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11月24日讯】 中国现代诗歌的范围很大，大诗人和大气灵秀之作也比比皆是。但我把对中国现代诗歌分析与鉴赏的切入点，放在了黄翔身上，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黄翔虽然在“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中发表了“情绪哲学宣言”，宣布了自己的诗学观点，但他在骨子里，就是一个朦胧诗的急先锋。黄翔可以算是个老诗人了，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写诗三十年了，但知道他的人不多。黄翔是中华民族身处困厄、民族整体麻醉之时最勇敢最清醒的伟大诗人，我们的诗歌选本很少选他，这是历史的疏忽。在此，我不想谈他写诗三十年了，为什么知道他的人不多；也不想谈他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诗人，为什么诗歌选本很少选他。我只想就他的三首小诗，从文本到精神；从诗人个体到社会整体的诗歌品质及艺术价值，谈谈他的诗歌意义及其光芒。
1958年后，精神乌托邦、政治专制化和文化愚昧主义，已经把中国这个刚刚站立起来的巨人推到了绝境。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饿死近几千万人口的民族，没有深刻的反思；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被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打倒几十万知识份子的民族，没有反省；当时，一个在人祸殃及下，用残酷无情的非法手段，把自己最忠诚优秀的儿女送进监狱、押上刑场的民族，没有震颤。而一个在贵州迷雾下生活拮据的诗人黄翔，却反思、反省和震颤了！他用二十一岁的青春、热血和诗歌的良知，在沉沉的乌云下写下了《长城》和《独唱》这样震撼心灵的短诗！就是这两首短诗，以其强大的诗歌艺术魅力和深刻的诗歌精神底蕴，感染和震撼着我的心灵，时至今日，每当我读到它时，内心仍在剧烈地震颤：
我孑然的身子
彳亍在万里长城
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
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我捶着这悠久历史的遗骨
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号哭
1962年
—— （选自摩罗《大地上的悲悯》
长城，这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民族自豪感的源动力，然而在这样一个悲痛的年月，诗人孑然的身子，只有彳亍在万里长城的风中。饥饿，已经严重地侮辱、戕害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了，而不是仅仅在侮辱和戕害着诗人的尊严！
诗人，走出时代的队列，走在时代的前面，用诗人的敏锐和勇敢，自省和反思着。诗人清醒地看到了孑然一身的自己，同时又深刻无比地认识到了民族饥饿的根源！诗人悲剧性地诉说着这种撕肝裂肺的悲痛：“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指印烙在我的心上/我捶着这悠久历史的遗骨/为昨天流泪/为今天号哭”。
吞噬诗人的不仅是饥饿，还有丢失良知的群体。诗人向父亲伸出手来恳求着什么？是面包、尊严，还是人生起码的权利？可是父亲的巴掌却打在了儿子的脸上，指印疼在了儿子的心上。诗人捶着长城——“这悠久历史的遗骨”，为昨天，涌流着悲伤的泪水；为今天，号哭着伤痛的心绪。只有十行的《长城》，却表达着中国最庞大艰难的主题，而且用一反常态的意象内涵——长城，来隐喻这种民族痛苦的深重。这是1962年二十一岁的诗人黄翔，所写下的《长城》呵！在同年，他还写下了《独唱》：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飘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唯一的听众
是沉寂
1962年
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首只有四行的短诗，可它把当时历史背景下个体瀑布孤魂的美丽与社会整体疯狂的丑恶，做了冷峻鲜明的比照。在中国，诗人黄翔可能是第一个反省自身“我是谁”的诗人和哲人。
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希腊伟大哲人的苏格拉底提出“人是什么”疑问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文哲学的自然疑问。而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黄翔提出“我是谁” 的疑问时，则完全是一个知识份子、一个诗人用良知和敏锐的思想，在质问世界：“我们是人还是魔鬼？”
想想在尸骨遍地的年代，人们三呼万岁都来不及的年代，诗人黄翔的境遇会是怎样？他在这样的境遇中感悟着甚么？诗人深深地感到：自己是瀑布的孤魂，是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诗人心灵的渴望，飘泊的歌声，只能是梦的游踪；而让诗人心灵剧烈痛苦不已的则是“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
