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3月12日讯】
在我变得坚强之前
木子燕（Piscataway ）
涉世未深，我就被命运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我除了集聋子、瞎子、哑巴（对英语不会听、不会看、不会说）于一身，没过多久又普升为最高级的非法移民之一，从此心里又多了一种怕。所以做人是小心翼翼的，不敢迁怒于人。能潜伏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奖学金的自费留学生来说，在美国的生活情形是另一番的不同。除了努力学习，保持身份外，与有绿卡人士结婚是茶余饭后的话题。于是不漂亮的嫁老外，漂亮的想法儿做阔太，意志坚强的誓做愚公克服万难。我把自己规范在最后一类。好多年后， 在拿到公民纸的那一刻没有热泪盈眶，也有没山呼万岁，更多的是坦然淡定。因为这张纸的字里行间，有着我无数的心酸，更有我无数的坚强。
这是个我在变得坚强之前的故事。
很久以前的法拉盛，没那么多的中国人，中国店屈指可数。成衣厂不少，所以竞争就多了。眼见着成衣厂进了淡季，我的民生受到了威胁。但我的台湾老板娘对我很不错，怕她骂我没良心，想另找份工，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是。一日放了工，边走边诼磨，一抬眼到了那家台湾夫妇开的鱼店，没多想，就先进去了。结果，他们说：“明天来试试吧”。
第二天一大早，来到鱼店。在老板娘的指导下，从后面的冰柜里搬出一箱又一箱的鱼，先把冰𫗦在有隔间的木柜台上，然后，把鱼以不同的种类分别码在木格子里。这时老板娘交代我要为顾客挑鱼、称鱼、洗鱼，然后交给她去结账。一切就续，我就开始了埋头苦干。正值中国新年前，鱼店还是挺忙的。店里除了冰，就是水，但是没有暖气。一可始，干得还起劲儿，渐渐的，随着手上的口子越来越多，带盐的水沾满了双手，实在难忍。把冻得又红又肿的双手放在嘴边儿，使劲地哈些热气想暖暖手，不曾想在吸气的一刹那，那鱼腥的味道，差点儿让我背过气去。用水管儿的自来水去清洗，也是格外的冰冷。看见老板娘那收银台下面的小电炉，那个唯一有热气的地方，真想去暖暖我那像红罗卜般的双手。但转念一想，这是第一天试工，别让人以为我在偷懒儿，只得作罢了。就这样，我又一往如初地在冰茬里翻来覆去的为顾客挑鱼、称鱼、洗鱼。老板娘脸上的笑容似阳光灿烂，我脸上的表情 却是麻木讨厌。全身的肌肉跟那冻冰冰躺在冰嚓里的鱼没什么俩样，只不过我是带口气儿罢了。
好不容易挨到收工，我用全身最后的力气使劲往家走，心里想的只是那放满热水的大浴缸。
热水把浴室弄得烟烟雾雾的，还外带着那重重的一直跟我回家的鱼腥味。我把身上的衣服一层一层地扒下来扔在地上，坐在近乎难忍的热水里，用肥皂在身上搓来搓去，恨不能把剩下的那层皮也搓下来。望着本来纤细，现在却像红罗卜般的手，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这已经是忍了好久好久的泪水了。而我只能关起门来，在它的背后默默地流泪。如果我当初接受了外公和外婆的建议，嫁给那个有绿卡的帅哥，也许就不会受这等洋罪。我拒绝为绿卡嫁人，唯一的信念是不为五斗粮而折腰。我的反抗和选择换来了如此的惩罚与逆境。“我错了吗？”我不觉自叹不幸，越想越委屈，望着窗外的月亮，我说，“妈，我好想回家。”我的脆弱此时在这小小的浴室里被发泄的淋漓尽至。镜子里烟腾腾，不见我的面孔，磨难里朦胧胧，不知何去何从。
哭累了。心里的埋怨和不平衡只能让它留在那里，生活还要继续。擦干眼泪，忘记那鱼店的无法面对。明天还是回衣厂吧，好在没人知道我的背叛。衣厂的情形也不很好，但最起码那儿冬天有暖气，也不必在鱼腥味里打滚儿。我继续寻找我的机会……
这是我一个知难而退的生活经历。从愚妹妹变成愚阿姨，只怕不日要做愚婆婆，但愚公的精神一直牢牢记心里。
我的高中
骜涵 （River Edge）
五十年代初，杭州教育局，将中学的名称都改成枯燥的数字。什么惠岚、联合、安定、清华、树范、宗文等中学分别变成杭州二、六、七、八、九、十中。排头兵杭一中由杭高和建国中学合并而来，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它是浙江名校，前清的贡院就设在这里，民国早年是浙江两级师范。1955年时，杭一中校舍很大，从贡院前街往北一直到体育场路。教学区七进二层楼，非常整齐。据说是参照东京帝国大学格式建造的。还有科学馆、音乐教室、游泳池等设施，在浙江是首屈一指。
杭一中1955届高一有13个班，我在高一（1）班，年龄最小的班。我们是和尚班，没有女生，清一色的小伙子。保持几个和尚班，是杭一中的传统。在这个班，我只待了一学期，寒假回家打篮球，着凉感冒、得了肺炎，耽误了学习时间，只得休学一年。
1957年年初，我回到杭州一中，插入下一届的高一（3）班，也是和尚班。同学之间差别很大，有同学父亲是大学教授，或者是总工程师，也有副市长的儿子。据说一个烈士的儿子，是团支部书记。后来说他父亲是叛徒，就当不成书记了。
