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前几天和一个来自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一起吃饭，聊到其对某江湖郎中的批评，聊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奢华阵容，聊到当下的种种经济乱象，同感甚多，尤其对于2009年以来的经济政策， 他持有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日益边缘化？宏观经济决策和民间的公共智慧似乎背道而驰？
对此，他的回答相当有意思，他说现在知趣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再向决策层提出任何建议了。吴敬琏的“间谍门”事件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警示。
我没有去追问这种警示的可能含义，但是他的回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的一个感觉，那就是在宏观政策决策进程中，专业智慧对于政治官僚体系的输入程度似乎越来越有限，以致一些原来风光无限的经济学者现在变得意兴阑珊。
虽然分歧和争议一路伴随，但是有关市场和经济运行的专业智慧，一直是引导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传统智慧，也是展现政治结构学习和适应能力的重要窗口。 但是2009年以来的诸多迹象表明，政治结构日趋僵化，和民间互动的这个窗口正被不断缩小。当然，政治结构的僵化不仅仅体现在和专业智慧的沟通越加困难，也体现在体制不同板块之间张力的不断累积。 一个熟悉体制运作并有丰富信息的朋友告诉我，有关经济形势，尤其对09年以来陆续推出的经济措施，地方政府和高层之间，也有强大的摩擦。
作为这种畸变的产物，那就是2009年的经济数据虽然光鲜，2009年中国GDP比上年增长8.7%，四季度更是增长了10.7%，但是公众和当局的危机感似乎并没有得到释放，对于2010年的经济前景，依然笼罩在忧虑无措的氛围中。 2009年12月份CPI的数据（同比增长1.9%）集中的体现了这种忧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那么年度化的通胀率将超过10%—而这将是政治结构的噩梦。不过，正如2009年民间智慧反复论证的，或迟或早，巨量的流动性投放必将带来通货膨胀。 而使得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在2009年危机举措中，有意回避了经济结构性调整的挑战， 使得2010年任何回收流动性的措施，都将使得经济体付出额外的代价，未来经济震荡不可避免。
不过，把不幸和苦难留给未来，已经成为公共选择过程的默认状态和自然结果。 这其中政治领导人的知识结构，官僚体制的惯性， 特殊权势集团的操控，以及知识精英的犬儒倾向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我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成一个词汇，改革疲劳。的确，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社会精英们可以分享由其带来的物质利益，名誉符号，谁都不愿意直面那些深层的更棘手的社会议题。 而由于种种结构性的变化， 个体选择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关联强度大为降低，而体制的麻木， 又屏蔽了大多数个体努力的效果， 也因此，社会精英逃避历史责任，多点疲惫心态， 就有了心安理得的理由。
可以预见，在这种改革疲劳症的作用下，专业智慧，社会表达机制和政治决策体制将继续各说各话， 各行其是，渐行渐远。2010年的中国，就像一艘失去动力和方向的大船，顺着惯性在海面漂泊，海面以下，暗流涌动，而在远处，冰山密布。
2010-1-28
──转自温克坚博客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