黨要厲害得多，它才是真正的“殺人狂”！
依靠暴力殺人，推翻原有的統治者,是中共奪取政權的主要手段。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盤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他們中許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當年，中共廣東“農運大王”彭湃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效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
如果說，在奪取政權的戰爭中暴力無可避免，那麼世界上從來沒有象共產黨這樣在和平時期仍然酷愛暴力殺人，進行大規模群體滅絕的政權。中共更是這樣一個殘暴血腥的典型。“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分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據專家估算，從1949年至今，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國人在6千萬至8千萬人左右，差不多佔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大大超過了之前近三十年的戰爭時期，也超過了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是希特勒納粹所屠殺的猶太人總數的13倍。
1951年，剛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揮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謂“鎮壓反革命分子”(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明確指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使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甚至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的“鎮反”運動同時並舉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以“消滅地主階級”為目標的“土改運動”。 “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說你“有罪”，你沒罪也就有了罪。你田多幾畝，錢多一點，生活比別人過得好一些……都是“罪”。一旦上了鬥爭台，口號一喊，反正不讓你講話，沒有你分辯的餘地，說你啥就是啥。當時，殺人大權掌握在區委書記手中，他想殺誰，就可以殺誰，不要講任何理由，不要經過任何手續，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攔。如果碰到嗜殺的區委書記，朱筆不留情，興之所致，在名單上一個一個勾畫下去，那一方的地主便遭殃了
據中共自己公佈的數據,到1952年底，全國共消滅“反革命分子”達240余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的是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公佈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余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其野蠻和瘋狂可以說到了極至。根據中共自己公佈的調查數據，文革期間全國共有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如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在1968年初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余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文革結束後,中共搞起了“改革開放”，善良的中國民眾以為中共再不也會象以前那樣泛殺無辜了。誰知1989年的“六四”血案中，中共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使用國際上禁用的開花彈射殺愛國學生和市民,並用坦克將他們中的一些人壓成了肉醬,創下了掌權以來公開殺人的新紀錄.
十年之後，江澤民又一次大開殺戒,把屠刀揮向了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僅到2002年年底，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名法輪功學員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不但殺敵人和民眾心狠手辣，虐待和屠殺自己人來中共也毫不手軟。早在上世紀初,中共就在它統治下的“蘇區”狂殺所謂的AB團，最後殺得自己的隊伍幾乎沒有多少會打仗的。
夏曦是留蘇的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對1930年代蘇聯的“肅反”有親身體驗，相當傾慕斯大林掌控的克格勃。1931年4月，中共中央領袖王明派他去領導“湘鄂西邊區”。這位“欽差大臣”到達蘇區之後，立即效仿蘇聯建立“政治保衛局”，並親自主持工作，特別強調黨內鬥爭和審查幹部。為了確立黨的控制，大規模殺戮潛在的反對派，許多幹部都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處死。夏曦後來到了洪湖，與地方黨領袖發生爭執，他立即組織“肅反委員會”，審查全體黨員，大抓“反革命分子”。賀龍後來回憶說，夏曦殺了幾個月，一共殺死一萬多人，洪湖的縣、區幹部，差不多都殺光了；紅軍也被殺掉一萬左右，殺了幾十個紅軍連長。這位表面文質彬彬的白麵書生，“殘酷打擊、無情鬥爭”，下手之狠毒，絕不留情。他看著柳直荀被拖到鬥爭台上亂棍暴打得喊救命，這時，只要他站出來說一句話，柳便可得救。但他卻閉著嘴一言不發，眼睜睜地地看著一同參加革命的老同學被活活打死。
此後,從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到建政之後收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對自己人的這種暴虐和屠殺始終持續不斷。
文革中原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的殘死就是這種屠殺的典型。在劉70歲生日那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他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親耳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
