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恒:中国“通奸党”如何能实现零爱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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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4年12月05日讯】

爱滋病疫情被中共政府做秀中掩盖

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爱滋病日,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爱滋迈进”。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按照惯例,也举办了一系列“爱心”活动。中共官员考察医院爱滋病防治工作、发表讲话、与民间组织座谈、媒体播放“暖如春风,感人泪下”的公益片等等,看上去对爱滋病患者关怀备至,到处并肩握手、同台欢歌。

“温暖”之举其实禁不起推敲,单赶在爱滋病日这一天“送温暖”,莫非承认平时都属不温暖或寒冷状态?每年只有12月1日这一天,政府的温暖“笼罩着”爱滋病患者,其余日子却是令人堪忧的现状:

资料显示,在1999年底,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就已全部出现了爱滋病案例报告,近年来的爱滋病感染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正处于爱滋病感染的快速增长期。世卫组织中国疾控中心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年估计,中国有81万爱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还有大批潜在感染者不在其中。中国疾控中心官员吴尊友日前透露,从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爱滋病疫情流行程度来看,目前中国处于十个等级中的第八级,按照感染者数量计算,中国是疫情严重的国家。

中国的爱滋病患者到底有多少,对中共而言是国家最高机密之一。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估计78万,中共对外宣称只有50万,而“中国民间防爱第一人”高耀洁则揭露,中国爱滋病携带者已逾1000万。

为什么官方报告数字与民间活动人士曝光的数字悬殊巨大?多年来中国爱滋疫情一直被行政方面捂着盖着,一线真相材料很难收集;政府施行“三不政策”,即对爱滋受害情况“不立案、不问责、不赔偿”。

在这样的政策下,很多爱滋病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治疗、社会歧视等问题得不到解决,救助款项被贪污挪用,救助资源大量流失。据悉,中共卫生部门为“节约成本”,将免费提供给爱滋病感染者的药物,由原来副作用较小的进口特效药“偷梁换柱”为国产药品,感染者无法承受副作用,更谈不上治疗效果。

据悉,生活压力下很多人害怕歧视不敢去检查,地方上多数病人生活极其困难,不少人哭着说:“一分钱也没有,无法看病,也吃不了药,只有等着死”。采访和报导爱滋病的疫情,至今仍然是讳莫如深的事情。

可见中共剥夺了爱滋病患者的法律权益,浮在表面上的疫情资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真实情况被牢牢掩盖着。

河南血祸黑幕触目惊心

目前大陆的爱滋疫情爆发的始肇事者,正是共产党官员,他们不但不被问责,反而官官相护、一路高升。例如前中共河南省省长李长春是当年河南爱滋病感染血祸的主要幕后人,却一度升至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在河南担任省委书记1990至1998年期间,大搞“血浆经济”,煽动民众卖血支撑河南省经济发展。 短短几年间,农村加入卖血致富的人数由几万迅速发展到几十万、最终突破140万,由于采血站违规操作以及采血前不进行爱滋病毒检测,为节省成本,将混合血液抽取血浆后再倒输回献血者体内,至少有十几万农民因为卖血感染爱滋病毒,并有1万以上的感染者死亡,造成“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性事件”。

农民卖血为生是迫不得已,是中共造成的,农民耕地负担过重,卖粮欠款、外加农业税、提留税、计划生育罚款等重压,种田不能满足温饱才走上卖血的道路。

当时主政者李长春非但不致力于控制疫情,反而打击、陷害敢于出面揭露爱滋病大流行真相的陈秉中、王淑平、高耀洁等人,隐瞒疫情,因而加剧了疫情蔓延。可见河南90年代大爆发的爱滋病从头至尾是人祸,为了阻止国际专门机构调查取证,李长春甚至曾命令平掉爱滋病死者坟头,建立“爱滋病防治模范村”形象工程掩人耳目。

每年一度的爱滋病日,中共台上作秀欢歌,台下对为争取赔偿和合理治疗的上访爱滋病患者打压、截访,骚扰监控民间的独立防爱人士。如去年11月中旬,中国卫生部退休官员陈秉中到河南调研爱滋病情况,遭到警方扣押和驱逐。今年“女性抗爱网络-中国”的成员王秋云则被警方阻挡参加亚太地区爱滋病大会。20多年来,中共一直掩盖河南大推血浆经济导致爱滋病泛滥的真相。谁能想到,也许台上“亲切”握手做秀的国家领导人正是幕后严防真相传播的操控手?他们只为怕背责任失去光鲜地位和荣华富贵,不惜拖延救治患者的最佳时机,因而导致民间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中共官场性乱 “通奸党”只能加剧爱滋病传播

除了掩盖爱滋血祸真相之外,中国爱滋病防控前景堪忧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在中共官员领先腐败下,权利和金钱的春药的迷惑下,整个社会陷入情色大漩涡,一片“繁荣娼盛”,性乱之下何谈防控爱滋疫情,相反只能步步加剧。

中国官员普遍二奶、养小三,否则反而成了另类。官方说“在被查处的贪官中95%包二奶”,剩下5%是女贪官,而女贪官也有“包二爷的”(例前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包养10个情夫,其中一名是自家女婿);一些贪官把自己的情人作为公关礼物孝敬给上级领导或更有权力的人,比如央视“淫窝”,周永康的现任妻子是原台长李东生“进献”的,播音员李瑞英与江泽民的姘情,早已是公开的“国家机密”。中国产生了大量“公共情人”,爷孙或父子同包一女,换妻、3P、搞姐妹花甚至母女花等淫乱大肆泛滥。

大面积人群交叉式的荒淫无度,是爱滋病传染的直接途径。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爱滋病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落马,供出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几十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也被检查出爱滋病,引发全县恐慌,人人自危,可见其淫乱对像远非几十人。

公开资料显示,自今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的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的措辞以来,7月前后,中共官场悄然把“作风腐化”、“道德败坏”或“与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表述,改换为“与他人通奸”。过去半年中纪委至少给31名落马贪官冠以“与他人通奸”之违纪通报,连11月26日中共山西晋中市委前副书记张秀萍和山西高平市前市长杨晓波两名女贪官落马也不例外。网民讽刺说,中共真正变成“通奸党”。

中共淫乱腐败无度的风气,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人伦底线失守。抛开做秀的光环,真实的中国离实现零爱滋有多远?在“通奸党”明著作秀,暗中“三不政策”的前提下,“行动起来,向零爱滋迈进”的口号岂不是只具讽刺意味–“官场淫乱起来,向百姓欺骗零爱滋迈进”?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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