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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8日讯】 今年，二零零一年，是中囯共产党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接过苏联送来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五十年。近两年来，中共对海外中国人和台湾中华民国各界各业人士着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要爱中囯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台湾归顺中国，五月六日，余英时教授在美国《世界日报》上指出：现在台湾有一个危机，不能认清大陆中共政权的本质，一些以前最反共的人，现在却成为最讨好共产党政权的人。
所以，我谓现在人们不能不问一问，中囯共产党建党之初是以奉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吗？
不，历史老人记录在案：一九二一年在苏联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培育下，李达、张国焘、毛泽东、陈潭秋、陈独秀（包惠僧代）在上海建立起中囯共产党。共产国际派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指导了会议。会议不但规定要“采用无产队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而且还要“联合第三国际”，即列宁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际革命最高组织（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中囯共产党七十年》）。这真是外国势力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
十年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东三省。十一月，中共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指导下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因此，中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便提出“要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宣言又号召“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见上引同书）。原来为了“武装保卫苏联”才“反对日本侵略”的，但最后还是落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上！同室操戈，多狠！而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多驯服，对日本帝国主义多厚道！
请看：中共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对待内外三件大事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多少？
十八年后，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共在大军渡过长江之后，全国胜利大局在望之时，毛泽东便宣告，即将在全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他在发表这个“宣告”的文章中开宗明义便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史达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同一“宣告”中毛泽东又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其实，枪弹武器也是有的，不过对人民最凶残、最厉害的还是马列主义这个武器，它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人民头上！
再请看：中共用外国送来的武器打内战，夺天下，再下了结论——“走俄国人的路”！走俄国人的路？不走中国人的路！那还要中国吗？还有中国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在哪里呢？
而五十年来，直到今天，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全体中国人头上还是高压着“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囯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还是走俄国人的老路，还是用“外国主义”代替“爱国主义”；用“阶级斗争”来镇压“民族主义”。这教今天民主台湾的人民怎能接受中共的“统一”？
事实摆明：中共走俄国人的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裁统治五十二年，就是反对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五十二年，就是镇压知识份子和自由人士的五十二年。
但在中共未夺得政权之前，为了分化、削弱、孤立国民党高层领袖，毛泽东对抱有民主自由思想的知识份子采取了“礼贤下士”，竭尽其统战伎俩和欺骗手段。当一旦胜券在握，便立即变脸。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一九四八年我在香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参与对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八个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一九四八年秋冬间，南方局把李齐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千家驹等民主人士分批护送往北京附近的毛泽东驻处的西柏坡。毛接见他们时，开场白便讲出这样一番话：“啊哈！座上有好多位大知识份子，久负盛名的教授、学者，真好啊！我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干管理员出身的，今天你们都上了我的贼船了啊，哈哈！”
千家驹老哥后来在告诉我这个故事时，便曾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心中既向往又自视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所以对知识份子既蔑视又敌视。秦始皇曾“焚书坑儒”；唐太宗喜称“天下英雄尽入吾壳中”。毛泽东则笑谓“你们都上了我的贼船”。这全是帝王心态，知识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间。
第二年，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解放军渡过长江，已成席卷江南之势。八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共在大陆上的军事胜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得到我们的鼓励。”艾奇逊所讲的“外国羁绊”是指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势力。