當時,劉少奇一下子就從精神上被擊垮了，他的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因為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看管人員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個硬塑料瓶子。結果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到1969年10月，劉少奇已經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他洗澡，也不准他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堅固的碉堡地下室裡。在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少奇已經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死後兩天,劉的屍體按烈性傳染病被處理火化，死亡卡片上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試想，對自己的領導人都如此殘忍，中共殺人如麻到了何等地步！
中共不僅在本國殺人，而且輸出革命，扶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殺人。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中共全力扶植起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竟在奪取政權後屠殺了柬埔寨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該國的大多數華裔和華僑。中共至今阻攔國際社會對紅色高棉的公開審判，其目的就是為了繼續遮掩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惡劣角色。此外，世界上大多數最殘暴的共產黨割據武裝和政權，也無一不與中共有著密切關係。除了紅色高棉之外，印尼共產黨，菲共、馬共、越共、緬共、寮共、尼泊爾共產黨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黨的領袖許多都是華人，有些現今仍然躲藏在中國。
中共不但暴虐成性，殺人如麻，而且施暴和殺人的手段極其殘忍。法輪功修煉者的遭遇就是最近的一個典型。
為了迫使修煉者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中共不惜使用各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對他們進行折磨，而且常常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
毒打是虐待法輪功學員最經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頭直接打學員，也唆使犯人毒打學員。有的學員耳朵被打聾，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齒被打斷、打掉。頭骨、脊椎、胸骨、鎖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斷和截肢的。還有用勁狠捏男學員的，狠踢女學員陰部。學員不屈服就接著再用刑，被打得皮開肉綻、面目皆非、嚴重變形的血淋淋的人，還要被用鹽水澆身、用高壓電棍電，血腥味與肉糊味相混，慘叫聲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時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頭，試圖讓後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電刑也是中國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電棍電學員的敏感部位，口腔、頭頂、前胸、陰部、乳房、臀部、大腿、腳底，有的到處亂電，用多根電棍電，直至有燒焦燒糊，糊味到處能聞到，傷處紫黑。有時頭頂與肛門同時過電。警察經常使用10根或更多電棍同時施暴，一般的電棍幾萬伏。連續放電時，發出藍光，伴隨著刺耳的啪啪聲。電在人身上就像火燒一樣，又像被蛇咬。每放電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樣痛。被電過的皮膚會變紅、破損、被燒焦、流膿等。更高功率和電壓的電棍更加凶猛，電在頭上就如同用錘子砸頭一樣。
用煙頭燒手、臉、腳底、胸、背、乳頭等，用打火機燒手，燒陰毛，將鐵條在電爐上燒紅後，壓在雙腿上烙燙，用燒紅的煤烙學員的臉，把備受酷刑折磨後還有呼吸心跳的學員活活燒死，對外稱其為“自焚”。
專門毒打女學員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強姦”，“輪姦”，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用打火機燒乳頭，用電棍插入。將4把牙刷捆綁一起，插入女學員用手搓轉。用火鈎鈎女學員的陰部。女學員被雙手反銬，用電線把其兩個乳頭穿一起過電。把女學員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將“恐怖約束衣”給法輪功學員穿上，將學員手臂拉至後背雙臂交叉綁住，然後再將雙臂過肩拉至胸前，再綁住雙腿，騰空吊在鐵窗上，耳朵裡塞上耳機不停地播放誣蔑法輪功之詞，嘴裡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雙臂立即殘廢，首先是從肩、肘、腕處筋斷骨裂，用刑時間長者，背骨全斷裂，被活活痛死。
還有將學員浸泡在污水或糞水中，謂之“水牢”。其它折磨還包括竹簽釘指甲，住天棚、地板和牆上長滿紅、綠、黃、白等長毛的房間，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毀神經的藥物，以及其他種種千奇百怪的折磨。
有人不解，中共為何如此酷愛暴力、殺人如麻？其實原因並不複雜，除了以此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和緩解其內心的恐懼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為了通過殺人來製造恐怖，讓人民不敢反抗，在顫慄中對自己俯首稱臣。
今天，恐怖主義已成為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頭號敵人，全世界人民和各個國家都在反對恐怖主義，中共也乘機扯起了反恐大旗，妄想以此招搖撞騙。其實，當今最大的恐怖主義並非拉登之流，而恰恰是以中共為主體的各國共產黨政權，因為與其它恐怖主義勢力相比，共產黨的暴力恐怖主義以國家為載體，規模更為巨大，持續時間更為長久，為禍也更為酷烈。
