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4月30日讯】近日，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透过电话发言，支持香港法轮功学员及相关团体举行的反迫害集会及游行活动。鲍彤先生的讲话中驳斥了“有人自杀就是邪教”的说法，并称自杀之人最多的是中共党员，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那共产党应该是邪教邪党了”。
的确，从中共建政至今，中共党员、包括中共官员自杀或“被自杀”的人数是数不胜数。他们采取的自杀或“被自杀”的方式包括：吃药、跳楼、割腕、上吊、服毒……至于自杀或“被自杀”的原因，或是政治失意，不见容于当权者，感到前途渺茫；或是生活绝望，感到生不如死；或是突然经历经痛苦或面对人生巨大的灾难与打击，束手无策，只能用死来解脱；或是用死来捍卫人格的尊严和拥有的理念，以示自己清白与坚贞；或是不得不死，以保护不能说之人和背后的秘密……
自杀和“被自杀”的官员不仅限于各级官员，甚至还包括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官。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列举若干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的中共高官。
从中共建政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有：中共政府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东北王”高岗（1954）；中宣部副部长姚臻；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之职的田家英（1966）；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1966）；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的储安平；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劳动部部长的李立三（1967）；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1967）；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1968）；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1968）；曾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全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1970）；北京市前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吴□（1976）；文革期间追随江青并担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1977）……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有：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1995）；权倾一时但自认为是毛泽东一条狗的江青（1991）；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夫妇（2009）；重庆市高院执行局原局长乌小青（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2009年）；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2009）；广东省茂名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2010）；山西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蔡铁刚（2011）；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广生（2011）；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2011）；河南省商丘市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明显（2012）；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祁晓林（2013）……
据说，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也有不少官员对“唱红打黑”十分反感，但又无可奈何，一些人因此患上了忧郁症而自杀。比如重庆市科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谢大军、重庆科技大学副院长何健民、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税正宽等都是死于自杀。
上述自杀或“被自杀”的高官名录依然只是冰山一角，而普通官员、一般党员自杀或“被自杀”的数目可想而知，尤其是在非常时期。据悉，仅在文革十年惨祸中，由中共官方宣布的自杀者就有170多万人，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有着如此众多自杀或“被自杀”党员的中共，一个迫害了几亿民众并且连自己的党员都无法忍受下去的中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党？难道嗜血、杀人、残忍不正是其特性？难道这样的党不正是邪恶的化身？如果任由这样的党继续存在下去，没有人否认，中国民众乃至中共党员的悲剧就永无终止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