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中國經濟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被政府打入另冊的“農民工”。
在最近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西方國家的失業率增加了二、三個百分點，就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政府如喪考妣，忙於應付。而在中國，失業率增加了五、六個百分點，政府居然跟沒事人一樣，照樣在“兩會”上作秀、講漂亮話。其中的奧秘可以一言道破，因為中國經濟危機的主要受害者，是“姥姥不親，舅舅不愛”，被政府打入另冊的“農民工”。用新近網路流行的話來說，“這些人算個屁呀!”
雖然在毛澤東著作中有許多“社會平等”的話語，但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是毛澤東時代的最大特徵。正是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不平等被系統化、凝固化，導致變相的奴隸制度捲土重來。“人民群眾”與“階級敵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的不平等，城鎮“單位人”與“非單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職工與集體所有制職工的不平等，幹部身份與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黨員與非黨員的不平等，高級幹部與普通幹部的不平等，不勝枚舉。早在1953年，梁漱溟就直言“共產黨丟了農民”，“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點到了毛澤東的痛處而被打入“冷宮”。
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被視為“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壓榨物件，從來沒有享受過公民的待遇。在選舉權上，四個農民頂一個市民的法律，公然實行了幾十年。在最起碼的生命權上，農民也得不到平等的保障。根據文革後公佈的數據，由於毛澤東親自“掛帥”領導“大躍進”，導致全國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緊農村，保大中城市”的糧食方針。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有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從這些談話和筆跡中可以看出，周恩來關注的主要是城市糧食供應。全國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3980億斤減少到1961年的2677億斤，減少了33%；而國家向城鎮銷售的糧食，從1958－1959年度的546.82億斤減少到1961－1962年度的467.87億斤，只減少了14%，35個大中城市居民口糧定量水準，僅從28.45斤壓縮到26.83斤；糧食減產的後果基本上是由農民承擔的。在1958—1962年期間，城裡人只是嘗到了餓肚皮的滋味，農民則餓死了三千萬。筆者一代人下鄉插隊期間，常常聽到貧下中農一“憶苦”就控訴那幾年，而不是按照官方的意圖罵“解放前”。由於城裡人對於大饑荒的感受不像農民那麼深，現在居然有不少“憤青”說，從來沒有聽家人提及“餓死人”的事，“大躍進”時期“餓死上千萬人”是反毛“右派”編造的謊言。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曾一度把經濟領導權交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人。後者為毛“擦屁股”的一個主要措施，就是拿農民工開刀，把兩千萬剛剛進城的農民重新趕回鄉下，讓他們在農村自生自滅，而政府則擺脫了社會保障和救濟的職能。由此看來，中共黨內的所謂“兩個司令部”，在對待農民和“農民工”的問題上，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這個方面，鄧小平時代對於毛澤東時代定下的規矩，大部分還是“蕭規曹隨”。
筆者在2000年就指出：“迄今為止，中國城鄉居民之間的身分壁壘尚未打破，二元社會也還沒有轉變為一體化社會，而是暫時處於‘三元社會’的過渡狀態。這三元分別是：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市民，無戶口或持有農業戶口而長期居住在城鎮的准市民，以及農村居民。”“准市民”中的大頭，就是農民工。
僅僅十幾年前，中國還曾經有過一個“類中產階級”（社會學家孫立平語），即國營和大集體企業職工。經過幾千萬人的“下崗”高峰和幾千萬人的退休高峰，這個“類中產階級”已經基本上不復存在。根據國務院研究室2005年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8％（其中建築業占80%，加工製造業占68%），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52％，業已成為中國城鎮勞動力和產業工人階級的主力軍。他們的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每天工作8小時以上的占86.30％，其中10小時以上的占22.50％；工資收入低，大部分人的收入在500-800元之間，還有32.84%的人收入在500元以下；與用人單位簽訂用工合同的農民工僅占53.70％，參保率更低——在“五大社會保險”中，除工傷保險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外，養老保險的參保率僅為15％，醫療保險的參保率為10％左右，失業保險、生育保險目前仍與絕大多數農民工無緣。而當經濟危機來臨時，首當其沖被辭退的，就是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工。
政府以及為官方代言的學者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認為農民工失業不要緊，他們是有“土地保障”的，失業了還可以回去種地。最近農村問題專家秦暉和於建嶸經過調查，反駁了這種說法。首先，大部分的農民工已經無地可種（已被重新調整或主動出讓他人）；其次，大部分的農民工從來沒有種過地或者已經不會種地了。所謂農民工回家種地，純屬對不明真相的城裡人的一種“忽悠”（在網上調查中，大部分是城市網友的投票者，有近乎一半的人認為“農民工出路”是“從事新興農業”，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是“自主創業”，只有13.27%的人認為是“繼續返城打工”）。而據白南生調查，真正回家種地的只占十分之一。現在地方領導一講話，就是怎麼想辦法把這些農民工送回去，當作了一個負擔，對於這些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完全沒有感恩之心。只要能把農民工送走，他們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就沒有任何責任了。秦暉指出：“這個危機一來，失業農民工的問題凸顯出來了。我們當然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像我們以前想的那樣，把他們弄回去，現在所有政策都是圍繞這個來轉，不許他們處置土地，不許他們如何如何。還有一個，所謂農民工失業和城市裡失業，歸根結蒂其實應該是一樣的。既然你強調公共服務應該是普惠的，事實上他們很多人也回不去，當然就要逐漸解決。世界工業化的條件下都要面臨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農民工的總數已經超過兩億人，但是在六億多市民和准市民中，依然是個少數，而且是沒有政治發言權的社會弱勢群體。當年梁漱溟就說過，城裡的工人有工會，資本家有工商聯，農民卻沒有可以依靠的農會（農會在完成“土改”使命後就取消了）。現在的農民工背後既沒有農會，也沒有工會，是無依無靠的社會孤兒。因此於建嶸說：“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間我們要看到農民的市場和農民的利益表達，我的看法是要建立農民工會，一定要建立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工會，這是農民的組織，要建立這個東西。”
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中指出：整個近現代文明的歷史，是“自我調節市場”的擴展和“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共存與矛盾運動構成的社會“雙向運動”（doublemovements）。市場越是發展，社會就越是試圖保護自己，將市場重置於社會掌控之下。波蘭尼曾經憂心忡忡地告誡後人：社會自我保護機制失敗所導致的自我調節市場的無限擴張，最終將會導致人類文明的崩潰。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已經看到，由於1992年以後片面的市場化“改革”，由於國家“鎮制”機器對於社會自我保護機制的超強壓迫，“老工人階級”被消滅了，“新工人階級”處於極端弱勢的地位，社會幾乎被市場力量所吞噬。波蘭尼又指出，工人在反抗壓迫、維護尊嚴的社會鬥爭中攜手合作，組織成為階級來開展集體行動，使他們成為對抗機械文明之內在危機的社會保護者。既然是“自我保護”運動，首先要靠農民工自身的覺悟、動員和奮起；然而，社會其他階層對於農民工的同情、支持和聯合行動，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過不斷強化“社會自我保護機制”，才能減緩農民工和農民在經濟危機中所遭受的打擊，也才能在經濟復蘇後爭取分享到更多的繁榮果實。
2009.3.17
──轉自《人與人權》09年4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