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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9日讯】中国政治充满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奇怪现象！其中一个就是极端的强大和极端的软弱。说中国政治制度极端强大，是因为国家还是一党执政，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能够挑战现存体制的统治，而且国家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之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权,中国的政府可说是无处不在的。
说其软弱是因为它并没有给社会大众一种现实的或者是未来的安全感。经济发展愈快，人民的富裕程度愈高，人民意是感到不安全,同时,尽管国家在推动＊济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这并没有强化国家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毛病，中央权力没有“中央性”，而人民的力量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提供中央政府予政治上的合法性。我们从民主政治的不发达和政治腐败现象中可见一斑。
权力系统由上而下
一句话，民主政治的不发达使得中央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甚低。民主政治有多方面的意义，例如给人民一个参与政治的制度性管道。但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民主政治的最大意义在于其统治的合法性。最高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的基础在于人民，因而也获得了超越于国家内部任何组织之上的权威。这种最高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在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时,始终保持其权力的中央性(centrality)。
实际上，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央性也是近现代国家和从前各种政体类型最大的不同之处。
反观中国则不然。尽管中国的政体也包含有一定形式的民主，但不容否认这是一种很不发达的民王。虽然有很多种形式的选举，但都是装点门面而已。中央政府的所拥有的方方面面的权力，没有是由选举产生而来，直接地建立在人民之上。一层又一层的间接选举，纵然在最基层选举具有相当的人民性，但到了高层，人民性荡然无存。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权力系统还是自上而不，缺少基层民众基础。这种情况当然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是高度集权，但因为缺少来自人民的合法性，中央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中央性逐渐消失,而地方性逐渐增高。中央权力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就意谓着中央政府很难把自己的权力直接深入到社会最基层。
中央政策变成地方政策
实际上,也是这样，中央政府在权力和政策实施过程中自己没有直接深入地方的机构，只好依靠地方政府层层下达权力和政策。权力和政策每下降一层，中央性就减少一层，很多权力，到了地方就完全没有了中央性，成为了道道地地的地方政策。所以表面上强大的政府权力实际上被许许多多地方政府所分割和瓜分。
对人民来说，现实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没有中央政府，而只有地方政府。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因为大规模的分权运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相信随着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推展，这种情况会变得愈来愈严重。自下而上的民工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权力愈来愈依赖于人民！从而也较有人民的基碍和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央方面的权力迟迟不能建立在人民之上，自下而上的民丢．在一定的时候使得中央的权力完全无效。
这样的情况也反映在反腐败上。以远华走私案为例。对这一案件的处理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权力。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处理了很大一批官员,至少从理论上了结了案子。但这一案例也刚好说明了中共的权力是多么的软弱。根据主谋赖昌星的说法，案发完全是因为一位高干子弟因为勒索未成而向中央写了检举信。就是说,这件案子并非中央政府本身所发现的，而是通过及其不正常的管道而偶然发现的。可以说，中央政府凭借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发现这样的案子的。赖昌星在各级政府中具有这样的人脉关系，除非其内部东窗事发，否则的话，中央政府没有可能得到这种讯息。
对地方事务威“瞎子”
实际上，九十年代以来愈来愈多的案件的发现大多是依靠这样那样的非正常管道发现的。从早先的山东泰安事件、到宁波事件,再到近来的湛江事件和远华案件，所牵涉到的党政官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是名副其实的大集体腐败。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集体腐败了，中央政府必然得不到任何讯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地方官员必然向中央隐瞒事实，当中央政府没有自己收集地方讯息的管道，同时也没有其他机制如自由的传媒和民主机制时，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只能成为“聋子”或者“瞎子”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在地方没有自己的“腿”。当这条“腿”是地方政府时，中央权力很难体现其中央性，也就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中央这条“腿”在任何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政权中都是需要的，但离开了民主政治，要生产这样一条“腿”可能都是无效的。/原载4月3日香港信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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