在我们伟大领袖写“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年月，在诗人贺敬之写下《桂林山水歌》的时候，在我们的大散文家杨朔写下《荔枝蜜》的时刻，我们勇敢高贵的诗人黄翔则写下了流泪号哭的《长城》，写下孤独悲怆的《独唱》！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民族大悲剧时的诗人的愤懑和警觉。
一个1941年出生，1962年才只有二十一岁的诗人黄翔，在整个民族大灾难的时刻，没有为自己美好的前程去“学而优则仕”；没有为自己爱情的躁动和激情去高唱；也没有为政治的白色恐怖所畏惧。诗人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用短短的四行诗，就道出了历史的责难，民族的悲愤，这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是没有那个诗人可以比肩的。在诗歌的句式和肌理上，这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最高范本。
只有四行的《独唱》，把诗歌语言的精致、凝炼和诗歌意绪的跌荡、反差，用到了极值。在人们倾听诗人独唱的时候，诗人突然提出了“我是谁”的质疑；在人们沉入深思我是谁的时候，诗人又深刻、伤痛和悲愤地唱出我是瀑布的孤魂，我是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飘泊的歌声，只能是梦的游踪，我唯一的听众，只有沉寂！多么悲壮的独唱，多么沉寂的舞台。“瀑布的孤魂”、“永久离群索居的诗”、“飘泊的歌声”、“梦的游踪”，这些惨烈的诗歌意象每每爬上我的眼帘，渗入我的味蕾，深入我的心灵，我都震颤、痛苦和痉挛着。我不知道一个二十一岁的诗人，在当时是用什么样的诗歌触角，捕获到这样的诗句？瀑布成为孤魂，诗歌，永久地离群索居，飘泊的歌声沦为梦的游踪。美丽与凄惨，高尚与孤独，梦想与现实的剧烈反差，使《独唱》永久地刻在了读者的内心。
七年后，也就是1968年，我们的祖国和民族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整个民族都失去理智，真是疯狂了！这是前一次灾难的继续和变本加厉。诗人从反省、反思走上了揭露和批判的战场。诗人要为民族的理性和良知的底线，写下最后的遗嘱——《野兽》：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了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乘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1968年
诗人在十四行的诗中，没有强烈的语言暴力和痛不欲生的情绪宣泄。诗人只是用了“野兽”和“骨头”这两个具体的意象，用了野兽一系列了动词，揭示了一个疯狂、恐怖的年代，指证了一个诗人对“自身与整体”；“可为和能为”的本质。诗人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探索、思考和揭示这一民族悲剧和灾难的根源了。诗人是那个罪恶年代的“钦犯”，“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和“刚刚捕获的野兽”，诗人是时代和社会追杀的猎物，这只是诗人诗歌的开始。诗人在遭受苦难和非人境遇的1968年，并没有把诗停留在揭露他人及其社会的卑鄙、无耻和罪恶上，而是首先把自己放在了大众之中，诗人真切地认识着自己：“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圣人和英雄”，而是“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也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即我也是野兽。
在这样一个黑白颠倒，善恶相悖的世界，难道当时的受害者才是基督或天使吗？在“十年文革”中，诗人是第一个觉醒的战士和哲人。在自己被野兽践踏的同时，诗人认为自己也是践踏野兽的野兽！巴金老人在“十年文革”结束后写下的《随想录》，也开始反省和忏悔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所为。诗人黄翔在1968年用二十七岁的心智和诗人的良心，就已叙述和忏悔了这一切。
诗人在长期的痛苦思考中，理智、坚强了起来。诗人说：“我的年代扑倒了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上”。坚定、冷静和正确的视角，使诗人站在了时代和智者的前头。诗人的笔锋接着写下“疯狂野兽”的三个动词：撕着，咬着，啃着。这样长久的动乱，这样失去人性的社会，野兽的“撕，咬，啃”是从容的，合乎年代秩序的，诗人冷静、坚强地目睹着野兽的本质和嘴脸：诗人被啃的仅仅剩下了自己的骨头，诗人死了吗？罪恶就这样疯狂地肆虐吗？诗人笔锋一转：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可憎年代的喉咙
这样的诗句不是靠诗人的天才和气魄就能写出的，而是靠诗人的良知和知识份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可为之的！
在一个个领袖落马，英雄赴死、知识份子坐牢的年代，诗人没有恐惧、麻木和逃逸。诗人要用自己仅仅剩下的那根骨头，哽住罪恶年代的喉咙。这是在中国最黑暗年代里写下的最短、最强大的诗篇。我们为这样的时代痛苦，也为这样的诗歌而自豪。摩罗说：“黄翔是诗歌界的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顾准，已经自觉地用知识份子的良知和智慧来审视、批判那个时代了，但还没有气魄用知识份子的良知和精神“哽住那个罪恶年代的喉咙”，黄翔做了。
我曾说过：真正的诗歌，必须是跳动的火焰，我们从它那美丽的火焰中，一下就可看到那种穿透一切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