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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9日讯】其实，我也曾写过为王朔辩护的文章。几年前上海某个一度挨整的作家撰文给王朔扣帽子时，我写过《屋檐的水滴在旧窝窝》。王朔贬斥金庸，也与我志不尽同而道相合。我之所以”深恶痛绝”王朔，除了他是影响一代青年的痞子语言的”大师”，主要是十分反感他的以下论断：”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份子……”关于伪善风气养成的根子，翻开马恩全集，头两篇文章就有十分明确的答案。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说：”起道德败坏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劣点–消极性。”他说：”受检查的出版物的伪善、无性格、阉人的语调和摇？不停的狗尾巴，只不过表现了它的内在实质的条件。”马克思还说：”作家（即王朔说的”知识份子”–鄢）–可以说就是检查官的秘书。如果秘书不能表达上司的意旨，上司就干脆删去不合用的作品。可见这种出版物是由检查制度创造的。”然而，王朔却一口咬定”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并非要擡出”革命导师”压王朔，而是想请大家看看，作为知识份子的马克思与痞子领袖王朔谁讲的话更接近人们的日常体验，即谁更真切。
王朔痛骂知识份子的腔调，总使我想起雍正皇帝与乾隆皇帝，这两个专制君王动辄指斥别人是”假道学”。虽然士大夫中确有许多沽名钓誉的”假道学”，但专制帝王劈头盖脸骂尽天下”知识份子”，意不在辨道学之真假，而在于垄断道德评判的话语权，进而垄断所有的话语权，不容”知识份子”议政。
从战国时代义不帝秦的高士鲁仲连，到备棺上书直言”嘉靖嘉靖，家家皆（收刮）净（尽）”的海瑞，从先秦到晚明，中国知识份子中一向不乏敢做敢说的真”道学”。有明一代，受时风熏陶，更是出了不少”愚不可及”的真道学，他们与刘瑾、严嵩、魏忠贤等权奸斗，不怕株连九族；张居正乙太师、首辅身份摄政，权倾宫内外，照样有不少政见不同的人敢捋虎须。那个后来力主为身后蒙垢的张居正平反的邹元标就是当年弹劾他的人之一。在廷杖（当朝打屁股）、充军、杀头面前，众多士大夫脸不变色心不跳。为什么呢？皇上与权臣说他们意在”卖直邀荣。””直”而可”卖”，可见宫廷之外，另有道德名誉评估标准和市场在。而这正是雍正、乾隆皇帝等绝对集权主义者所深忌的。所以，他们不仅要大兴文字狱，还要诋毁一切批评者的动机，动辄给人扣上”假道学”的帽子；连假带真一块杜绝，才能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清朝开国君主明令禁止任何人”指斥乘舆”（批评皇上）；所以，有清一代伪善成习，只见”假道学”，再也见不到海瑞一样的真道学。（时代风气的变化参见巴蜀书社出版的邓子琴先生遗著《中国风俗史》第五章《清代风俗》，第一节《清代政教》目录为：”一、人民不得议政，二、不得见好民众，三、不容指斥乘舆，四、不容有党嫌”。）
请联想一下，1978年以前的中国，从批俞平伯、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到反右到”文革”，文字狱之多，对知识份子整体性的贬抑，与今天许多人津津有乐道的雍正王朝、乾隆盛世是否一脉相承？
因此，听到王朔口口声声骂人假道学，我就觉得他简直就是奉旨骂人的”三德子”，反感至极。
我知道，我的文章有一个毛病，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大概是写千字文与生俱来的缺陷，不可能周到地全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偏激就偏激吧，反正话还得说下去，也得大家说，我辈并不想也无权一槌定音，无害于王朔们的发迹发财。
──原载《作品》2001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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