綜上所述，中共八十多年的歷史堪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暴力殺人史。儘管在不同時期，中共殺人的多少不同，殺人的力度有所變化，但它的殺人本性從未改變過，也決不會改變。如果說中共的政權過去是靠暴力殺人來奪取和鞏固的，那麼今天的中共為了維系這個日薄西山的政權仍在一如既往的殺人，只不過殺人的手段要比以前變得狡猾和隱蔽罷了。不僅如此,而且可以斷定，為了維護一己的私利中共明天仍然會繼續殺人。只要這個邪惡存在一天，中國人民頭上每天都會懸著一把屠刀,大家隨時都可能成為中共的刀下鬼。
二、謊言欺世，愚弄百姓
1989年12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遲浩田訪美,在國防大學演說時，面對聽眾關於“六四”的提問，遲浩田竟當眾表示：“天安門廣場上沒死一個人”
此言一出，群情嘩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瞞報許久的SARS已在中國大面積擴散，發展成為威脅到全世界七十億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這種十分危急的情況下，4月3日，時任中國衛生部長的張文康竟然仍在新聞發佈會上信誓旦旦的宣稱，SARS在中國已經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 例SARS，死亡3例”。但幾天後的4月19日，北京301醫院蔣彥永大夫向媒體提供的證詞即爆出真情：到4月3號為止，單是北京309醫院就已經接收了60個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過了張文康公佈的數字。
消息公開後，世界輿論為之震驚！張文康因此被輿論冠名為“謊言部長”。
在中共歷史上，如此說謊者遲浩田和張文康顯然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翻閱中共從起家到今天的八十多年歷史，可以說它是無時不撒謊，無事不撒謊，撒謊成性到了極至,謊言多得俯拾即是。中共的歷史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謊言史。
比如,中共恬不知恥的撒謊說抗日戰爭是在自己一手領導下取勝的,許多中國人至今仍信以為真。
那麼,抗日戰爭究竟是在誰的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到底誰才是這場戰爭的“中流砥柱”？眾多歷史學家通過例舉大量事實和數據證明，國民黨抗戰的歷史是血寫的事實，而中共抗戰則是“墨寫的謊言”。抗日戰爭是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黨才是這場偉大的衛國戰爭的中流砥柱。
從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華民國政府擁有1040萬平方公里疆土，擁有4萬萬人民，擁有陸軍270 萬，海軍10萬噸位，空軍600 架戰鬥機。而當時的中共逃到陝西時只有2 萬人馬，1 萬3 千條槍，3 個縣的人民、資源。在1937年8 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中，國民黨70萬軍隊與50萬日軍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三個月橫掃中華的夢想。遠在陝北的兩萬紅軍如何能領導120萬人的會戰？
從事實上看，國民黨14年抗戰，陸軍犧牲了321 萬，空軍犧牲了4321人，海軍犧牲了全部。甚至更在抗戰的頭4 個月裡，黃浦軍校2 萬5 千名年青軍官，戰死疆場的就有1 萬多。再來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東北；中共卻號召保衛蘇聯，工人罷工等，還要以武裝暴動推翻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後8 年：要日蔣火拼，中共則到“敵人後方去”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風，種革命鴉片，偷敵賣國。其所謂游擊戰更是“游而不擊”，專打國軍，不打日軍。其所謂“擁蔣抗日”則是執行蘇共命令要為保衛蘇維埃而行。
所謂“天安門自焚”更是中共編造的一個驚天謊言！
2001年1月23日，一場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自焚之火，經過中國媒體的反復渲染，迅速傳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為法輪功學員。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播出後,許多人信以為真。但海外專家通過慢鏡頭仔細觀察中央電視台播出的自焚節目，驚奇的發現這其實是一場蓄意陷害法輪功的偽案。
細心的觀眾只要把電視鏡頭放慢就可以看見，在被官方媒體稱為自焚而死的劉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滅時，有人突然用物體猛擊她的頭部，劉隨即倒地，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又以極快的速度從空中落下。那麼究竟誰是出手打擊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止住，會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
另外，天安門廣場沒有滅火器，警察也不會背著滅火器巡邏，怎麼可能在一、二分鐘內就有4個人立即拿出滅火器圍在劉春玲身邊?
官方媒體報道說：“被燒重傷12歲的小姑娘劉思影在醫院立即進行了氣管切開手術。”但是我們在電視節目中卻聽到劉思影聲音清脆地在與記者對白，難怪一位美國西醫大夫看完此報道後，笑著說：“氣管切開手術後，人是絕不可能在這麼短時間裡恢復講話能力的。”
官方媒體還報道說，自焚者王進東被嚴重燒傷，可他兩腿之間裝汽油的雪碧瓶卻完好無損，頭髮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結印的姿式根本就不像法輪功學員。鏡頭前, 王進東右邊拿著滅火毯的警察,沒有緊急撲火的運動感,他拿的滅火毯是靜止下垂的, 好象是為了拍照而擺好的姿勢,這樣的鏡頭場面發生在整個突發事件的一、二分鐘內,而且攝影機處在最佳的拍攝角度……疑點重重。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台灣大學中文語音識別實驗室，對《焦點訪談》中三次出場的王進東作了語音鑒定：第一集中的王進東與其他兩集中的王進東不是同一人。
顯然，有人精心策劃導演了這場“自焚案”以栽贓法輪功。那麼導演者是誰呢？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於2001年8月向聯合國提交的“天安門自焚”的報告中公佈：“我們從錄像片中得出結論，天安門自焚是中國政府一手導演的。我們備有這個錄像片的拷貝，以供派發。”
