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3日訊】到處都是建國六十年徵文，我也蠢蠢欲動，自知我不夠資格評六十年的歷史，故決定不褒不貶，就敘敘三十幾年的北京吧。
我出生在瀋陽，由於我父母都工作，我從小被送到全托幼兒園，週一去，週六回家。三、四歲的事基本記不住了，但我記得老師打我們，後來為了找借口不去，我撒謊說在幼兒園吃不飽，以為這樣我就不會被送去了。沒想到我媽找到了老師，將我的抱怨告訴了她，這下大禍臨頭了。一天吃包子，老師站在我身邊，逼我吃，一共逼我吃了18個，直到我嘔吐，才停止，並命令我清洗我的嘔吐物，我記得我吐了好幾天，而每次都得清洗。如果我現在得了憂鬱症，心理學家肯定說是我童年幼兒園的遭遇造成的。孩子們從小受這樣的對待，可見中國人權問題的歷史悠久。
5-6歲時，1960年，全家搬到北京，最記憶猶新的是飢餓，當時中國大饑荒，（出國後才知道，在國內一直被告知「三年自然災害」），那種飢餓刻骨銘心，糧食都定量，只能保證活著，當然我的父母會比我們更餓，因為他們省下口糧給我們。最最讓我難忘的是，我家養了一兩隻兔子，我媽讓我出去揀些爛菜葉餵兔子，但是爛菜葉都被人吃了，連綠草都被人吃了，實在養不起，只好把兔子殺了燉肉吃。吃飯時，我們都坐在桌旁，而我哥卻坐在一邊為他的兔子哭泣。他哭得那麼傷心，全家人都吃不下去了。當時我母親在我家旁邊的幼兒師範教書，我記得有一天我實在餓的受不了，順著她上課的聲音找到了她的教室，打開門說：「媽，我餓。」頓時全班哄然大笑，我被我媽趕出了教室。出國後知道，那場大饑荒，中國餓死約三千五百萬人，我算相當幸運的了。
我家住在北京的一個四合院，全院十來家，基本是一家一間屋，一家五口以上兩間屋。
我記得有個鄰居姓宋，女兒叫宋英，她有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被打成右派的語文老師，不知道她母親在那裏，現在想來他當時肯定非常痛苦，因為每天晚上他都打罵他的孩子，因為是語文老師，而且一般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有才，因此他罵他的孩子語言非常生動，不是一般的罵人，如他對他的兒子吼到「如你有一個手指是好的，我都可原諒你，而你不但沒有一個好的，你還爛了十一個！」每天晚上吃完飯，我們幾個孩子拿著板凳靠牆坐一排，等著聽「相聲」。據說他的兩個孩子偷東西，想起當年的飢餓，真不能埋怨他們。文革開始之後，他們被遣送回農村了，不知道他們是否活過了那場大災難。我真後悔當時沒有對他們友好一些。
還記得陳姨和李叔叔，他們天天早上「打架」，爭先下床，落後的疊被子。李叔叔總是同我開玩笑，具體說什麼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清清楚楚，有一天聽說他們工廠要搬到陝西或山西，那時不能辭職，只能服從組織，從此他總是愁容滿面，不久胃癌去世。我一直堅信是由於不得不搬遷造成的愁苦導致他得胃癌死去。
張叔叔是我童年崇拜的英雄，他才華橫溢，聰明過人，他的幽默不亞於侯寶林，至少我這樣認為，尤其文革中侯寶林的相聲成為四舊而被剷除。但他在外地工作，一年回來幾次，每次他一回來，我就泡在他家，聽他說話，（對不起，張叔叔，我當時實在是不懂事，侵佔了您那麼多本應該與家庭共度的寶貴時光），在那個荒謬的時代，張叔叔的講話就是我的最大的精神享受。他帶給我們多少歡樂啊！而每次他走時，我都感到惆悵，生活中頓時缺少了什麼。文革時我十一歲，正是渴望知識的時候，由於文革沒學上，只能靠聽他們說話彌補現實生活中的不足，幸虧我的鄰居基本是老師。後來知道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農場勞動。現在我有倆個孩子了，我不禁想到，張叔叔兩個孩子成長的時光，他有多少沒看到，……孩子的第一步，第一個詞，第一個微笑，第一天上學……如果我錯過了我的孩子成長的這些里程碑，我永遠不會原諒給我造成這一損失的政府。在「萬惡的舊社會」，中國世世代代流傳著牛郎織女的神話，而在「幸福的新中國」，成千上萬的夫妻親身上演著牛郎織女的悲劇。
朱姨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她本是大學教師，由於政治原因，不得不在中學教語文，但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好事，在那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除了革命甚麼都沒有，而朱姨給我們講了白雪公主，灰姑娘，大灰狼和小紅帽子，安徒生的童話等美麗的童話故事，雖然我沒有成為作家，但她所給予我的精神食糧在我的童年是非常寶貴的。也許這就是我現在嫉惡如仇，充滿同情心又易流淚的緣故吧。還有方伯伯，他雖然是數學教師，我學的第一個古詩就是他教的，那是海外聞名的木蘭從軍的故事，當我的孩子看迪斯尼電影《木蘭》時，我就想起他，「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文革時，我見的第一個被毆打的反革命分子就是他，據說他以前是國民黨的軍官。而打他的是他的唯一的兒子，沒辦法啊，如不劃清界限，則將自身難保。我肯定方伯伯理解他兒子的苦衷。
