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6日讯】在中国，一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７７年开始，高考才成为一个农村孩子进城的一条独木桥。８０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一万块钱买一个城镇居民的身份了，看起来象是一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一定的投资拿到到的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一买一卖也直接体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买卖一种法律身份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一个农民身份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份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一目了然的。
某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有一天夸耀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那是在“农民运动会”举办期间说的。真是滑稽逻辑！他们没有问一问，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个国家规定了“农民”只能是“农民”，并且农民需要用钱来取消农民户口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一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一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８０％的这一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那么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什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一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
非常奇怪的是，在１９５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徙”权利，但１９５８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徙。这一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他的社会心理潜因吗？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民，我始终困惑着。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困惑着。
我千百次地问苍天，问为什么我会是农民。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个市民的家庭？为什么作为农民我天生就被剥夺了一切和城镇孩子一样许许多多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乡的光荣和坎坷？假如没有后来的高考，我还没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权利。我的权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尽管我今天已经不再是个农民，我家里没有了一个农民，但凭着一个小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却不能不关心这个仍然存在的阶层。我始终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女儿，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发我永远关心社会问题的最初起点。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每一次面对农民问题时都不能平静。由农民问题我想到中国太多类似的社会问。
农民今天部分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一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尽管比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
还不仅仅是个户口问题，经济补贴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一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却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吗？
对于农民也还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问题，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约１∕１０，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么多年了农民们是怎么熬过来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也死活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都要换取回城的权利，也所以爱着农民姑娘的知青们只能在小河边对着“小芳”无奈之中说“ｂｙｅｂｙｅ”。
在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等途径转换都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招工时一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一定不包括农民闲居人员。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长期以来，在中国做农民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惩罚。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会在刑期结束后剥夺他们的城市居民户口，而把他们贬为农民。这样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通行。
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什么苦可诉！《天浴》中知青的悲剧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农村不是一般的苦啊，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
看来毛主席对农村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包含着他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了。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
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浪费”了他们的终生？这种限制农民迁徙和工作权利的户籍制度已经在中国执行了４１年，在今天仍然没有彻底放开！
在每一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
稍微意识到这个公平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到，他们就要再生育一个农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一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一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女子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上演着。大家对这一点还是有一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一个爱情悲剧。它反映的社会现实远比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陈冲拍摄的《天浴》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
撇开不同的视点看，两部片子牵涉城乡差别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剧的基础建立于一个知青回城的困难上，女主角年轻、她是城市人、她是社会优势的获得者，对于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人们女主角的悲剧性就有效降低了，只获得了观众对文革的进一步关注和对一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该片没有触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人生》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男主角爱一个农村的姑娘，但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农民的命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意欲和一个城市居民的女儿结婚，他是一个中国的“于连”。所以，两部片子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深度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呜呼，时代！
１９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
假如我以一个国家为一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正好配得上让人们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一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一个社会的良知和社会公平意识是会水平发、平均反射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只要一个社会中有明显的一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意识终有一天是会发挥在其他人身上的。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残酷，它说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受到“农民”一样的不合理管理，当然不是表现在户口上面，而这种随随便便牺牲或漠视部分人权利的事情也会表现在其他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残疾人，如知识分子阶层，如城市贫民，如一切非权利阶层……。