類似的謊言可以說是舉不勝舉。難怪大陸民眾譏諷說，“共產黨的報紙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中共不僅撒謊成性,而且建立了一整套系統精緻的“謊言保障機制”。正因為有了它，中共才敢於不斷的造謠，並得以成功的保證他們的謊言不被人輕易的識破。多年來直到今天,中共的謊言之所以一再成功的蒙騙了那麼多人，而且把他們蒙騙得那麼深那麼久，關鍵就在於此。 黑箱式的造假系統是這套機制中首當其衝的部分。
謊言最怕爆光，古今中外的謊言製造者都明白這一點，因此無一不竭盡全力對造假過程進行封鎖和保密，中共更是精於此道。在他們的操控下，所有的謊言造假過程完全都是黑箱操作，外人根本無從瞭解其中的內幕。而且，造假過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人物，不管各自在其中扮演甚麼角色，均受到中共的嚴密控制，其人身安全、生活、工作、就學、前途，全部被脅持，配合中共是所有人唯一的出路。
“謊言保障機制”的另一個部分是不斷完善的說謊藝術。作為當今世界的謊言高手，中共不但集古今中外說謊藝術之大成，而且不斷的對它們加以改進和完善，甚至還有許多超越前人和同輩的發明創造。經過幾十年的反復歷練，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今天中共的說謊藝術已經完全達到了爐火純青的水準，不是一般同類能夠企及的。借助於它，中共謊言的所謂感染力和可信度明顯增強。
嚴密的信息封鎖構成了“謊言保障機制”不可缺少的另一個部分。一方面，中共不遺餘力地封鎖所有非官方的信息渠道，特別是來自國外民主國家的新聞報道，對一切敢於傳播被官方禁止的信息的人和所謂有關的“大案要案”，均予以無情打擊；另一方面，它們還竭盡全力壓制一切反對的聲音，不給被打擊的人任何辯解的機會，從而不讓民眾瞭解到任何非官方的信息。
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也是“謊言保障機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中共利用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長年累月和竭盡全力的通過各種形式，對大陸人民進行瘋狂的“洗腦”，試圖讓國人全盤接受他們荒謬不堪的“黨文化”，將一切與此有別的思想統統從自己的頭腦中驅除出去，從而成為他們的精神奴隸。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種“洗腦”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從小到大所受的都是所謂“黨的教育”，久而久之，人們滿腦子裝的也都是“黨文化”的那一套，很多人的思想都被它禁錮，完全喪失了獨立思考和分辨真假的能力。
上述“謊言保障機制”的四個部分，既各有分工，又互相依賴和支撐，缺一不可。其中黑箱式的造假系統使人無法瞭解謊言編造的內幕，從而為謊言築起了第一道防護牆；在此基礎上，不斷完善的說謊藝術又巧妙的增添了謊言的所謂感染力和可信度；而嚴密的信息封鎖則成功的把人們隔離在了事實真象之外；最後，無所不在的精神控制又進而讓人喪失了對謊言進行質疑和辨別事情真假的基本能力。
如今，越來越多的民眾已經認識到，暴力和謊言是中共奪江山、坐江山的兩大“法寶”，缺一不可。暴力要靠謊言為其鳴鑼開道和包裝掩飾，謊言則須依賴暴力維持生命。
但至今仍有人以為，說謊只是中共個別掌權者的所為，不是黨的責任；還有些人認為，現在的黨已經承認了過去的造假事實，改正了錯誤，不會重犯了。這些出於善意的看法，源於對中共的本質缺乏足夠的瞭解。其實，說謊是中共與生俱來改變不了的本性，不管誰掌權，也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或者將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說謊；而且一旦搞起政治運動，就會更加肆無忌憚變本加厲。
縱觀人類社會，不管是甚麼社會勢力，要想有所作為，必得取得民眾的支持。區別只在於，善者以仁愛行於世間，順天理而行，因而自然就能贏得民眾的支持，不但根本不需要謊言的包裝，而且其善的本性本身對謊言就是排斥的。惡者正恰好相反，他們從來都不敢以本來面目示人，因為他們是邪惡的代表，奉行的是“假惡暴”，逆天理而行。儘管惡勢力的目標與民眾的利益始終背道而弛，但要實現他們的目標卻又不得不借助民眾的力量與支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唯一的辦法只有說謊——用謊言構築的“美好形象”把自己邪惡的真實面目掩蓋起來，用謊言構築的“美好未來”誘惑民眾，同時盡力把他們要打倒的對手加以醜化，無論是法西斯政權還是中共都是這樣的典型。
按照中共的“黨邏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說謊不但不是甚麼丟人的事，而且光榮無比；只要黨的利益需要，甚麼謊都能說。中共從起家到今天之所以謊言不斷，根源就在於此。所以，如果有一天中共不說謊了，那它也就不是共產黨了。只要它還是共產黨，就必定要造假說謊，特別是在重大的善惡、是非問題上，就更是如此。
在《紅朝謊言錄》一書的序言中，陳奎德先生曾對同樣熱衷和擅長說謊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做過一番精辟透徹的對比，他說，“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謊言來維系（即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和‘筆桿子’）。但仔細深究，共產主義那一套更精緻、更偽善，甚至常常還‘敢於’訴諸道德情感。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有史以來虛偽到了頂峰的意識形態。換言之，共產主義所依賴的，是一套精雕細刻的謊言體系，而法西斯主義的話語脈絡，則粗糙得多，也不成體系。”“所以，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共產政權對謊言的依賴，甚至超過了其對暴力的依賴。”中共的歷史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三、 強取豪奪，魚肉人民
共產黨一向極端自私，貪婪成性。中共落地之後的八十多年中，採取各種手段，強取豪奪，將中國各個階層人民的私有財產和他們創造的財富剝奪一乾二淨。
早期，除了蘇聯提供的有限的活動經費，中共沒有自己的經濟來源，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都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就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裡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喂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當年訪問延安時，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不到200萬，每年稅賦有限，你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問題。
