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国家除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外，还应当从别人的实际经验中汲取营养。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阶段。我国已经确定了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改组的方针，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行业退出，国家只保留对极少数非由国家支配不可的领域的控制。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是因写作《奖赏：一部追逐石油、金钱和权力的史诗》一书记获得普利策纪实文学奖的丹尼尔‧耶金和国际咨询业的一位重要咨询顾问约瑟夫‧斯坦尼斯罗的新作。它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或者用本书作者的语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是否应当由政府占领。
我热忱地向我国读者推荐这部著作。这样做的首要理由在于这一主题的极端重要性，不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几乎无法把握本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
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作为时代旗帜的经济学家亚当斯‧斯密在1776年出版了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之《国富论》。在这本书中，斯密着力宏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抨击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无端干预，呼吁通过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作用保持经济高效率。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大多数西方国家强调所谓”自由企业制度”，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日趋减少。不过，正像萨缪尔逊所说：”远在这种倾向达到完全的自由放任(却政府完全不干预私有企业)的状态以前，潮流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变。自从19世纪后期，几乎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都稳步增加。”以美国为例，1887年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ICC)来管理州铁路的运价。1913年建立了作为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制度，控制各商业银行；同时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FIC)，防止大企业的不公正贸易行径。
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政府的权力日益扩大。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还是资本主义欧洲和美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还是救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凯恩斯主义、虽然政府干预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强调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组织和管理经济职能这一点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于是我们不但看到苏联和新中国如何一步步地实现列宁”国家迪加”的理想，而且看到随着罗斯福”新政”的推行，美国逐渐成为本书所说的”管制资本主义”20年代狂热的股市投机和无忌惮的金融舞，导致1934年根据《证券交易法》建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管理。除此而外，还建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民用航空局(CAB)等等，对有关行业进行业务许可证、产品阶格等方面的控制。原已存在的联邦动力委员会(FPC)的职能也得到了加强。
中国有句老话：”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述强化政府职能的趋势大约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风水完全倒转过来。社会主义各国政府垄断经济的经济体制的病暴露无遗。于是纷纷转而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政府的作用也因之被重新审视和端正。而70年代英美等国经济遭遇”滞胀”之后，英国在撒切尔首相的领导下首先掀起了私有文化和自由文化的浪潮。无独有偶，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也转而实行解除管制等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时间，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削弱政府的经济作用成为新的时尚，宏扬市场的作用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代主题。
《制高点》一书着重描述的，正是这一政府逐渐从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中淡出的世界过程。
和已有的讨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大量理论文献，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斯格里茨的著作不同是，耶金和斯坦尼斯罗的这本书没有太多的理论分析的哲学思辨，而是采取了耶金在写作《奖赏》时同样的笔法，通过对大量历史人物和右历史事件的生动述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从政府到市场演变过程的全景图，因而对于一般读者更能引人入胜，具有更大的可读性。
我向中国读者热忱荐这本书，还有我们自己的特殊理由。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国家除必须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外，还应当从别人的实际经验中汲取营养。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阶段。我国已经确定了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改组的方针，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从一般竞争行业退出，国家只保留对极少数非由国家支配不可的领域的控制。为了完成新一轮改革，我们不但必须大力革除长期计划体制遗留下的各种弊病，比如，过于迷信政府的作用。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世界各国的教训都以无可争辨的事实揭示出，政府过多地干预，常常扼杀民间非凡的创造力，使得经济没有效率和活力；而且在学会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保证市场的公平、有序运作的同时恰当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市场和政府这双看不见和看得见手的巧妙结合，创造繁荣的经济、富余的生活和公正的社会。
《制高点》这部我们时代经济制度的编年史的出版引起了西方国家读书界的强烈反应。在获得许多赞誉的同时，对本书也有一些批评意见。除本书满足于对现象的描绘，而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分析，由于未能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以至除了某些叙述不够确切等具体问题之外，最后果要的批评意见还在于认为两位作者过多地强调了市场的优点，而对市场带来的问题则往往语焉不详。在我看来，这可能反映了90年代初期的时代特点。在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崩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已经按照有利于市场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历史并未终结，政府与市场的冲突只是改变了形式，它将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展开。正像作者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所说，人们是否能对市场保持信心，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以下的考验：(1)市场经济能否实现它对持续经济增长、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充分的就业等的承诺；(2)能否保证社会公正；(3)能否保证世界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得到维护；(4)能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等机会。古语说：”温故而知新”。我们将在深入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解决新问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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