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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7日讯】 我们到底怎么了？这是长久以来横梗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最近听闻的一件事，促使我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据报载，一位带团到法国招商的中国内地市长，在乘坐法航班机回国的时候，因为在飞机上骄横无礼，一个人占用五六个行李舱，别的乘客想挪动一下，或者帮他摞起来，他都不许，且出言不逊，结果被法航的工作人员赶下飞机。（《广州日报》2001年5月10日。）
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验，我坚信这样的人和事绝非”个别”。果然，没过多久，我们就读到了这样的”新闻链接”。山西某市的市长，一定要在某个时间到欧洲玩，国内的旅行社只好安排他加入到20人的旅行团，而没有单独接待他。这位市长满肚子不高兴，只好在团里处处表现得和别人不一样，以显示他不是一般的游客，老是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说好今天去”东”，他要去”西”；说好5点出发，他非6点走不可，让满车的人为等他一人耽搁半小时……（《广州日报》2001年5月27日。）
我首先声明：我丝毫不认为这些市长丢了中国人的脸–至少，我没有被他丢脸。我与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我跟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关系。我对这件事的关注主要在如下几点：为什么中国盛产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在中国总是得势、如鱼得水？–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当官不坏，提拔不快。”
说是盛产，是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蛮不讲理的领导。我从前在一所中专学校工作，那所学校的校长有几个”特异功能”是被人们经常提及的：1、他在三楼说的话，到一楼可以立即否认；2、在路上有老师跟他说话–一般是求他办事，他可以脚不停步、目不斜视，挺着大肚子一边打官腔一边继续走他的路–这幅景象是不是很象我们在早期电影里经常看到的乞丐与显贵？3、在他的上级面前，这个年过半百、已经有了孙子的人经常痛哭流涕，在需要的时候往往扑通跪倒在地……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人？是什么导致这样的人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
我想从最根本的地方说起。每一个人活着的最大目的是延续自己的生命，并不断提升生命品质。为此，他必须从事很多活动以满足生命的需求。这构成生命的权利。人之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对此有清晰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使人们认识到：”我”有这样的权利，别人同样有这样的权利。基于生命的权利，所有的人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可以任何理由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构成生命的尊严。人的生命就体现为权利与尊严，这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除非生命不存在，”权利之诞生，与人类之诞生略同。”（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些特殊。这特殊当然不是中国人认为人都应该践踏自己的生命，不要重视生命，而是：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相信人的生命之延续完全得益于圣人的努力。关于此点，最经典的表述是孟子的一段话：”当尧之时，天下尤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沦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之，圣人之忧民如此。”（《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韩愈总结道：”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韩愈：《原道》）就是说，圣人拯救民众，民众也必须要靠圣人来拯救，否则，只有灭亡一途。
圣人代表道德至善，这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道德至善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非圣人莫之能王”，”天无常亲，惟德是辅。”这样的传统在实践中往往体现为两个方面：一、获取”天下”的，必定是”圣人”，代表着道德至善，否则，就难以解释他的”得天下”；二、既为”圣人”，就必定要”独尊”，否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既为独尊，必定表现为普遍性诉求：”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荀子·儒效》）普遍性诉求即为极权专制。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的有限性有很深入的揭示，任何意义上的至善都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作为一个事实，与人类的全部历史同步–尽管对它的认识是后来的事。西方文明将人们对于至善的祈求付诸于一个虚幻的上帝，当一些人企图将上帝的虚幻显现为实在，以上帝的人间代表自诩的时候，立即给人类社会带来巨灾大劫。
但中国的”上帝”从来就是在人间，在金銮宝殿的龙廷宝座上，在每个中国人的大脑沟回深处。皇帝为了维持他作为道德至善代表的圣人的”自身一致性”，他必须要伪善，同时，他还要强迫普天下的民众将他的伪善当成至善，不可对他的”至善”有任何的怀疑、异议、拒绝、反对、逃避，否则，他即失去其政权的合法性。
他必须要依靠很多人来帮助他维持政权，维持的方式一是伪善，二是强制。如果将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作为人性的基准，那麽伪善必定因其放弃生命的权利和尊严而背离了人性，这样做的好处是他可以在皇帝那里获得权力。强制正是他利用这种权力对他人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侵犯，非如此不可以让人们接受、认可那些建基于公然的谎言基础上的伪善。所以，对于专制极权而言，需要的正是对他人权利和尊严的肆意侵犯，并且在程度上”永无止境”，任何对于人性的同情和体认均在剿灭之列，因为人性映照的必定是道德至善的虚幻。从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而受宫刑，李贽鼓吹”童心”而惨遭身死，至于因为说真话和诸如”小资产阶级情调”引致的伤痛，在我们中间那些活着的人身上至今还没有抚平。
因此，这样的政治只会青睐那些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没有什么持守的家伙，他们可以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同时肆无忌惮地剥夺他人的这些东西。由于这种不道德收益的巨大诱惑，历朝历代，这样做的人总是趋之若骛。鲁迅曾经把那些”无特操”、”没有一定的行事准则”的人叫流氓，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些流氓总是集中在这种自我标榜道德至善、并以道德至善作为其政治合法性依据的体制中，他们依附于其上为虎作伥，鱼肉民众。如果现在有人指出作为这种体制的政治合法性依据的道德至善的虚幻性，最先跳出来反对的肯定是那两位市长，或者象他们那样的人。
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之不免于专制，并非其本意，而是因为”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我以为这实在是不确切的。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现实，正在于我们有那样的理想，那种坚信其有并期盼它在人间出现的作为道德至善代表的人格的理想。 2001/6/5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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