毛澤東為甚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深知自己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原來，從1927年竄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紅軍，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來解決軍糧軍餉。這是最重要、最快捷、最現實的經濟來源。所謂“土豪”，就是被共產黨逼得組織武裝保衛本鄉本土的大地主。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土豪”通通殺掉，奪取其財富充作軍糧軍餉。“赤區”（共產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擊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
三年內戰，中共用武力打敗了國民黨，沒收了所謂官僚資產階級的一切財產，並在“解放區”進行“土改”，剝奪地主階級和富農的私有土地和財產。
1949年中共建制後，迅速將在“解放區”進行的“土改”推向全國，在全國範圍內剝奪了整個地主階級和富農的全部私有土地和財產。
緊接著之後不久，中共又發起了所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一步剝奪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私有財產。相差沒多時，中共又發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將剛剛從地主富農那裡奪來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收歸集體所有。至此，昔日中國各階層人民的私有財產全部落入了中共手中，成了這個特權集團的私有財產。
中共不僅用暴力強奪走了各個階層人民的私有財產，而且巧立名目，榨取和搜刮廣大人民創造的財富和血汗。
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黨附體”控制著國家機器，直接從各級政府調用經費，共產黨如吸血鬼，不知從國家社會搶走了多少錢財。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
這種古怪的附體結構，在人類歷史上，有時候在社會局部出現，有時候在整個社會短暫出現，卻從來沒有象共產黨社會這樣徹底、長久而且穩定持續。
所以，中國農民才會如此貧窮辛苦，因為他們不但要負擔傳統的國家官員，還要負擔和行政官員同樣人數甚至更多的附體官員。
所以，中國的工人才會如此大規模下崗，因為那些無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來就一直在吸取企業的資金。
文革之後，為了消除日趨嚴重的生存危機，中共不得不將從人民那裡強奪來的私有財產部分歸還給他們，把被消滅的私有制重新又請了回來，並大舉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這種情勢下，中共一以貫之的專制獨裁和對各種可能的監督機制的扼殺，使得它不可避免的迅速走向日益嚴重的腐敗。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國民財富是被整個共產黨特權集團所獨佔的話，那麼“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中共的各級官員，則紛紛打著“改革開放”的幌子，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將這些財富競相轉化成個人的私有財產。江澤民更是以腐敗治國，把各級中共官員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掠奪國家資源的利益集團。
據中共官方媒體自己報道， 2002年大陸公款出國考察花費了2000億元人民幣；公車支出3000億；公款吃喝2000億。其中全國公款吃喝開支1989年爲370億元，1990年400億元，1992年超過800億元，1994年突破1000億，2002年2000億，與長期以來全國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相比，這一數字不減反增。
今天的中共，已經墮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貪污黨”、“腐敗黨”。據中國官方統計，全中國有兩千萬黨政官員在位，20多年以來已經有超過8百多萬黨政官員被查實有腐敗犯罪，受到中國黨紀、政紀、法律懲除，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敗分子，實際上中國黨政官員的腐敗已經超過三分之二，而被查出的仍不過只是一少部份。老百姓形象的說，“中共處級以上的幹部站一排，全部殺掉可能有冤枉的；如果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共似乎也在大張旗鼓的反腐敗，但那充其量只不過是它慣於表演的“政治秀”罷了。可以斷言，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國的腐敗就一天不會根除——因為導致這種腐敗的根源不是別的，恰恰正是中共本身；腐敗的也絕不止是共產黨的部分官員，而是整個中共。
四、 專制獨裁，踐踏人權
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的先天基因，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但出於狡詐的本性，共產黨在未取得政權之前，往往將自己裝扮成民主自由的擁護者，以取得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中共也不例外。
國民黨當政時期，中共一向以“民主鬥士”自居，打著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騙取了中國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同情與支持，用武力最終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改朝換代之際，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都天真的以為，他們多年來苦苦期盼的民主自由，這下終於要在共產黨的國家裡美夢成真了。
