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輿論与民間情緒的尖銳對立

寫在元宵之夜鞭炮聲中的思考

牟傳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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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4日電】在中國大陸,官方每年都耗費巨資,燃放煙花,慶祝國慶、佳節。但「六四」后的中國,許多都市都由地方「橡皮圖章」立法,禁止百姓燃放爆竹煙花,可謂「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近几年來,地方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官方媒体,每逢新年將至,便發動輿論,宣傳禁放煙花爆竹,聲稱人民普遍擁護。中共官方輿論向來都是「一邊倒」的,似乎無人不与政府一致。政府今年新年前,更是強調加強巡邏,嚴肅執法,對違者不僅要嚴懲重罰,且予以新聞曝光。然而事与愿違,民間社會竟年年都与官方輿論作對。百姓「頂風作案」,屢禁不止,且愈演愈烈,以至于從今年除夕之夜開始,在官方加大禁令輿論聲勢下,大街小巷,鞭炮四起,震耳欲聾,長夜不斷;而官方派出的執法者們,也都熟視無睹,充耳不聞,甚至他們本身也都加入了燃放者的隊伍。直到元宵之夜,正值全國重蹈「文革遺風」,奮力揭批、聲討「法輪功」的輿論「一邊倒」高潮中,僅青島市就派出近万人執法隊伍,要堅決執行爆竹煙花「禁放令」。然而,民間社會卻爆發了更加強烈、更大規模、更肆意無忌的爆竹怒吼,聲浪震天,以如此強大的陣勢,宣告了官方輿論「一邊倒」的破產。這充分暴露了現實中國官与民的對立和壓制下的民間情緒的反彈。

中共建制后,僅有兩個時段民間情緒与官方輿論真正呼應一致。一是打倒「四人幫」后的民間社會燃放爆竹,祝酒豪飲;二是「六、四血案」前的官方新聞媒体,客觀、公正、開放性的報道和反映了民間立場。但「六、四」后,官方媒体突然換了個畫面,由支持「動亂」的百万之眾,變成了反對「動亂」的百万之眾。正如同一些人打倒鄧小平舉手,解放鄧小平也舉手一樣。在控制下的官方媒体上,粉墨登場的是那些媚態十足的「百分之百贊成」的鏡頭。然而,老百姓對那些假、大、空言論和油頭粉面的「太監臉儿」,早就膩透了。

如今,社會任憑你輿論鋪天蓋地,聲勢越來越大,什么「百万簽名」,「各界聲討」,人們還是不相信李洪志會拿弟子「開涮」,來給中共提供一枚攻擊自己的炮彈。民心自有一杆秤,為什么海外有那么多的「法輪功」成員沒有自殺,偏偏紫禁城下的「法輪功」要「自焚」。可見問題還是出在「中國特色」里。在這里,不能練功,不能信仰,「以死抗爭」似乎成為他們的唯一信念了。然而,無論是誰導致了「自焚事件」,都是罪惡的。

正如人們未必不知燃放煙花爆竹也有危害一樣,不甘再做「順民」的百姓,借助爆竹吶喊所要表達的僅僅就是「煩你沒商量」的情緒宣泄。或許這就是官方輿論愈是大肆批判、聲討、圍剿「法輪功」,「法輪功」就如同禁不住的爆竹震天一樣,愈演愈烈。我似乎在從除夕到元宵之夜那不絕于耳的衝擊性爆竹聲浪中,讀出了從「六、四」「反腐敗」未了的怨气,到「法輪功」「忍無可忍」的抗爭和涉及千家万戶的「下崗失業」的抗議,共同鑄成的民間憤懣与面對如此貪污腐敗、分配不公而歌功頌德的官方輿論激烈衝突的真諦。

「今日中國出版社」出版劉建中所著《天理民心》一書的篇首語有這樣一句話:「民意長期不得伸張,憂郁或憤怒就會越來越多,將成為社會的火藥罐。」

曾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道得眾,則得國;道失眾,則失國。中共執政五十多年的歷史,正是官方輿論由「道失眾」而离民間意愿越來越遠的歷史。

社會輿論,本是工具變革的發聲器,經濟運動的發言人,政治制度的回音壁和社情民意的傳話筒。一句話,社會輿論是一定的社會狀態冷熱干濕的調控器。然而,中國大陸輿論,長期受官方嚴密控制,其功能已被扭曲。面對社會腐敗、矛盾四起的現狀,僅僅淪為粉飾太平,充當官方「光榮榜」和「表揚稿」的角色(近些年來,充其量導報了一些由官方嚴格篩選后的腐敗信息)。由此,新聞媒体成為割斷社情民意的隔离帶,而不是測試社會病体的溫度表。今日中國社會,無法通過社會輿論來觀察國家的真實情況;人民群眾也無法借助公共輿論陣地來表達自己的愿望,反饋民間的意見。由此也就導致了現實生活中充滿反抗情緒的民歌流行,民諺四起,小道消息真假難辯,「出口轉內銷新聞」大有市場。

人民的情緒、意見与行為,构成了社會輿論的基本內容,它具有預報社會進程,警示危机、險情的作用。輿論不張,信息堵塞,正是這個社會的嚴重病症所在。面對今天這樣一個全球變革,信息暢通的時代,國情民意本應是政府決策的依据。然而由于社會輿論功能紊亂,權力机關已無法正确地了解、回應社會各界的真實反響,只好依賴表面文章和言論「一邊倒」,憑借少數人的阿育奉承制定方針政策,因而也就難免殃及社會。從除夕到元宵禁之不絕的爆竹吶喊,或許是個很好的提醒。(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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