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9日讯】开庭后正如原来预计的那样，整个法庭被数十名警察占领，事后得知无数希望旁听的访民被拒之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警察、保安如临大敌。可怜的妻子坐在“畜生”中间一付不知所措的茫然神色，使我不忍心看到她可怜兮兮的模样，“代理人”鲍奇川律师在公诉人徐鸣鹤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下，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能按照我的要求进行无罪申辩，除了大失所望外，证实了政府硬给我配置援助律师的险恶用心，对我而言鲍奇川律师不是来烧香的，而是来拆庙的。在政府的导演下，法官和律师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我成了司法腐败的牺牲者。
庭审进入“被告”进行辩护阶段，法官华一刀（华赛英）“允许”我自行辩护，我拿出预先写好的辩护词，进行宣读，被华一刀命令法警枪走辩护词，并将我的双臂反剪，不顾我的抗议，强行终止庭审，进行枉法判决，无罪的守法公民，被有罪的强权政治的法外“法”剥夺了自由，耻辱的2006年12月18日，中共法西斯掌控下的闸北法院，以随地小便、不买车票、无中生有的“打人”三条“罪状”在法庭没有出示案件涉及到的证据材料和不准证人出庭质证的情况下，以奸臣秦烩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手段——莫须有，判我二年半徒刑。由这样一个残暴蛮横、腐朽无能的政府及其走狗，来主宰中国人民的生命和政治生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是人类的悲哀。
按中共政府预谋的程序走过场的庭审闹剧结束后，我又被拖上牢笼式警车，在警车发出刺耳的无赖——腐败的狂吠声中，我又被送进闸北看守所，重新进入监狱当局安排的棋局——被动地接受当局精心挑选的羁押犯们无休止的“再教育”。
接下来汇达丰律师事务所的鲍奇川律师在骗取了我女儿数千元的二审代理费后，不仅没有出庭和为我讲过一句话，而且双方勾结，至今没有给我任何庭审材料。
2007年2月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反动立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全过程很简单，我被反拗双臂，揪到台前听侯宣读判决，宣判结束被反拗双臂的我又被揪到庭外，整个过程如闪电般迅疾，我只来得及骂一声畜生，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没来得及叫就被拖到后庭。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冤案，在这些法律工作者的手里制造成功，可能比第一棵原子弹爆炸成功更具有轰动效应，窥一斑知全豹，有良知的人们和关注中国人权现状的组织和国家，通过我的冤案的剖析，可以了解中国人民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要装作听不见、看不到，做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人。
当我再被送回闸北看守所后，很快又被转移到402监室，按照看守所规定：终审裁定后到执行前，可以会见家属，我妻子在2月11日到看守所要求探望和送物品时，被接待警员欺骗告知：杜阳明已经押解走了。尽管我妻子不相信，但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家。
离终审裁定仅有三天，中共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布置下一个阴谋，2007年2月12日凌晨四点多，我与许多羁押犯一起被叫醒，稍作梳洗后就送上大巴，当我在大巴上坐定后，看守所刘警长交给我一张执行书，上午到达新收监狱，在新收监狱警察的监视下，劳役犯将我的内务包打开要倾倒时，我进行阻止警告说“里面有我的控告揭发材料，你们不得随意翻动”。他们停止了翻抄行为后，又给我一套囚服，我扔在地上，他们又将囚衣给我强行穿上，我又扔下坚决不穿，劳役犯又给我强行穿上，警员对我讲“你现在先披一下，到房间里再脱掉”到监室后我将囚衣脱掉，指导员常询找我谈话，告诉我这里是中转站，所有的人都要从这里分出去，你在这里的时间很短，我们之间犯不着搞得很紧张，你要搞到终点站去搞，我们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将你分出去，你的情况特殊，能照顾你的地方，尽量照顾你，你也不要让我们太为难。如果他采取强制措施一定要我穿囚衣，我宁死不会穿，他用这种商量的口吻居然使我难以拒绝，忘记了置我们于死地的政府及其走狗，始终在使用暴力加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如果是现在肯定不会上当受骗，当时竟会答应将使用暴力都无法让我穿上的囚衣，在软绵绵的“协商”下，自觉地穿上囚衣。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201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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