誰料中共剛一登台，就把它昔日信誓旦旦許諾給民眾的民主拋到了九霄雲外，露出了專制獨裁者的真實嘴臉。人們萬萬沒有料到，一個專制獨裁政權剛剛被推翻，隨後而來的卻是一個遠比前者還要專制獨裁得多的政權。
中共一方面在《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而另一方面卻在《黨章》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把黨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則到處發表“重要講話”，稱人大這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要“堅持黨的領導”。根據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全黨服從中央，說到底，“人大”實際要堅持的是“一黨獨裁”，並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產黨的“一黨獨裁”。
中共建制之初，面對一些民主人士的批評，毛澤東曾用他特有的流氓腔調直言不諱的坦承：“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毛澤東還不無得意的說過，“秦始皇算甚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
需要強調的是，建制後，中共不僅全面壟斷了整個社會的全部資源，而且對社會的控制可以說達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因此中共建立的不僅是一個典型的專制獨裁政權，而且其專制獨裁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歷史上所有其它的專制獨裁政權，完全稱得上是空前絕後。
歷史上無論哪個獨裁政權，都不曾消滅過私有制，也都不曾消滅過城市和鄉村中的自治組織，都不曾壟斷和控制一切社會資源，但中共卻做到了這一切。在它的統治下，不僅私有財產全部化為烏有，以往城市和鄉村中的一切自治組織也都被徹底消滅，中共由此壟斷和控制了整個社會的一切資源，將自己的統治深入擴展到每一個社會細胞中，無處不在，無事不管，人民因此喪失了一切獨立的依靠，只能聽憑中共的擺布。在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城市裡的人只能在黨控制下的企事業裡工作謀生，農民必須在（黨的）公社土地上種田吃飯，誰也別想擺脫共產黨的控制。共產黨的組織從中央直達鄉村街道社會最基層，通過黨委、支部等各級黨組織，把社會牢牢控制。
這種專制獨裁和嚴密控制的必然結果，注定了只能是人權與自由的橫遭踐踏。且不說“改革開放”前毛當政的那個暗無天日的極左時代，即便是 “改革開放” 以來所謂“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這種狀況也毫無改變，不但沒有改變，甚至在一些方面反而還惡化了。
現行憲法號稱““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規定中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但事實上，這些洋洋灑灑的所謂人權與自由統統不過是騙人的鬼話。今天的大陸人民，仍然生活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遊行示威的自由，沒有結社自由，甚至沒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黑暗國度裡。
在美國，作為一個公民，你可以不喜歡小布什，你可以不投票給他，即使他仍然當選了，最多也只能連任兩屆，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公民，你最多只需要忍受他8年。但是在中國，即使你不喜歡胡錦濤，就算你是一個公民，你也不能投票將他選掉，因為他根本不是你投票選出來的，他的任期也可以無限的延長下去，也許你已經死了，他還在掌權。
在美國，作為一個公民，你可以舉著總統的漫畫像在白宮的門口遊行示威，你也可以在網路上自由自在的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你還可以成立政黨和社團以及表達自己觀點的刊物和報紙等等。而在中國，雖然你被稱為公民，你卻沒有機會公開表達你對共產黨和胡錦濤的反對，除了在飯桌上傳一些胡錦濤和江澤民的黃色笑話之外，但是這種表達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你在天安門廣場舉起反對胡錦濤的一個標語，在幾秒中之內就會有幾十個便衣衝過來把你撲到在地，然後把你帶到停在路邊的一輛警車裡去，有可能從此以後，你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如果你這個中國公民正巧在政府機關、國有企業工作，你甚至連保持沈默的權利都沒有，你必須參加三個代表的學習，參加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學習，在這些學習中，言不由衷的表達你對共產黨的效忠，儘管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拙劣的表演，但是這種表演直到今天仍在繼續。
就在今年的10月20日，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發佈了2005年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中國在世界150多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九，在亞洲地區僅僅比朝鮮和緬甸的狀況好一點，朝鮮排名倒數第一，可能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覺得沒有朝鮮的排名好，所以他在講話中說，中國的國安部門在控制媒體上要向北韓學習。
這份調查報告明確指出，新聞記者在中國的處境非常困難，媒體根本無法自由運作，新聞記者只是傳達政府宣傳的工具，私人媒體和言論的兩大自由根本不存在。在中國只要是想說點真話的作家、學者、記者、律師，一律都會受到官方的打壓和迫害。
以敢於批評大陸現實著稱的中國作家余傑曾這樣介紹他的一次遭遇：“我曾經被安全警察連夜通宵的審查，家裡的電話也被切斷，連續幾天沒有聲音。今年6月初我到南方旅遊，當我到上海的時候，我要見面的每一個朋友都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嚇。我本來要見上海大學中文系的一個學者，他答應組織幾個學生開一個小的純學術的討論會。他請我到他家裡作客並住在他家，我們前一天剛剛討論好，第二天我到上海的時候，他告訴我情況有了變化，一大早他還沒有起床，上海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他調到上海大學以後從來沒有想到的這樣的待遇），這兩位官員說上海市安全局已經知道他會跟我見面並且給我安排活動，這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上海大學的黨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的結果就是讓黨委書記和校長到他家裡來，令他住到上海大學的賓館裡去。我到上海的當天，他住在這個賓館裡不讓出來。
