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2月05日讯】新年伊始，中国人走亲访友、拜年祝福的礼仪习俗成为了大街小巷、家家户户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在这道蕴含着深情厚谊、感恩与问候的风景画面中，亲朋好友间的真挚情谊却逐渐被一种市侩低俗的馈赠所取代。礼尚往来的馈赠之间，那个用精美的红色纸袋包装着现金的“红包”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且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表达情谊的最直接、最到位的方式。
之所以形容为“最直接”、“最到位”，是源自中国人对馈赠行为日趋现实化、利益化的理解和诠释。为了表达情谊而费时费力的准备礼物，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老土、过时、麻烦的馈赠方式，而直接赠送所含现金数额在对方心中并不跌份儿的红包则更显得时尚、方便、随大流。而令人倍感纠结的是，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与红包钱数之间是否能够体现出“力所能及”，且所赠钱数与彼此的情谊之间是否能够呈现出恰如其分的比例。
从大多数人在新年遭遇的情境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真实。一家媒体对102位受访者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0%的人赠送了多于1000元的红包，而单个红包中超过500元的也占了四分之一。对于这种过年期间除了车票、礼品等必要花费之外的“现金礼”，我们不知有多少赠送者能够实现“力所能及”，又有多少收礼者能够感受到这蕴藏在现金之中的“浓浓情意”。事实上，无论是送礼的，还是收礼的，都在亲历这种用赤裸裸的数额作为衡量标准的馈赠时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和不安。一位母亲看到孩子从两个舅舅家分别收下“1288元和988元的红包”时，焦虑的惊呼“红包都快给不起了”。因为作为回赠，她不得不拿出月工资的一半来返还人情。而这样的例子实则并不少见，从伴随着过年而流行于网络的热词“恐归族”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红包”除了给归乡之人带来种种恐慌与纠结，再无其它。
或许我们在感慨这种世俗现象的同时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何时，“红包”成为了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馈赠之礼？而又在何时，红包的经济价值竟超过了本身所代表的风俗礼仪的内涵？
事实上，在传统的风俗中，“红包”主要是在新年、婚礼、生辰时，赠送祝福和好运气的一种点缀之物。传统的红包样式并不像现在这种已经制作完好的红色纸袋，而是直接用一张红纸包上钱币，以示吉利。而更久之前，这张红纸中甚至不放钱币，而是以手写的祝福话语取而代之。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人们想传递和赠送的并非是金钱中透出的“铜臭”和攀比炫耀之意，而是内心想对亲朋好友表达的关怀与祝福。此外，黄历新年的时候，长辈送给晚辈的“红包”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压岁钱”。而此压岁钱的含义来源于古代的传说，意在为孩子驱邪祈福、保佑平安。《燕京岁时记》中也说明，最早的压岁钱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可见，这种分发给孩子的压岁钱，其“压岁”的祝福之意远胜于“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
时至今日，无论是“压岁钱”还是“红包”，传递祝福的意味已经被强烈的求利之心所取代，人们更关注的并不是短暂的相聚所能收获的温情与幸福，而是彼此手中传递的那一笔笔只能看出金额多少与面子大小的现金礼。这种只图金钱、不看情谊的市侩心理与“红包”本身的祝福之意已然毫无关系，它所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尽可直接从以追逐利益为根本的领域中找寻依据。
在有着“无官不贪”之说的中国官场上，收受贿赂的官员可谓是比比皆是。尽管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行贿受贿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高端和隐秘；但直接用现金进行输送和交易的方式仍然备受推崇。因此，某官员的生辰宴会上，某官员儿子的婚宴上，以及官员组织的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中，“红包”便成为了一种必不可少的馈赠之礼。此时，收受红包之人关注的绝不是送礼之人究竟想表达怎样的祝福，而是其所赠送的现金数额能否让他心甘情愿的满足送礼之人的“心有所求”。在当下腐败成风，全民皆懂贿赂之术的今天，“红包”这种已经沦为贪腐方式的新生含义被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开来。官场盛行之后，各阶层各领域似乎不必接受教育和培训，就能驾轻就熟的运用这种充斥着利益纠葛的贿赂方式。医生不收红包，病人不能痊愈；老师不收红包，学生无法毕业；法官不收红包，官司没有赢的道理；领导不收红包，员工没有升迁的可能。由此，赠送“红包”的意义只在于换取同等的利益，“红包”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却演变成了“内容”的含金量究有多少，而所谓的“馈赠表达情谊”不过是掩盖贿赂丑态的堂皇之词而已。
中国人原本的馈赠礼仪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发生着迅猛的变异，中国人几千年来“礼轻情意重”的交际之道就这样普遍的被世人遗忘，究其一切原因，或许只能在“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至上而下的腐蚀之风中找寻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