艾奇逊这几句话确实说中毛泽东心中的恐惧。他为此一连写了《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国的知识份子、 个人民主主义者对美国帝国主义放弃幻想，划清界限。他甚至心怀叵测地说：“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必要”，“给中国人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份子”。这就是把当时中国数百万民主的新型的知识份子都列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五纵队了。毛泽东在其详白皮书的文章中还直称他们为“思想糊涂的知识份子”。
稍后，大概一九五零年初，我还听过有关毛泽东在内部一次谈话中，讲到知识份子时说过这样一些惊人之言：中国的知识份子不外乎两类；一类是读书越多越糊涂；一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的解释：
第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份子，他们谈的是孔孟之道，资治通鉴之类的书，所以谈得越多越糊涂了。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接受了个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动。
毛泽东还说，中国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说的是两千年来，封建帝国闭关自守时代的事。现在不同了，海禁大开，有了艾奇逊所说的“外国羁绊”。孙中山这位大秀才不是先在香港，后到日本，再去美国，接受了“外国羁绊”，武昌起义？那个辛亥革命就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帝国。我们共产党也不是秀才造反？有马列主义和苏联的“外国羁绊”，不也推翻了有“美国羁绊”的国民党反动派了？所以，对现在我国土地上的知识份子，我们共产党可要感谢艾奇逊给我们的教诫啊，必须记得，秀才们虽然上了我们的贼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须慎加留意，小心为上。
今天，重温毛泽东内心对知识份子的论断，对现在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也大有益处。因为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革命胜利之初，便充分泄露了他对中国知识份子的蔑视、敌视和恐惧。所以，在其席卷全大陆，建立起一党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从一九五零年起，便把残酷的阶级斗争从军事战场上转向思想、文化、政治、经济领域。毛泽东的中央领导集团统治中国五十多年来，为了扼杀民主自由、镇压知识份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斗争，直至今天，尚未有已时。对“八九”民运施之以“六四”大屠杀，对“法轮功”谥之于“邪教”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之！
在这个革命目的指导下，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国后到一九五九年这十年内进行了三次对知识份子的阶级斗争运动。一九五零年七月发动了第一个运动，名叫“镇压反革命”。其主要物件是原国民党上至中央，下至全国各地方政府留下来的党政公教人员。他们之所以留任不走原是接受中共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内战全局胜利在望，便呼吁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内党政公教人员留守原岗位，等候解放军接管，并可继续工作下去，以维持社会治安和民生安定。
其时全国各地大概有几十万国民党的军、政、经、公教人员留下来工作。但到一九五零年七月，中共眼见建政快近一年之际，大局已经稳定，便把上述国民党留任人员称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于是发动了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把这些留任的国民党公教人员杀的杀、抓的抓，大部分都分批分地送往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实施劳动改造、劳动惩罚。因为他们都是中产和高级知识份子，必须加以镇压。
第二个运动是在一九五六年，用社会主义去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运动，即把私营工商业变成国有企业。像用国民党政府的留守人员一样，那些私营工商业者也是应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提出的要求留下来“继续生产，继续营业”的，但到一九五六年底，中共眼看生产上升、政权稳固，即宣布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把资本家，除极少数国内外有名的大资本家外，都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际上是不许思想，不许乱说乱动的家畜。
这是中共消灭国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全国也有百万以上资本主义私有工商业主及其经营管理人员被下放到工厂学工，到商店售货，见了工人和职员像见了主人或上司了，带着罪人的精神镣锁活在世上。他们都是现代商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也就是工商界知识份子，但也必须加以镇压。
第三个运动叫做“反右派运动”，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亲自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倡狂进攻的斗争”。
这个运动肇因于前两个运动受到了北京在野的八个民主党派如沈钧儒的中国民主同盟、宋庆龄和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及中国工农民主党……等等在私下议论和质疑。他们认为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内的留任人员不到一年之内就作为“国民党残余反革命势力”看待而加以清除，这个是错误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从经济发展因而放缓的清况来看，是过早的、失败的。此外，社会上的知识份子，包括党内的知识干部，也对中共高层不讲民主自由，多有异议。