我到上海的第二天，與復旦大學新聞系的一位女學生見面，她是我的一位很熱心的讀者，我們之間通過幾次信，見面後我請她帶我去復旦大學附近的幾個學術書店，找一些參考書。她給我買了很多書，然後她幫我把這些書帶回我在復旦旁邊的小賓館，當我們剛進入房間十幾分鐘，突然一大群警察就破門而入，把我叫到外邊去，把這個女孩控制在裡面，然後就開始盤問。在這些警察的思想裡，一個年輕的男子和一個年輕的女子在同一個房間裡面肯定是在乾壞事情，他們好不容易抓到這樣一個契機，可以把一個他們不喜歡的人從道德上完全摧毀，但是他們甚麼也沒發現，他們很失望。”
由自己一個人的遭遇談及更多敢於講真話人的共同遭遇，余傑先生接著氣憤的說，“從1999年至今又一場幾千人的大屠殺在中國更大範圍內發生了，那就是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迫害。這場迫害到今天為止已經持續了6年，並且在今天沒有絲毫的停止和減緩的跡象。” “我本人是一名基督徒，在信仰的層面上可以說跟法輪功朋友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但是受到迫害的法輪功同胞的悲慘命運時時刻刻在拷問著我作為一個基督徒的良知。在我看來這場正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迫害，以及對基督教、天主教、家庭教會的迫害還有對廣大上訪群體的迫害……，這些廣泛而深刻地發生著的侵犯人權的事件，完全可以和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相提並論，完全可以和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克索沃地區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它也完全可以和不久前發生在非洲盧旺達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這就是一個在聯合國安理會佔據了常任理事國的一個泱泱大國政府的所作所為，它比起上海灘杜月笙這樣的流氓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這也是我每天都要面對的無比真實的生活”。
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仍然保持著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權記錄，只不過這些劣跡斑斑的人權記錄被所謂“經濟騰飛”的泡沫深深的掩蓋起來罷了。可以肯定，如果中共真的如願成為經濟巨頭，它們對人民的獨裁和控制只會更加變本加厲，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也必定將喪失得更多。
五、全民洗腦，精神控制
惟我獨尊蠻橫霸道的中共，容不得任何異己思想的存在，在它眼裡，任何異己思想都是對自身統治的威脅。為了推行愚民統治，讓老百姓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它不僅要剝奪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還要剝奪人民獨立思考的權利，不僅要全盤控制人民的言行，還要全盤控制人民的精神。
“黨文化”和暴力是中共對人民實施精神控制的兩大武器。
精神控制的目地是要將中共眼中的一切異己思想從人民的頭腦中徹底清除出去，使他們無一例外的成為唯中共之命是從的精神奴隸和馴服工具。為此，中共一方面不遺餘力的對民眾進行信息封鎖和壟斷，禁止他們接觸不同的思想觀點和歷史真象；另一方面，從幼兒園起就長年累月的給民眾灌輸自己的“黨文化”，其中包括形形色色的謊言和謬論，以至於從小到大，中國人滿耳朵灌的都是“黨的聲音”。
更為卑鄙和可怕的是，這種令人深惡痛絕的洗腦完全是憑藉著暴力來強制進行的。你順從它，你就能平安無事，加官晉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賄賂，“黨媽媽”也可以眼開眼閉，因為你“政治正確”了。反之，如果你膽敢抵制它，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你的麻煩就大了，輕則整得你死去活來，重則讓你家破人亡、死於非命。在中共的這種淫威下，絕大多數中國人只有順從，甘當愚民。
不搞政治運動的時候，中共對全民的洗腦和精神控制是按部就班穩步進行的，一旦搞起政治運動，這種洗腦和精神控制就會圍繞著運動的內容和目標，迅速轉變成鋪天蓋地的暴風驟雨。可以說，中共建制後的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一次全民洗腦的狂潮，都是一次對精神控制的空前強化。
由江擇民發動的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是中共進行全民洗腦和精神控制的一個突出典型。
這場鎮壓和迫害的目地，就是要徹底扼殺法輪功學員的精神信仰，將江氏集團自己的反法輪功的思想無條件的強加給全中國人民。在這場充滿恐怖的鎮壓和迫害中，不僅法輪功學員，包括全中國人民在內，都被剝奪了獨立思考和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人們只允許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全盤接受它們的思想。
為了達到它們的目地，江氏集團想盡一切方法對大陸民眾進行嚴密的信息封鎖，大搞“一言堂” 的誣陷宣傳，徹底剝奪和踐踏了人民的知情權，7年來，民眾在官方媒體上所接觸到的有關法輪功的一切，無一不是江氏集團所捏造的各種謊言，沒一句是真話。正如一位有識之士所說，“歷史上任何一個無賴，都沒有江××的謊言來得徹底，來得無所不在。它針對每一個人心中的各種各樣的觀念，用各種各樣的謊言，全方位地來迎合人的想法，加以利用放大，讓人接受謊言，製造對法輪功的仇恨。你相信科學嗎？就說法輪功是迷信。你反感政治嗎？就說法輪功參與政治。你妒忌別人發財出國嗎？就說人家斂財。你不喜歡有組織嗎？就說法輪功組織嚴密。你厭倦了幾十年的個人崇拜嗎？就說人家搞精神控制。你愛國情緒高昂嗎？就說人家淪為反華勢力的工具。你不是覺得氣功太玄乎不相信嗎？就說煉功走火入魔。你不是希望社會穩定嗎？就說法輪功破壞穩定。法輪功不是講真善忍嗎？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從善心要生出殺心。你相信政府不會再撒那麼多謊嗎？它就把謊越來越大的撒下去，從自殘自殺到自焚，從殺親人到殺他人，從殺一個人到殺一群人，多得讓你不得不信。”
