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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7日讯】 萨伊德的《知识份子论》一直没有读过，今天到图书馆，终于读到，是台湾麦田版的。其中一段简直就是对近代以来惶惶然中国知识份子说的（第77页）：
“知识份子一直受困于忠诚这个问题，及其无情的挑战。……诚如范农在分析阿尔及利亚对抗法国的解放战争最激烈时期（1954-1962）的情况所指出的，只是同声附和政党及其领袖所体现的反殖民国族主义是不够的，即使在战事最激烈之时，有关目标的问题总是伴随了对于不同选择的分析。我们奋战只是为了摆脱殖民主义（这是一个必要的目标）？还是考虑到最后一名白人警察离去时，我们要做什么？
根据范农的说法，当地知识份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the invention of new soul）——此词是他借自赛沙尔的。换言之，虽然在国家紧要关头，知识份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得知识份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决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这些另类选择在身边的主要战事中，经常被视为无关而把边缘化或置于不顾）。即使在被压迫者中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而知识份子的忠诚必须不限于只是加入集体的行列迈进。”
我相信，目前的中美撞机事件，似乎还没有到萨伊德所设想的那种最激烈的战事的程度，好象中华民族还没有到最危险的时刻。然而，我们熟悉的一些文学青年已经是一副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气概了，他们再度意气风发，拿出我们曾经领教过的泼劲，四面开骂，一骂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二骂政府过于软弱对帝国主义步步退让，三骂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患了软骨病，对帝国主义摇尾乞怜，四骂老百姓觉悟不高，没有奋起反抗，如此等等。
那麽，如果用萨伊德的标准来进行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知识份子本色吗？当然，这些人士本人可能根本就不以知识份子自许，相反，他们有更高妙的理想：他们以工农的代言人自命，以国家民族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发挥的是精神引导者的作用，而不是冷静观照下分析的功能。他们的职责就是火上加油，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民众中煽起战斗的豪情，他们是一种政治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是一种战斗的力量，而不是反思力量。所以我们万不可以知识份子的角色来要求他们。
他们所追求的，恰恰就是萨伊德所批判的，把自己完全地融入到集体的行列，并且他们要所有人不去关心另类选择，而是要批判一切另类选择而使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于主流的选择（否则就是卖国求荣——尽管受到压制的知识份子能卖什么国还是个疑问，因为国并不在他们手里啊），他们恰恰要大家只去考虑生存问题，而不要考虑任何政治问题；他们恰恰是只管让白人警察离去，而不要问在这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警察制度？他们用生死存亡之类吓人的字眼来取消了一切关于制度、关于合法性之类的问题的思考。任何这种思考在他们看来，都是对他们的神圣使命的亵渎。
萨伊德接下来谈到了日本近代以来的知识份子，面对西方的压力，他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意识形态，在外患的压力下放弃了自我批判的职责，其最终的结局就是中国人深受其害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我们这些对日本人充满了义愤的爱国人士却正昂首阔步地走上日本近代知识份子的老路，也算是历史的讽刺。日本人当初也是在处于被压迫时代而凝聚成了一种激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这种意识形态毫无障碍地转换成了军国主义。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和知识份子史，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救亡压倒启蒙。对此人们从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起码部分是事实，而中国之所以迄今仍没有建立起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可能跟知识份子非常轻易地放弃（也许是被迫，但也并不尽然）批判的职责而充当鼓动者、宣传者等等现代世界的巫师，有不小的关系。
好在，当代中国，并不所有知识份子都放弃了批判的职责。（2001/4/10）
──原载《思想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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