最不幸的是張嬸，她沒有工作，她的丈夫在學校財務科工作，文革後大女兒下鄉。在那個年月，災難隨時可降臨。忽然一天，她的丈夫因貪污畏罪自殺了。是否貪污不得而知，但自殺是真的，張嬸的嚎啕大哭持續了好幾天，聽起來好像唱歌一樣。她的二女兒是個殘廢，兒子才幾歲，家裏立刻斷絕了經濟來源，二女兒不久去世。為了生存，她一大把年紀（不知道她多大年紀，但在我眼裡是個半老太太）開始學騎自行車，從此在一個街道工廠打工養家。好容易將兒子帶大成人，他的兒子卻真貪污了，並被判刑，張嬸老來孤苦伶仃，中風去世，好多天沒被發現。據說當時在北京是一大新聞，報紙都報導了。
但令我印象最最深，並對我人生轉變起到最大作用的是我哥插隊。那時中學一畢業即面臨失業，必須下鄉插隊，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我哥走的那天，天陰沉沉，或許天是晴天，而心中陰沉沉。他十六歲，同我兒子現在的年齡一樣，而當時的心情是生離死別，因為根本看不到出路，我們都哭了，沒有送他到火車站，主要是心理受不了。我哥走後，我父親坐立不安，不斷地說，「我得去火車站。」我則一再勸阻他，他嘮嘮叨叨一直到過了火車開動的時間，又換成「我應該去火車站」，一遍又一遍。後來我的鄰居小紅去黑龍江兵團，我去火車站送她，唯一能想到的詞去形容當時的情景是「火葬場」，全火車站一片痛哭。我生平第一次體會到甚麼叫絕望，甚麼叫命運，我第一次想到「我要能掌握我自己的命運有多好啊！」
1970年我被分配到了北醫三院，成了一名護士，比起我哥來，我算幸運的了，但我從來沒有高興過，因為我沒有選擇的餘地。而最後的一棵稻草是我們科的主任，她在文革中當然被批鬥，我從一到科裡後，就對她恭恭敬敬，從來沒對她說過一句失禮的話，更不要說批判她了。而文革一結束，她立刻入了黨，並大打出手，瘋狂報復，反而一再批評我是資產階級思想，崇洋媚外，因為我開始學習英文。從此我認識到，我們的苦難不是僅僅毛澤東造成的，他死了，一切還是一樣，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我的命運還是被萬惡的人販子（人事科）掌握著。從此開始了我漫長的爭取出國的奮鬥，1986年我背井離鄉，來到了澳洲，真正地掌握了我自己的命運，我的兒女永遠不必為找工作而磕頭求人，為生存而眛著良心說假話。
在中國長大的人都知道，像我和我的鄰居的這些遭遇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了，比我們苦的多的多，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家主席，到最低層的平民百姓，家家一筆辛酸史。而我們都活過來了，能活下來就是幸福，生存權就是我們唯一的權利，為此我們要不斷地感謝黨的慈悲，恩賜我們一條命。六十年來中國人平靜地過著這悲慘又「正常」的生活，天經地義的權利一出生後就被奪走，從不問為甚麼，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含辛茹苦，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一代又一代……
在經過八國聯軍，義和團起義，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大起大落之後，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從此跪下來了！
尾聲
86年以後到現在，我無權再講北京的生活了，只能舉些數字：
‧ 據商務部早些時候發佈的調查報告顯示，近三十年來，外逃官員數量約為四千人，攜走資金約五百多億美元，約合3千五百多億元人民幣。
‧ 0.4%的中國人擁有70%中國的財富。
‧ 至少30萬幼兒被餵毒奶粉。
‧ 成千上萬兒童鉛中毒，國外兒童正常鉛指標為少於20微克/升血，最好是0，國內指標為200微克/升血。
‧ 訪民如雨後春筍般增長，斬不盡，殺不絕。
‧ 「外籍華人」這個49年前沒聽說過的名詞，正在逐年壯大成浩蕩大軍，包括反共的、愛黨的、流亡的、掌權的、貪污的、覺悟的、修煉的、科研的、政治避難的、攜資捲逃的、當官的家屬、走私的毒販；更有大紅大紫的明星們，聯合共築《建國大業》，集體加入外國國籍，以便更好「愛國兼賺錢」，嚴陣以待續集《棄國大逃》。決不重演生在中國，死在中國的雙重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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