“大鸣大放”时，一个姓陈的同学说，班干部都是团员，这是“团天下”，后来受到重点批判。我那时喜欢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特别是他的《马丁伊顿》、《野性的呼唤》、《狼》等作品，并深受其热爱自由的影响，向往吉卜赛人放浪不羁而浪漫的生活，崇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认为，自由是做人的尊严，剥夺自由，比剥夺生命更为残酷。因此被说成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也历经很长时间的批判。作为惩罚，在勤工俭学中，分配我到锻工厂打铁。锻工师傅特别严厉，八磅大硾一口气要打二十多下，一天下来双手都是血泡。第二天继续打，血泡破了，血丝和汗黏糊在一起，钻心的痛，眼泪都要出来了。这种触及皮肉的批判，撼不动年轻人的灵魂。我还是认为自由是人生来的权利。我说不怕“标异立新”，但不要“装腔作势”；“运动是永恒的，没有什么终极目标”等，都被当作“反动言论”批判。
许多同学与我划清界限，不愿和我接近。PFZ同学是唯一的例外。他来自安徽淮北，父亲是个南下干部，在妇幼保健院当领导，与众多女性相处中，似有绯闻。他母亲在安徽老家，叫他先到杭州，给他父亲个约束。不久他母亲和弟弟同来杭州，也没有管住父亲，最后他父亲被调到浙南一个县医院去当院长。PFZ同学考取了浙江大学固体物理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广东南岭一个矿山。那里女性很少，只好让他父亲在县城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因为长期在放射性元素下工作，影响生育能力，他们没有亲生儿女。PFZ同学的遭遇是个悲剧，因为他出身好，可以考取浙江大学固体物理这种好专业。因为需要，他必须去重点的、保密的单位工作。可是他没有爱情的自由、也没有健康的自由、更没有生育的自由。百病缠身退休，回到南方县城，不懂当地方言，孤独的生活陪伴着他的残年。
那几年怪事很多，提倡“四红”，搞“劳卫制”达标，半夜在操场跑1,500米，不到三圈就说到了终点，弄虚作假，自己都觉得可笑。消灭“四害”，PFZ同学和我跨过钱塘江，到萧山农田抓老鼠。一天只搞到一只老鼠，将尾巴缚在竹竿上，摇摇晃晃进了杭州酒家，吃了一碗汤年糕，就得意洋洋地回到学校。不知是怎么搞的，寝室的臭虫特别多。校方在操场边上支起两个大铁锅，将水烧开，把双层大木床放进去煮。开始臭虫少了一些，没有几天，臭虫更多了。幸而不久我们毕业了，也免遭臭虫之苦。
学校先是“大鸣大放”，后来反右斗争。校长金亮是个好好先生，很朴素，大家都尊敬他。崔东伯老师是副校长，在教育界很有威望，是所谓花瓶式的“民主人士”。书记邢经书老师为人正直，但他必须执行上头的指示，造成他个人的人生悲剧。教生物的竺老师闲谈间说了一个笑话：战争多，寡妇多，猫多，老鼠少，三叶草长得好，粮食就增产。这个笑话也是他成为右派的一个理由。几个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像俞易经、洪坦等都被打成右派，他们遭批判斗争后，去农场劳改。也有老师，神气活现。有个姓王的政治教师，赶走右派老师后，头发油光，皮鞋铮亮，谈笑风生，正是不可一世。
洪坦老师原来在温州日报工作，他爱人钱淑华老师在杭州女子中学教语文。高二时他做我们的班主任，他讲课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大家都喜欢他。在学校他有一间单身宿舍，课余时，我们有几个同学经常去他那里，讨论各种问题。他喜欢用一个烟斗吸烟，我们建议他戒烟，他说不可以，认为享受是人生一乐。他说如果以后科学发展到可以不吃饭，他还是要吃饭，因为这是一种享受。他认为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除非他已经死了，或者还没有生下来。由此说他是否定当局的领导，理所当然划成右派、下放农场，与我们没有考取大学的同学一起劳动。同学们还是很尊敬他、照顾他、保护他。特别是何聪光同学，事无钜细、体贴关心，使他十分感动。平反后，他回杭州师范学校，见到邢经书老师，大家叙长问短，邢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向洪老师道歉，洪老师觉得很不好意思。其实，邢老师也是潮流使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文革”中吃足苦头，红卫兵贴近他的双耳燃放爆竹，令其双耳失聪，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洪老师却因祸得福，他在农场劳动，躲过了“文革”的惊涛恶浪，如今八十多高龄，依然健在，思维敏捷，谈笑风生，评论古今往事。可见人生难测，唯正直、刚毅立命于世而无悔。
1959年高考结束后，杭州的夏天多雨，PFZ同学和我游弋在西湖边上，命运将驱使我们东奔西走，谁也难料前程。依依作别，我回到老家农村，等待高考录取消息。不久收到南京某高校录取通知书，是我的第七志愿。祖父眉开眼笑，他盼到了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YWH知道消息后，颇为不悦。他对我期望过高，他希望我能上更好的学校。殊不知我在学校受到批判，能有一个学校录取，已经很不错了。我该踏上新的旅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