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19日讯】近日，《人民日报》罕见地大谈政改，但“不照搬西方模式”却幽魂再现；汪洋几次讲了体现民心的人话，在民众惊喜还没回味过来时，广东宣传部就在网上封杀了《南都》揭露假“速凝剂”的报导。并且，新华社副社长空降广东接掌省委宣传部长，顶替了原温家宝秘书担任的职位。这表明，江周嫡系势力正在竭力布局掌控舆论阵地，以弥补政法委周薄失势的严重亏损。
江系血债派对舆论宣传的重视，有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原因。在共产党黑帮体制下，舆论宣传向来被中共视为胜利的法宝。谁掌握了舆论阵地，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可以迷惑视听，利用民众搞政治夺权和固权。
1949年以前，中共把暴力恐怖美化成民主革命，蛊惑人心欺骗民众，最终颠覆了中华民国政权。建政以后，中共进行私产共有的夺财改造，全面构建党天下体制，宣传机制更成了诛心洗脑的最佳武器，也是毛泽东御人术的诀窍。毛搞的各种运动，都是在理论宣传上先声夺人，媒体大造声势。大跃进失败以后，毛在党内声望下降，退居二线主抓思想宣传。日常工作交由刘少奇等人做。随着经济的起色，刘少奇开明派的势力已经很强。毛泽东因感到威胁，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潜在的对手和一切秩序全部颠覆。因为毛一直在舆论宣传上用阶级斗争那一套邪理清洗国人，在思想上有了控制大众的基础，毛的思想成了中共的思想本身。所以文革中，毛指使“文革小组”接管主要大报、电台，每逢两报一刊社论一出，全国就动起来疯起来。
“文革”的大灾难，一切罪恶最后被推到执行毛思想的“四人帮”和林彪身上，邓小平力主对毛三七开，阻碍了党内外要求彻底反思“文革”的呼声。因为文革的发生根本上是中共党理论文化的邪恶表现，彻底对文革挖根，就会挖掉毛泽东这个中共的魔首。共产党的邪恶被民众认识后，就可能被抛弃。所以，中共在宣传上淡化“文革”以令后人遗忘真相，就能继续“伟光正”下去。邓小平的改革只想经济上在世界活起来，政治上仍循毛为根，以“四项基本原则”保住了毛共的邪理做立党立国之本。中国的体制犹如在毛的树干上嫁接了邓的脑袋，而根系以及供养仍然是原来毛的东西。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都要标榜自己是毛的衣钵，以显示自己爱党和红色。中共整个宣传教育也是毛的党文化，其干部培养和选拨更是注重党论水平，“宁左勿右”几乎成了中共官员的本能。所以每当感到危机时，共产党就祭起政治批判和杀人的传统，在舆论宣传上立即就呈现“文革”语言和逻辑，与毛左一样。
当然，邓小平到胡锦涛时代，舆论宣传上的政审尺度有些差别。胡耀邦开始到江泽民的初期，中国是从文革的惨痛中舒缓过来，宣传上试图松绑，加上邓论的强势，毛左的影响不显眼。到胡锦涛时期，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中共的寡头政体被江泽民变为所谓集体领导，胡锦涛再也没有江泽民那样一人说了算的权力。维稳从江的手上套到了胡的头上，胡温十年被紧箍咒套牢。
江泽民为什么把李长春塞进政治局常委，这不仅仅是从人数上让江系站绝对优势以便于掌控政局，最主要是中国人的头脑仍然牢牢被江握住。胡温在十六大后的五年，完全是江泽民在垂帘听政。这期间，政法委做大成了二中央，中央宣传部，实际是二中央的宣传部，相对于胡温而言，李长春的舆论宣传王国是独立的，掌握着全国的舆论政策和方向。胡提出搞和谐社会，政法委和宣传系统就用江泽民那一套高压维稳的思维与方法实行。胡温不仅树不起新风，而且成了十年中政法委乱政和宣传舆论日益高压的替罪羊。改革寸功未立，哀民遍地。
因为江泽民用“讲政治”巩固党权，镇压法轮功和维权民主人士，也就是政治上“极左”压制人民，以保证能够经济上“极右”腐败抓钱。毛左势力在这一时期借助于“讲政治”而突出发展。毛左们一方面受中共洗脑否定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满，从毛的邪恶理论出发，把问题归为是“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周永康、薄熙来看到了毛左势力可成为攻击政治敌手的武器而大加扶持利用。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毛左们呐喊助威。虽然胡温默不作声，但是宣传部门为其大开绿灯，一时间“重庆模式”尘嚣直上。至今，中共舆论没有向重庆模式问斩，以致薄熙来的邪恶本质被保护起来，为其鸣不平者鼓噪不已。
薄熙来倒，周永康大势已去，而政法委机制还在运转，中宣部舆论宣传体系仍然照旧在运作。于是，我们看到外交部在陈光诚事件中的拙劣表演，看到中共媒体突然抽起“文革”批判疯。海外媒体惊呼，一夜间中共回到三十年前，其意识形态丝毫未变。没错，中共的改革，到今天只是权贵集团得到了巨大利益，人民仍然没有丝毫人权与自由。
温家宝与汪洋改革派试图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胆言论，对中共既有的体制是个挑战，对血债派更是一种威胁。李长春等江系势力，利用左派的面目千方百计控制舆论，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只要舆论一直在他们一边，一切变革者的努力就可能因“不正”而夭折，就像刘少奇的被惨烈打倒、胡耀邦赵紫阳的被陨落一样，胡温即使政改了，也长不了。
胡锦涛因自己受制十年，现在可能会痛定思痛，借机对政法和宣传收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9常委变7常委，删掉主管政法委和宣传的两常委，使政法委和中宣部作为下属被统管。目前有此迹象。但是这种改制即使实施，也不过是加强了未来党主席的权威，并不意味着中共整个思想和政体会改变。那么中国现在已成的乱局就根本无解。
胡锦涛以及中共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共产党现在不得人心，是坐在人民反抗的火山口上。唯一的办法是顺民意才能化解危机。要顺民意，就必须首先开放党禁、媒禁，还给人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取缔中宣部，真正实现舆论反映民情、监督政府；取消政法委，让司法部门独立执法不受政治左右。
温家宝提出给六四平反，解决法轮功问题，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汪洋说幸福不是党给的，这些人话与人民有了共鸣而受到欢迎。这对胡中央以及未来的习中央是个很好提醒，谁跟人民站在一起，谁才能不被历史和人民清算。
当然，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民众也绝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某些人的美言上。或许可以说温家宝与汪洋等一些官员有着民主的作风，但是缺乏制度保障，靠个人的作风来决定的民主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才能根本抑制官员的滥权，中国才可能走出中共乱政的黑暗腐败。最终还是归结到一点，解体党文化，才会有新生。
胡温若要想有所作为，对中华民族有所担当，就必须看清形势，刀斩中宣部，革除媒体政审制度。江系的舆论阵地布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切割与毛共邪恶理论的联系而任由宣传部毒瘤扩张。目前中宣部系统的布局动作，恰可以反观备案，大小蛇都跳出来，正可以伺机一网打尽。不走出这一步，谈改革就是空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