毛泽东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宣布欢迎党内外人士公开向中共提出批评建议。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实是毛泽东一个大阴谋，他诱导他们公开站出来，放开喉咙“大喊大叫”的批评中共，然后就在短短两个月便指称，现在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遂即宣布展开一个“大规模反资产阶级右派”的大批判斗争。毛泽东从来承认是“阳谋”，而不是“阴谋”，叫做“引蛇出洞”，围而打之。这个反右派斗争延续到一九五八年夏，达一年之久，始告结束。全国政党人士和文化艺术、理论学术界人士，被划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右派”者达六十多万人，全属知识份子。这是毛泽东在一次最高国事会议上宣布的。其中除了知名人士如章伯钧、罗隆基、沈志远、费孝通、钱伟长、章乃器、龙云、陈铭枢、黄绍羧……等人之外，都下放到农村、工厂、基层、街道接受劳动改造去了。牵连到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亲友达数百万人。这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第一次浩劫。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比中国古代秦始皇焚书坑儒四百六十人多过一百倍！
在此期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老太太，其时她在北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她眼见“民革中央”第八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受如此大规模群众性的凌辱、拷打、虐杀与镇压，于心实在难忍哀痛，她请周恩来总理到她寓所谈话，她对周含泪道：我“民革中央”的各位领导人实在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肉体之痛犹可咬实牙根，但精神之痛，灵魂之痛，如何为人？怪不得许多位老人、同志都想回台湾去了！这般，那怎么行，怎么好？我请您反映给润之（毛泽东之号）先生听一听。请他出面，亲自同大家谈谈说说，解释一下，安慰一下，那时大家头上乌云散去，便是一片青天了。
周恩来仔细听完，诚恳点头，答应一定向毛主席去汇报。告辞孙夫人，周即往中南海去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照本直奏之后，还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周认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同共产党领导国事的方针政策上的矛盾和异见仍然是我们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分歧，经过我们党和群众对他们进行一个时期的批评和教育之后，还是可以也应该很快团结起来，巩固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统一战线……。
谁知道毛泽东不待周恩来讲完，便说出这样几句话来：我们当然感谢他们各民主党派在一九四八年初，眼看国民党蒋委员长兵败如山倒时，便毅然弃南京来同我们共举大事。当年我们也是举手欢迎，掬诚相见，合作建国。我们这几年染上了一点官僚主义，我亦有之。这一回我们搞大鸣大放，请他们批评帮助我们。好，他们说，官僚主义不在一般干部的问题上，不是小和尚，而是大和尚身上。今后应该是政党轮流做罢了。恩来，这话不是要我们党下台，要你我让位给他们了？这不是要搞革命夺权了？
毛泽东最后说：好，如果他们要回台湾去，回到他们的蒋委员长、蒋介石总统身边去，我们可以敞开中堂大门欢送。如果我们尊敬的孙夫人宋老太太亦有此意，我们也决不会勉强挽留！
周恩来听毛这席话，心中明白毛同时有责备他袒护民主党派右派“错误”之意，批评他对民主党派右派的反动思想不加批判反击。这是周恩来在毛泽东于一九五七年发动“反右斗争”运动中，受到毛最严重的一次批评。但是周恩来经慎重考虑毛这席话对党与“统一战线”的团结前途的利害关系，他决定不将毛的话去传达给孙夫人宋庆龄老太太。
这一回的毛周关于对待孙夫人和国民党革委会领导人的谈话，后来毛大概也自觉一时冲动，大失分寸。隔日见周时，只问一句话：见过老太太了吗？周说：啊，还没有。毛说，好吧。但从此便不再问起。
这个中共高层内幕是一九七八年周、毛相继去世，“十年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的第二年，亦即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后二十年，我去北京谈论如何恢复并发展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如何重新开展对台的“统战关系”……等等问题时，一位中共资深党员从一九二六年起便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老干部谈到对台统战工作时，单独同我谈起的经验教训。这位老干部还说：总理当时只同我和一位有关重要人士谈过，你现在听在耳里，要守口如瓶。只放在自己的心上，引以为训，去做好工作便是。
此事已过去近四十五年，存在我心上也已二十三年。在北京的民主党派第一代、第二代都已去世，第三代中人例如今年四月底访美的国民党革委会副主席李憨骝先生他对台湾问题就敢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要解决台湾问题，首先大陆要建设好。台湾人民是我们的同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强大的压力下解决台湾问题不一定有效……反而引起台湾同胞的反感。这是值得深思的。现在，经我回忆和深思之后，我以为如果当年毛泽东那席话付诸实施，则北京已没有今天这八个民主党派，也没有民革李憨骝副主席其人。那样，今天中共还能对台谈什么“统一战线”，谈什么“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今天，我读《世界日报》（五月六日）记者访问余英时教授那个谈话，下决心发表毛、周、宋之间那一席谈话，我看对北京和台湾政治人士都大有参考的价值。
到一九七八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共才承认“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切爱国知识份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时才算平反，但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中国是个文化教育不发达的国家，知识份子稀有，中共实行一党专政，年年月月搞阶级斗争，劳动改造知识份子的脑子，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多大啊！
顺便一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总理朱熔基在一九五七年中共的“反右派斗争”就被打成右派的一员，下放劳动到工厂。到一九七八年，即二十年后才平反，复出工作。所以他今天对北京镇压民主党人士和法轮功信众这等大事，发言甚少。看来，他与中央高层江泽民、李鹏等人大有分歧，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再说中共在五十年代进行了这三场镇压，包括政治、工商、思想界的广大知识份子运动之后，毛泽东一方面自以为是马列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成战线上一大胜利；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当前的社会矛盾还是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抑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矛盾。所以，他继续在党内发动“反右倾”运动，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看不到无产阶级劳动者能创造新世界的力量。随即发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出钢铁要在五年内从七百万吨达到四千万吨，七、八年内就能赶英美两国。粮食则要从亩产三四百斤提升到千斤和双千斤。
