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4日电】在中国大陆，官方每年都耗费巨资，燃放烟花，庆祝国庆、佳节。但“六四”后的中国，许多都市都由地方“橡皮图章”立法，禁止百姓燃放爆竹烟花，可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近几年来，地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官方媒体，每逢新年将至，便发动舆论，宣传禁放烟花爆竹，声称人民普遍拥护。中共官方舆论向来都是“一边倒”的，似乎无人不与政府一致。政府今年新年前，更是强调加强巡逻，严肃执法，对违者不仅要严惩重罚，且予以新闻曝光。然而事与愿违，民间社会竟年年都与官方舆论作对。百姓“顶风作案”，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以至于从今年除夕之夜开始，在官方加大禁令舆论声势下，大街小巷，鞭炮四起，震耳欲聋，长夜不断；而官方派出的执法者们，也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甚至他们本身也都加入了燃放者的队伍。直到元宵之夜，正值全国重蹈“文革遗风”，奋力揭批、声讨“法轮功”的舆论“一边倒”高潮中，仅青岛市就派出近万人执法队伍，要坚决执行爆竹烟花“禁放令”。然而，民间社会却爆发了更加强烈、更大规模、更肆意无忌的爆竹怒吼，声浪震天，以如此强大的阵势，宣告了官方舆论“一边倒”的破产。这充分暴露了现实中国官与民的对立和压制下的民间情绪的反弹。
中共建制后，仅有两个时段民间情绪与官方舆论真正呼应一致。一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民间社会燃放爆竹，祝酒豪饮；二是“六、四血案”前的官方新闻媒体，客观、公正、开放性的报道和反映了民间立场。但“六、四”后，官方媒体突然换了个画面，由支持“动乱”的百万之众，变成了反对“动乱”的百万之众。正如同一些人打倒邓小平举手，解放邓小平也举手一样。在控制下的官方媒体上，粉墨登场的是那些媚态十足的“百分之百赞成”的镜头。然而，老百姓对那些假、大、空言论和油头粉面的“太监脸儿”，早就腻透了。
如今，社会任凭你舆论铺天盖地，声势越来越大，什么“百万签名”，“各界声讨”，人们还是不相信李洪志会拿弟子“开涮”，来给中共提供一枚攻击自己的炮弹。民心自有一杆秤，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的“法轮功”成员没有自杀，偏偏紫禁城下的“法轮功”要“自焚”。可见问题还是出在“中国特色”里。在这里，不能练功，不能信仰，“以死抗争”似乎成为他们的唯一信念了。然而，无论是谁导致了“自焚事件”，都是罪恶的。
正如人们未必不知燃放烟花爆竹也有危害一样，不甘再做“顺民”的百姓，借助爆竹呐喊所要表达的仅仅就是“烦你没商量”的情绪宣泄。或许这就是官方舆论愈是大肆批判、声讨、围剿“法轮功”，“法轮功”就如同禁不住的爆竹震天一样，愈演愈烈。我似乎在从除夕到元宵之夜那不绝于耳的冲击性爆竹声浪中，读出了从“六、四”“反腐败”未了的怨气，到“法轮功”“忍无可忍”的抗争和涉及千家万户的“下岗失业”的抗议，共同铸成的民间愤懑与面对如此贪污腐败、分配不公而歌功颂德的官方舆论激烈冲突的真谛。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刘建中所着《天理民心》一书的篇首语有这样一句话：“民意长期不得伸张，忧郁或愤怒就会越来越多，将成为社会的火药罐。”
曾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中共执政五十多年的历史，正是官方舆论由“道失众”而离民间意愿越来越远的历史。
社会舆论，本是工具变革的发声器，经济运动的发言人，政治制度的回音壁和社情民意的传话筒。一句话，社会舆论是一定的社会状态冷热干湿的调控器。然而，中国大陆舆论，长期受官方严密控制，其功能已被扭曲。面对社会腐败、矛盾四起的现状，仅仅沦为粉饰太平，充当官方“光荣榜”和“表扬稿”的角色（近些年来，充其量导报了一些由官方严格筛选后的腐败信息）。由此，新闻媒体成为割断社情民意的隔离带，而不是测试社会病体的温度表。今日中国社会，无法通过社会舆论来观察国家的真实情况；人民群众也无法借助公共舆论阵地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反馈民间的意见。由此也就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充满反抗情绪的民歌流行，民谚四起，小道消息真假难辩，“出口转内销新闻”大有市场。
人民的情绪、意见与行为，构成了社会舆论的基本内容，它具有预报社会进程，警示危机、险情的作用。舆论不张，信息堵塞，正是这个社会的严重病症所在。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变革，信息畅通的时代，国情民意本应是政府决策的依据。然而由于社会舆论功能紊乱，权力机关已无法正确地了解、回应社会各界的真实反响，只好依赖表面文章和言论“一边倒”，凭借少数人的阿育奉承制定方针政策，因而也就难免殃及社会。从除夕到元宵禁之不绝的爆竹呐喊，或许是个很好的提醒。(2001年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