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2月24日讯】（编辑按：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程翔为《大纪元》撰写专栏，谈及最近李慧玲被炒等连串媒体风波，呼吁媒体界人士参加23日举行的反灭声大游行。）
最近一年半以来，香港接二连三发生了多宗打压新闻自由的恶性事件，先是《南华早报》更换总编辑，引致该报24名前员工集体向资方上书，请他们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继而香港电台撤换吴志森，继而《信报》总编辑换人，抽起敢言的“独眼香江”，引起多人辞职，继而《明报》出现人事变动，换来曾经盛赞唱红歌的总编辑。特别是上周商台粗暴解雇李慧玲，更轰动全港。这一事件，不但引起新闻界的公愤，更引起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担忧，为此我们拟于这个星期天举行集会，目的除了撑李慧玲外、更为了撑香港的新闻自由。
对这一连串影响新闻自由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笔者认为，这滔滔恶浪，既有香港的背景，更同北京的政治有直接的关系。
李慧玲的遭遇，重复了商台10年前的封咪事件。2003年商台正值商讨续牌，时任主持郑经翰及黄毓民突然封咪，被商台解雇，当时商台已被指因为续牌而自我审查。2013年特首选举期间，唐英年先生透露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2003年商台续牌时，正是时任行政会议召集人的梁振英建议用短期牌照的形式迫使商台就范。既然梁振英有此前科，这就为今次李慧玲被解雇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解释。
事实上，梁振英打压异己的做法是他的既定行为模式。他上台伊始，即发出律师信给《信报》专栏作家练乙铮先生，意图用公权力压制对他的批评。在香港电视发牌的事件上，对选择为香港为公义挺身而出，戳破行政长官谎言的伍佩莹所属的公司施加压力，最终导致伍小姐被公司辞退。观乎此，则被他认为最不喜欢的媒体人李慧玲小姐，又怎能幸免？
梁振英肆无忌惮地打压新闻自由，固然是他的一贯作风，也同当前中国内地进一步限制人民思想言论有莫大关系。自从习近平出任新一届领导人以来，在短短一年之内，两次发出重要文件，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是《九号文件》，在意识形态领域设定七个禁区（所谓“七不讲”），其中就包括新闻自由；二是《八一九讲话》，重提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并且对提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的异见人士表示“要敢于亮剑”。短短一年之内，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另外已有超过160名被当局认定为政治上敏感的人士被捕。
在这种肃杀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香港不可能不受影响。这就解释了很多香港媒体在最近半年内出现的不寻常的集体自律情况，因为九七之后，香港已经不可避免地日益受到大陆政治走向的影响。
有人还天真地以为香港所发生的打压新闻自由的歪风，只是个别新闻机构的人事决定，无需提升到新闻自由的高度看。但是不要忘记两点：一，为什么这些新闻机构的人事决定，总是针对敢言的传媒工作者？二，为什么这些人事决定的总体效果，是降低而不是提升香港的新闻自由度？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香港新闻自由度的国际评估，已经从2002年的排名第18位急降至2013年的61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而言论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核心表达形式。新闻自由受限制，最终会令到思想自由也受限制。而没有思想自由，人也将不成为正常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还珍惜香港这个拥有思想自由的家园，我们就要对梁振英先生打压新闻自由的错误说“不”！如果我们还珍惜中国土地上仅有的这一块思想自由的乐土，我们就要奋起捍卫“一国两制”，务使香港这一制固有的核心价值，不遭受另一制的规限和蚕食。我们这样做，绝不仅仅为了独善其身，而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能够阔步走向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在过去60多年，曾经历过长达30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日子，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样存在着“真的不能讲，讲的不会真”的荒谬局面。我们是否也想香港变成这种社会？如果不，那就请大家一起走出来，参加本周日的集会！
清朝思想家龚自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自觉地充当提振国家生气的风雷，一道结束“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