因此，在毛泽东这个指示下，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所谓在“十年内”，就是指一九六八年。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的思想和计划。
到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便又作出“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建立公社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做好准备。”决议还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一句话，就是要在他们去世之日，亲自实现共产主义了。
请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囯共产党竟然认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其途径竟然是农村里的所谓“人民公社”。换言之，是以文盲、半文盲的中国农民用体力劳动去实现农村共产主义。试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囯共产党懂得什么共产主义？他们给人民公社提出一个口号：实行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他们竟然要把“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推行到全世界。然而，中共的人民公社、生产大跃进搞了三年，人民饿死三千万。这是中国史上和世界史上所未见的人类大灾殃。如果让毛泽东和中共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岂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但当年毛泽东确有把他的共产主义革命推向全世界的雄心大志。今日中共高层也还没有抛弃这个梦想。
这个人民公社和生产大跃进运动又告诉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毛泽东和中共否定知识份子和脑力劳动才能创造新世界这个真理。例如，江泽民一九九三年在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上的结论，还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我不知在台湾和在美国的青年朋友听了，是好笑还是怜悯。
从以上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这三年，用体力劳动去建设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并不甘心。他始终坚信，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给中国的思想影响和中国文化知识传统力量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敌。要推进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首先在中国境内消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
由此，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又发动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反人类、反文明、反科学、反知识的狂飚运动。因此，也是一个压迫和消灭全中国和中共党内外被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代表和思想的一切知识份子的罪恶运动。
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十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和中央政府各部，到地方各省市党委员会和政府各部，其绝大部分官员和知识份子干部，以至全国各大专学院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统统都被放逐到农村山村，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接受毛泽东的“劳动改造”，其人数在一千万人以上。
顺便一提，今天在美国和台湾政界人士很受注意的汪道涵老先生，中国海协会会长，当年也被放逐到河南省公安部门的一个原罪犯的劳改场，管养耕牛二十多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他因“政治犯”坐过国民党的牢。所以，他曾叹息说：“我们共产党这一套比国民党还厉害！”
再说，总数在一千多万的官员干部和高级知识份子，以及全国大专院校学生和初高中学生加在一起，也统统放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持续到一九七八年，这十年中，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的学生总数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余人。其人数相当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华民国的台湾的总人口。在亚洲，在南美洲，在欧洲，都算得上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然而，那一千六百多万中国青年学生在山上乡下的农村里没有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脑子一片空虚，像牛马猪羊一样地活着。这是个什么世界？
上述两个方面的数位合计，在毛泽东这场“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受批判斗争，受折磨惩罚，以至不幸死亡的中共党内外的知识份子，及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在内，据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估计，当在一亿人以上。中共自己有个统计，“十年文革”中仅仅非自然死亡的人数是两千万人。想一想，这是一场怎么样可怕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悲惨世界！