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记住并真正理解斯宾赛的这句话，我愿意第二次重复它：“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它其中包含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深体会，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一切暂时的利益获得团体的体会。尽管这种共产主义情怀不是来自于克思本人，但太阳出发点的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本来是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个世纪前中国人赴汤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们今天看是不是我们只得到了表面的一切，却失落了很多共产主义的精神真谛，因为民主和平等权利就是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码在农民这个明显的问题上我们严重违背了有关的原理。
一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城市的凶杀案例也许为这种思想可以做一个解释。一个１９岁的农民，从小父母双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依我的所知，社会对这样的农民一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一切负担会倾斜在他们的亲戚身上。后来他随着年老体弱的奶奶过活，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尝生活的艰辛，精神上更是无依无靠，这个孩子几次自杀未遂，精神濒临崩溃。后来，作为民工他到城市里打工，可是老板不给工钱，并且找人对他棍棒相加。在要钱无望，生活无着，遭人毒打之后，他到一个市场逛游，无意中看到卖肉摊上的屠刀他就顺手操了起来，以此连续杀伤杀死多人。
许多专家和群众对他这种报复行为很吃惊，以为他神经错乱，为什么不去报复那个老板，而是去滥杀无辜？其实说白了，这个农民在报复社会。我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每一次当他面临人生的绝境时，社会都没有向他及时伸出温暖之手，甚至是连劳动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为老板不付工钱而去上告，他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有没有这个知识能力？我们有没有贫民可以咨询的法律部门？而我们现实中的司法公正有没有给他有足够的底气？我看答案几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会看不到其他的出路。尽管杀人是万恶的，但他却不是毫无理由地选择了报复社会。近年来中国这样的报复社会的案件有很大增长的趋势，他们都反映了一种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民对社会生存条件的敏感。
从这个报复社会的案件我想到另外一个案件，那发生在两年前我的老家河南。一个农民在丧偶之后，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更加无着。中秋节到了，他没有钱买月饼给孩子们吃，他不愿意辜负孩子们的心愿，他向乡亲们借钱而无果，在绝望中，他向公用水中投毒，最终造成数人死亡。有时候我想，假如发放给城市居民的“低生活保障金”也发放给农民的话，起码这个具体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
前不久发生在湖北的一桩１８岁青年的纵火案也带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特征。案犯是个初中生，他为农民的父亲告诉他初中毕业就要辍学回家干活了，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高中读大学。这个学生告诉记者说，现在的社会，一个初中生将来是没有前途的，可是他却没有了继续上学的机会。据老师和邻居讲，连续发生的六起纵火案大家都想不到是他干的，因为他在大家的眼里是个好孩子。记者采访的时候问他是不是后悔，他说不后悔，监狱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他没有其他的出路，即便呆在监牢外边他也是没有前途的。当他最后被判处十几年的徒刑进入牢房的时刻，他父亲来看他。这个案犯“扑通”跪倒在父亲目前，他说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
看着这样由于贫穷和社会分配畸形而导致的犯罪让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这个孩子不是个农民，假如这个孩子得到了足够的学费可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享受教育的权利，我们的监狱里就会少一个罪犯，社会就少了一份威胁和损失。数不清的这类案例让人思考犯罪，也让人思考我们的社会，考我们的种种落后意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层危害。
我常想，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个农民，但不能保障我不会有一天倒在这样的农民报复的屠刀之下，喝上这样的毒水，葬身于无名的火海。解决农民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仍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急切问题，他们的生活质量不改变我们整体的生存状况就难以改变。有一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惊奇，你也不用惊奇。所以我关心他们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一家人，当哪一个人生而不平等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我从社会中获得的那份不应有的优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惭愧－－我渴望与他们平分社会的每一份利益。
我始终盯着农民的问题，有那样一大群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怎么可能有我个人的“自由”“道德”和“幸福”。说白了，为９亿农民进化实际上就是为我“自己”。我相信，只有中国人彻底解决了农民问题，这个国家整体上才可以说进入了现代社会。今天，起码在意识上，还没有。
我已经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的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好长时间了。
在这里也许我们还应该重申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的一句口号：“一人一家的怨仇不算什么，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的人类去”。这里边包含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你自己。只有绝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包括农民）获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时候，你个人距离真正的文明状态才会近一些。
有人说，一个歧视妇女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那么一个歧视农民的社会就更不可能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农民，知识青年，下岗工人，当你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他们以及他们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时候，你还会有一些新的发。
太多的知识青年回城以后在反思他们所受到的苦难，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为他们所体会到的农民疾苦起而为农民鸣不平。我为这种社会良知的沦丧而感到无奈。我为那一批多达两千万的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变异”，除了为自己哭喊，反转过来为曾经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农民兄弟来讲话，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震惊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东战乱地区，甚至在一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圈里，你都会看到一些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到一个不平的现象就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那个圈子里去解救苦难，甚至是去解救一些动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们向世界大声疾呼注意那里发生的一切。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记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间惨剧让他对人类悲哀到自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鲁迅语）。但是，经受许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两千万中国人－－知识青年－－到农村走了一圈，他们回来哭了恨了，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太苦使他们在那里受了罪，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反转回来向社会大声呐喊：农民们怎么办？可能也有人做了什么，但既没有触及到根本，也没有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潮流。
我至今对５０多年前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性背叛充满了敬意，可是今天这种平等精神哪里去了呢？(转自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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