在推出謊言的同時，江氏集團還利用其操縱的龐大的國家機器和現代科技，盡一切可能極力封鎖、堵截法輪功真象的傳播。一方面，它們在鎮壓之初就大量銷毀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資料，讓人們無法直接瞭解法輪功。另一方面，它們還封鎖了所有報道法輪功真象的海外網站，特別是海外的法輪功網站，雇傭大量網絡警察對網絡進行監控，並對敢於傳播法輪功真象的修煉者進行無情的迫害。人們會因為給親朋好友發一封涉及法輪功真象的電子郵件被投入監獄（如加拿大居民張麗的丈夫何立志），因為向人們發一個印有真善忍字樣的賀年卡被毒打致死（如黑龍江法輪功學員劉傑），因為通過電視插播向人們傳遞法輪功真象被酷刑折磨致死（如劉成軍）。正是通過這種史無前例的信息控制，5年來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血腥內幕，幾乎被掩蓋得嚴嚴實實，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就不知道，甚至許多人都不相信現在還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凡真心修煉法輪功者，無一不身心受益，現在要叫他們放棄自己的信仰，他們當然不會答應。為了逼迫上億的法輪功學員就範，江氏集團獸性大發，瘋狂施暴，為此使盡了各種手段，堪稱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之大成。
早在鎮壓前夜，江本人就叫囂“滅掉！滅掉！（注：指法輪功）”、“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在鎮壓中，惡警們更是狂喊“不轉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時間，神州大地，充滿了白色恐怖，到處是血雨腥風。誰敢不聽他們的，輕則遭受這樣那樣的處分，斷送前程，重則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強權暴行之下，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說，“我是在勞教所裡受過迫害的一名法輪功學員，親身經歷了被官方媒體美化為‘春風化雨’的所謂‘轉化’工作的黑幕。有關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體已做了廣泛的報道，我不想再做重復。我只想告訴大家的是，在我呆過的那個勞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學的一位教師，因為修煉法輪功後身心明顯受益，深知官方所說的一切都是造謠，堅決不肯‘轉化’，為了迫使他屈服，獄警強迫他一個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糞。但他仍不屈服，於是他們就不斷的加碼，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還不放過他，繼續折磨。可是他仍不為所動。接著，獄警又換了更惡毒的一招，不讓他睡覺，用‘車輪戰’折磨他。可他還是不屈服。最後，獄警狗急跳牆，把他拖到屋裡，兩只手臂各綁在一隻椅子上，然後由七八個獄警按住他，領頭的獄警面對他而坐，兩條腿翹在辦公桌上，惡狠狠的說，‘今天我有的是時間，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轉不轉化？’眼見我們這位學員對他的話未予理睬，一個獄警拿著電警棍上來，對著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陣亂捅。一陣撕心裂肺的慘叫聲隨之傳到了屋外，這慘叫聲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裡。”
在瘋狂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同時，江氏集團還採用歷次政治運動慣用的手段，大搞甚麼集體收看、全民表態、萬人簽字等，逼迫全國人民接受它們的思想，跟著她們共同犯罪。誰敢不支持它們的所作所為，誰敢對法輪功表示同情、支持，誰就會因此倒霉。
如此荒唐殘暴的全民洗腦和精神控制，從中共建制那天起一直延續到今天，全國人民的思想都被“畫地為牢”，禁錮在中共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其結果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大退化，不但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更可怕的是，它還使得荒謬不堪的”黨文化” 成了大陸民眾的集體思維模式，許多中國人因此完全喪失了追求真理，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成了只會按照中共“黨文化”認識事物的精神奴隸。以至於不需要中共的宣傳喉舌明目張膽的鼓噪，形成了條件反射的民眾就會按照中共的暗示，主動的用中共的邏輯去思考問題，去設身處地從中共的角度出發來論證事情的對錯了。就象有人說的那樣，“中共一吹風，民間自己就下雨。”
中共說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復的灌輸。有一天報紙登出一幅美國摩天大樓下無家可歸者的慘狀照片，不用中共再多說一句話，老百姓對”資本主義垂死掙扎的反動本質”自然就有了更加刻骨銘心的認識。
中共說民主自由不適合中國，反復的灌輸。有一天一個民主國家出現了選舉糾紛，中共只要作為笑話一報道，不用上綱上線，老百姓自己就暗自慶幸生活在獨裁專制下多麼幸福。
中共說美國有嚴重的人權問題，說中共是人權最好時期，反復的灌輸。有一天美國的警察虐待了囚犯，中共一報道，老百姓就紛紛領略了美國反華勢力的人權偽裝，被騙得更加相信中共是如何的尊重人權。
中共和江澤民集團用了幾年的時間誹謗法輪功，反復的灌輸。有一天，中央電視台在2005年5月的一期《經濟半小時》中播出了關於”健力寶張海詭秘半生”的節目，報道了張海用藏密氣功騙錢的這麼一件事，這本來同法輪功風牛馬不相干的事，節目中根本就沒有提法輪功。但是，部份觀眾卻條件反射般的把張海的行為同法輪功聯繫起來，並”自覺的”以此來攻擊法輪功。
比這還要可悲的是，許多人雖然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卻還自以為自己是在獨立思考。當他們作為被共產黨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他們發自內心的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他們受到共產黨的打擊時，他們由衷的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他們知道自己遭到共產黨的打擊是錯誤的，被平反時，他們真心的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 由此可見中共精神控制的危害之大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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