那麽，毛泽东这一帮共产党人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根本目标恰恰正是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是在中国，要彻底消灭在大陆上存在着的广大知识份子脑中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私有经济制度的思想。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要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内的领导权。要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
第二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和灯塔，取代已经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倾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赫鲁雪夫的苏联，肩负起把共产主义革命推向西方，推向全世界的任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个革命（指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阶段（即从社会主义阶段走上共产主义阶段），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当年，我们在党内学习毛主席这个指示时，就被上级领导人明确地告知：毛主席这句话就是指我们中囯共产党将开始推动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全世界。
朋友们，幸而毛泽东这场共产主义革命在一九七六年彻底失败，中国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于当年九月流着眼泪去见马克思去了。中国人民起来迫使毛的继承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等，不能不按人民的要求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才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然而，这是人民的功劳！而不是什么“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理论”。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状况有了改善和发展，这是事实，应该欢迎。但也只有经济体制和结构有了一些改革。最重大的变化是在毛泽东死后，七亿农民自己起来，推翻了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摆脱了庄园奴隶的身份，重新取得了自由耕作的土地。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商业经济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其作为国家经济的主体的地位，实际上仍然都是党有企业，都是党员贪污的温床。所以，国家贴补国企亏本额每年需要人民币数千亿元等。而国企工人失业者现在已达两千五百万左右。今天中国大城市的繁荣主要靠香港、台湾和美日等国的贸易和投资。而在大小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人民贫富的两极分化已越来越悬殊。这个经济形势酝酿着极大的经济危机，而这个危机包含着党、政两大势力内的权力矛盾与斗争。邓小平给军队下了一个“可以经商”的通行证之后，引出了一个军队自筹军备经费之不足的新纠纷。所以，如果上述经济危机爆发，党、政、军都将卷入。而工农群众起而暴动，造反将遍及全国。
中国的经济形势如此，政治局面更加严重。邓小平从八十年代初掌握大权之后，他不能不同意党内改革派和广大人民提出经济改革的需要，以求巩固中共统治中国的局面。但他为了永保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天下，又坚决反对实行政治改革。他断言西方的政党政治和美国的“三权分立”都不适用于中国。他肯定中共的社会主义民主远为优良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他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反对自由和人权，并以之警诫和压制知识份子的民主自由。
请看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重掌大权后，一九七九年便提出要坚持马列主义原教义中最僵化的四项原则（见上文）。实质是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权的四项原则。随之，他便下令封闭北京“西单民主广场”，逮捕了魏京生等数十名民主战士。把毛泽东死后，江青等“四人帮”垮台后，发生在北京的民主自由运动压下去。随后，一九八五年和八六年那两年里，安徽、上海、浙江、武汉、四川、北京等地的大学学生民主自由运动此落彼起，都被邓小平下令压了下去。他怀疑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纵容和鼓励，因此，在一九八七年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强加于胡耀邦头上，把他拉下马来。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北京大学生和市民追悼胡耀邦，起而游行示威，反对邓小平的独裁专制，要求民主自由，根除贪污腐化。邓小平听取李鹏的报告，称之为“反革命动乱”，决定用军事镇压。赵紫阳以中共总书记的地位反对军事镇压，邓小平便又将他撤职，并以“支援动乱，分裂党中央”的罪名加之于赵紫阳头上。半个月之后，即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邓指令三十万大军用坦克屠杀在北京天安门绝食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
由此可见，中共第二代独裁者邓小平，他完全继承毛泽东的政策，继续反对自由、民主，他比毛泽东更无人性，且敢悍然用军队镇压知识份子。其疯狂残暴，中国历史上的暴君中所未见。
现在是江泽民第三代掌权了，其反对自由、民主、镇压知识份子的立场一成不变。江是从反对“八九”学生民运登台的。当年他在上海，是他首先封停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为该报刊载了北京学者、教授举行座谈会悼念胡耀邦、批评邓小平迫害胡耀邦的新闻，江泽民便即动手将该报总编辑，我的朋友钦本立，撤职审查。邓小平对江大为欣赏，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传旨把江泽民调上中央，接任赵紫阳总书记之职。所以，“六四”大屠杀事件，江难免听邓之命，成为参与决策运作者之一。
江泽民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取代赵紫阳而出任中共总书记之职后，在党内外一方面支援李鹏的“治理整顿”、“暂停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在党内外高唱邓小平“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赞歌，清洗胡、赵两位改革派在中央和各省的重要干部；同时整顿各大学，加强批判和控制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自由民主思想，并继续搜查追捕、审查“六四”事件后逃逸的学生、教师和党政机关干部，目的是要彻底消灭自由民主的思想种子。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大陆上又涌现了知识份子组党的活动高潮。从北京到全国各省市已有近二十个省市的知识份子和工人成立了“民主党”筹备小组，并公开向省市政府申请登记。但江泽民政权则一律诬之为“意图颠覆政府的非法组织活动”，因此而遭逮捕、判刑、劳改者已达千人之数。这又证明今之中共专政集团仍然是自由民主之死敌。
