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6日訊】今年上半年我國網民規模已達3.38億，新近中國社科院發佈的《社會藍皮書》以篤定的語氣說：「2009年，約三成的社會輿論因互聯網而興起，互聯網成為新聞輿論獨立源頭。」當此時，我們似乎正迎來一個「新權力時代」。
但我們醒悟得或許依舊遲了些。因為早在2006年，美國《時代》週刊就曾這樣宣示這個時代的網民現象：「這是多數人從少數人那裏奪得權力，互相無償地幫助，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改變的方式。」當然，或許這仍是不可遽然而得的權力感，但我們的確偶爾有權力在握的感覺。
一個網帖讓「天價煙局長」周久耕鋃鐺入獄，一個網帖讓武漢經濟適用房「六連號事件」中的造假公職人員被查處，一個網帖捅破了河北邯鄲「特權車」 這個久治不癒的膿包，一個網帖踢開了內蒙古阿榮旗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劉麗潔的「豪車門」……2009年，由網民發起，媒體參與，政府相關部門介入，一樁樁「 帖案」辦成了鐵案。新華社近日的一份報導指出，2009年，從草根行動到官方參與，從自發行為到政策背書，網絡反腐在網民、媒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中經歷了一次嬗變。人們從中看到了政府權威的樹立、媒體責任的彰顯、公民意識的萌發。
三億多網民的每一點唾沫星，都可以是澎湃巨浪；每一聲輕嘆，都可以是慷慨悲歌。如果一一列舉所有發生在2009年的網絡公共事件，那會是一份長長的清單。問題在於，我們到底是要用這些事件來印證一個時代的開明與嬗變，還是印證一種悲情與沉重？如果說，是那些事件最終促使了「政府權威的樹立」，那又如何解釋它在雲南邢鯤之死事件中被消解與被輕慢的慘淡事實？如果那些事件是「媒體責任的彰顯」，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媒體惡意傾向性報導在審案件將追責 」的規定？如果說那些事件是「公民意識的萌發」，那我們又該如何理解所有「不明真相的群眾」或「別有用心者」？
作為一個事實，是當輿論開始對「網絡反腐」大放讚聲之時，腐敗問題早已成為一種頑強的存在。《人民論壇》雜誌近日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多達 6688位、占總人數82.3%的受訪者認為，「腐敗問題突破民眾承受底線」，并佔據未來十年十大嚴峻挑戰之首。對此，《人民論壇》指出，雖然懲治腐敗的力度逐年加大，但無須諱言的是，腐敗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某些領域甚至還呈蔓延之勢，主要表現在犯罪的人數越來越多，職務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腐敗的「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網絡在努力地介入到一些現場，并儘可能地改變一些東西，但它如何才能夠改變「腐敗『出生率』大於『死亡率』」的現狀？一方面，網民仍只是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而且網絡人群嘯聚的特點也注定了，它總是樂於關注一些看來更具新聞性的個體事例，這種關注甚至是喜新厭舊與盲從的。這意味著第一個「天價煙局長」可能引起網民的興趣，但到了第N個呢？怕是最後一個看客也只能洗洗睡了。另一方面，當網絡開始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的同時，人們從網絡中獲得的權力也正在變得越來越有限。——此一點，正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我們固然可以欣慰，幸好還有網絡民意可以表達，但尤需清醒的是，我們也應警惕一種神話「網絡反腐」的傾向。網絡從來都不是公民權利的神話，更不是反腐最後的倚杖，「腐敗『出生率』大於『死亡率』」問題的最終落點，依舊是基於建設民主政治背景之下的法治訴求。在《人民論壇》上，反腐問題專家王明高慨然指出：「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法律制度，之所以對懲治腐敗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制度設計不科學；二是制度執行沒有剛性；三是沒有一部統一的反腐綱領性法律。」這種綱領性法律，譬如一部以家庭財產申報制為代表的《反腐敗法》。
沒有強大制度支撐與保障的「網絡反腐」，最終只能走向一種空中樓閣式的虛擬。儘管我們可以說，三億之眾的網民已不容輕慢，但那個數倍於網民數量的國家公民群體又豈可輕慢？網絡固然帶領我們走進了一種「新權力時代」，但所有屬於公民的權利又豈可依舊模糊？更何況，一種綱領性反腐制度之外，我們也遠沒有建立起一種真正正視或利用網絡來反腐的機制。因網絡而起的「跨省追捕」、「誹謗案」或「網絡黑社會」不絕如縷地出現，本身未必不是腐敗之一種。對此，不可不醒悟。
愈神話的「網絡反腐」愈虛擬。「網絡反腐」無法成為中國反腐敗鬥爭的背書，充其量只能成為一種點綴。因此最終，「網絡反腐」與制度反腐需要找到一種深度的互動，網民言論與公民權利、民眾意志與國家意志需要找到一種高度的交集。(轉自：《東方早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