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和其他論述民主的書不一樣，這本《民主論》是一位來自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是說，這本書的作者有著和我們中國人相似的生活經驗，因此他的書格外值得我們中國人重視。
外國人寫的論述民主的書，翻譯成中文的已經有好幾種了，這裡我鄭重向讀者推薦納坦‧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的《民主論：自由 戰勝暴政與恐怖的力 量》（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and Terror）。 和其他論述民主的書不一樣，這本《民主論》的作者夏蘭斯基並非西方大學裡的教授，而是一位來自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是說，這本書的作者有著和我們中國 人相似的生活經驗，因此他的書格外值得我們中國人重視。
夏蘭斯基曾是前蘇聯的猶太人、數學家，多年來和薩哈諾夫共同為人權與民主呼籲，1977年被捕，以“間諜罪”判處3年監禁10年勞改，1986年在美國總 統雷根的幫助下獲釋，移居以色列，在歷屆內閣中擔任要職。這本《民主論：自由戰勝暴政與恐怖的力量》出版於2004年，頗受重視。美國總統小布希稱之為“ 偉大著作”，並廣為推薦。
讀夏蘭斯基的《民主論》，我發現作者的很多觀點都和我們中國的異議人士不謀而合，所見略同。首先，夏蘭斯基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他乾脆用言論自由來定義自由 社會。夏蘭斯基宣稱，一個社會算不算自由社會，就看它有沒有言論自由。夏蘭斯基說：“如果人們擁有表達他們自己觀點的權利，並免於被逮捕、監禁或者身體傷 害的恐懼，那就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誠然，有言論自由不等於就有一切。但正如夏蘭斯基所說，只要持有異議成為可能，我們在為自己的理想奮鬥時就將會是安全 的。
那麼，怎樣確定一個社會有沒有言論自由呢？夏蘭斯基提出“城鎮廣場測試”：如果一個人可以走到城鎮廣場中央表達他或她的觀點而免於被逮捕、監禁或身體傷害 的恐懼， 那麼這就是一個自由社會。否則就是一個恐懼社會。這個測試標準很妙：簡單、明晰，很有說服力，很容易操作或者說很容易想像。
夏蘭斯基指出，“自由社會”的對立面是“恐懼社會”。這就和我喜歡引用的“數人頭”和“砍人頭”一樣，一針見血地揭示出民主與專制的本質區別。
談到人權，夏蘭斯基也對現在流行的人權概念不滿意，因為它過於寬泛。他批評聯合國人權宣言，“談到了所有的事情，也可以說，什麼也沒說”。我先前也講過， 現在流行的人權概念，把很多屬於福利的東西也說成了權利。這不是對人權概念的發展，而是對人權概念的濫用，濫用的結果祇能是貶值。
《民主論》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民主國家應該怎樣對待那些專制政權。作者對很多民主政權熱衷於對專制政權姑息遷就和一味做生意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在導論裡， 作者寫到了在1975年他們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在莫斯科的一家住宅裡舉行的模擬審判：蘇聯人民訴基辛格，其罪行是背叛自由，支持所謂“緩和”的綏靖政策。我 們知道，基辛格是西方國家在國際關係問題上所謂現實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民主國家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時應當基於國家的戰略利益，而不應當引入什 麼道德原則。他們希望有穩定的國際秩序。於是，在穩定的名義下，“專制者被擁抱，獨裁者被縱容，暴君被奉為上賓”。夏蘭斯基的這些批評，想來一定會在中國 的持不同政見者中引起共鳴。
夏蘭斯基堅決主張，民主國家要對專制政權施加壓力，促進那些國家的民主化。首先，民主國家要相信自由民主是普適價值，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民甘願生活在壓 迫與恐懼之中。其次，作者指出，專制政權具有好戰的天性，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因為專制政權是通過對自己人民的控制來保住權力的。這種控制不可避免地 要求加強壓迫。為了給這種壓迫找出理由和保持內部穩定，專制政權必須在外部尋找和製造敵人。民主國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對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人民的鼓舞和示 範，因此就被專制統治者視為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很難發生戰爭，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感謝雲南詩人、獨立作家筆會成員歐陽小戎，把夏蘭斯基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我希望這樣一本好書能早日出版。我相信，我們中國的讀者，尤其是自由派知識份子和維權人士和民運人士，可以從這本書獲取很多教益與啟示。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