更令人骇异的是从去年六月中起，江泽民下令全面镇压大陆为数达五、六千万之众的法轮功信徒。定他们为“邪教”信徒，禁止他们练功，通令他们解散。一九九九年在北京长安街一带，一夜之间逮捕两千五百名信徒。全国各地监狱已满。江泽民最近又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声称：“对法轮功邪教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斗争。”请看，中共政权对宗教信仰自由已到怕得要死的程度。这个政权还能在中国人中，在人类中，生存多久？这个政权还算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权吗？五、六千万法轮功信徒不是中华民族之人吗？
江泽民八九年（“六四”）事件掌权后，在对外政策上即强调“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进一步，甚至对美国支援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事业，强加以“干涉中国内政”的罪名。例如一九九六年中华民国在台湾实行总统全民大选，江泽民竟诬指民选总统就是“走台独道路”，便对台发动了飞弹为先导的军事演习。经克林顿总统派遣两支航母舰队到台湾监视，江泽民才知难收兵。可见江泽民对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自由民主事业之发展是何等的恐惧，何等的仇视！
最近一个最最严重而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即中共政权对所谓“两国论”的疯狂强烈的反应震动了世界。这又是共产主义的专政权力欲望同现代世界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个重大冲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李登辉总统所讲的不是“两个外国”之间的“两国论”。他在回答西德记者关于台海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叛离的省份”这个问题时，其答复的原意是台湾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是一个国家；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大陆实施着合法有效的管辖。所以两岸的关系是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至少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所谓“特殊”即是两国同为“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而非两个外国。在我看来，“两国论”之前应加两个字：“中华两国论”，也许更符合中国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事实和本质意义。
“中华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两字为首，则两者之间的关系便是既同在中华大地上的两个对等的国家，但两者之间又是一种互不相属的国家关系。因此，“中华两国”必须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径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这是李登辉总统讲话的原意和主旨，提出了平等处理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中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原则。这制造了什么麻烦？
在大陆上自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江泽民所代表的政权恰恰害怕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和领导人那种真正的代表“人民共和”的民主政体。因此，当然害怕同中华民国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政治谈判，最终遵循和平民主的途径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他们诬指李登辉志在分裂中国的“两国论”、“台独论”，对台湾掀起一场空前的“文批武吓”的险恶风云。并且一再扬言要用武力粉碎中华民国政权，解决所谓“台湾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江泽民前年秋甚至在北戴河会议上宣称：“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还必须做好同美国一战的准备！”“因此，要做好打一场高科技海空战争的准备！”由此，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早在两年前江泽民宣称“要同美国打一仗高科技海空战争的准备”，以解决台湾问题时，已经一变而为“战略敌对关系”。去年，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布希说：“美中是战略对手”，实是江泽民之言！
现在，世界人士大概都可以自己得出一个结论：中共独裁政权在中国大陆上建国之日起，直到今日，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五十年，是镇压知识份子的五十年。但它失败、孤立、再失败、再孤立。直至今日，它又面临着三大挑战。一个是中国大陆上广大人民要自由民主的挑战；一个是台湾自由民主力量和事业不断前进的挑战；再一个是亚太两岸地区的自由民主力量的无比强大和对台湾自由民主事业的积极支援这个最大的挑战。那麽，中共这个政权还有能力、有信心和有决心动用武力摧毁台湾，并且还准备同美国决一死战吗？我想，我不必提出我的答案，读者们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至于有朋友问我，那麽，美国和台湾政界人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政策，要警惕和准备接受什么后果呢？我想，我只能论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五十年的概况，至于要讲美国政府和台湾政界人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较宜，那就只能留待美国和台湾当政者去考虑的事。我希望如果我的论述对他们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话，则将是我最大的乐意。最后，我再引余英时教授的话：欧洲共产主义已经破产，成为历史。亚洲共产专制政权却反而更强大？但它们终必崩溃，现在是老虎死亡前夕，但也是最凶的时刻。如此而已。
──原载《北京之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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