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有一联赞叹泰山的佳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其实，比泰山更钟神秀的是中国的汉字，虽然它是人造的。比如本篇文章题目中的这个“腐”字，就造得绝妙。腐，从府从肉。所谓“府”者，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也。所谓肉者，有死肉和活肉之分也。吃肉者为活肉，被吃者为死肉。无论死肉活肉，在“府”里都容易腐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说的是死肉；“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说的是活肉，是府里的人。小小一个汉字，就说清楚了政治腐败的根源不是别的，是权力。
在染缸里洗澡
我说这番闲话，是想向尉健行先生请教：腐败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他最近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重申了他治理腐败的一贯思想：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听起来，这是中共领导人有关治理腐败的论述中最深刻的论述。读下去，觉得有些问题我还搞不太清楚。尉先生说，“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有两个基本着力点，一个是立足于教育，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再一个是着力于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创新，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第一个“着力点”似乎是说腐败的源头是人的思想，思想不干净，掌权会腐败。若如此，应该先把人们的思想搞干净再来掌权。如果一边掌权，一边清洁思想，那不等于在染缸里洗澡？效果想必好不了。我并不是说人的思想不重要，但更重要的不是掌权的人不想腐败，而是让他想腐败也腐败不了。
用鸡毛给老虎搔痒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着力点”：“制度创新”。什么制度创新？据说是要从“管权、管钱、管人等容易滋生腐败的环节入手，着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说实在的，这是看见大象怀孕，结果生下来个耗子。用这种“制度创新”来治理腐败，等于是用鸡毛给老虎屁股搔痒，如果不是越搔越痒，至少也不会止痒。
其实，治理腐败根本不用制度创新，有现成的三套办法，可供参考使用。一套是治本之法，叫做“民主自由”。自由是用脚拒绝腐败，你腐败我走人，这就是人身自由、择业自由和迁徙自由；民主是用手清扫腐败，谁腐败谁滚蛋，不选你，罢免你。腐败的根源既然是权力，治理腐败只有一条路，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最强有力的制约，是民主自由。权力不受制约，腐败必定烈火燎原。所以，专制和专权是腐败的总根源。要寻找一个没有腐败的专制大国政府，就象在窑子里寻找贞女一样困难。
治理腐败的三套办法
第二套办法是治标之法，是我们老祖宗创造的六大官制：科举制度选择良才，回避制度隔离裙带关系，回京述职制度让官员检点自己行为，钦差大臣制度纠察地方劣政，击鼓喊冤和拦轿告状制度让孤苦有告，告老还乡制度防止成立京城官场“保险公司”。现在倒好，科举变成内举，回避变成回护，回京述职变成回京送礼，告老还乡变成老不还权，轿子变成轿车拦不住，冤鼓变成哨兵击不得……官制不良，所以现今政治也难得皇朝盛世时的清明。
毛泽东反封建反掉了六大官制，反资本主义反掉了自由民主。但他创造了群众运动，象清洁工一样，几年清洗一次官场，什么三反五反呵，什么四清呵，当然，最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搞大了些，但在官制不全，没有自由民主的情况下，在可控范围内适当运动一下未尝不可，但不是“三讲”，不是造神运动，而是肃贪运动。
“主权不明晰”是腐败的真正根源
传统官制不解决根本问题，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可能带来比腐败还要严重的问题，剩下的清明廉正、长治久安之道，只能是民主政治。现在既建立不起来传统官制，又实行不了自由民主，其根本原因是公民的人权和国家的主权都处在被托管状态，用经济学家惯用的术语来说，叫做“主权不明晰”。皇朝时期，主权归皇室；民主政治下，主权归公民。主权者有和动机和动力对所有使用权力的人进行限制，以防止腐败。
而在当前的中共政治体制下，名义上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被执政党共产党托管，又没有规定托管期。被托管的主权象无主资产一样，受脱者可以随意享用。对主权的享用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消费，从支配和奴役他人的行为获取快乐；二是间接消费，用权力兑换成金钱，在用钱去购买快乐。第一种消费是专制，第二种消费是腐败。
要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与腐败，唯一的办法自然是把被中共托管的主权还给人民，象“耕者有其田”一样，要让“公民有其权”，什么权？当然是人权，是公民权，是选举和罢免自己国家首脑的权力。舍此而可治愈腐败者，当今之世，未之闻也。
在下一点陋见，不知尉太尉以为然否？
2001年3月13日于美国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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