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06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徐翠玲台湾台北报导）有东方诺贝尔奖之誉的“唐奖”，20日由唐奖基金会揭晓，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他被推崇“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余英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他“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
他从1953年开始发表著作以来，60年间出版的中英文著作共59本，论文400余篇，影响遍及东西方学界。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涵括了几乎上起三代，下至明清，甚至当代的各个阶段，在当今学界，甚为罕见。2006年12月，他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1930年余英时出生于中国大陆天津，祖籍安徽潜山。现年84岁的他在香港新亚书院读书时，师从中华民国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教授，获历史学之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职于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并于1974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表示，余英时是他看过最坚持学术的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到现在80多岁了，依然埋首研究之中。余英时的老师钱穆生前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追随老师的职志，花数十年时间，探究“天人合一”的来源、转化、蕴含思想及影响，论理深刻而有系统，让林毓生由衷感佩。
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指，余英时拥有非常强烈的文化与时代关怀，由于他背后广大的文化底蕴，让他一生史学研究与20世纪专业史学家略有分梳。20世纪是史学非常专业、非常讲究断代研究的时代，很少人跨越时代研究历史。余英时从上古到民国都有史学著作，他跨越、贯穿20世纪史学所形成的专业断代，“通古今之变”，非常特殊。
（唐奖提供）
余英时大力声援两岸三地民主运动
余英时经常关注政治、文化议题，并发文声援两岸三地民主运动。王汎森表示，余英时早年在香港生活期间，因有感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严重，经常投书“自由阵线”等杂志，成为一生著作最多的时期。他说，余英时除了反对极权思想、提倡自由平等外，更进一步思考如何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达成平等，他对贫富、阶级问题的重视，奠定他日后在政治、文化与民主思想的基础，并以人文关怀的角度进行学术研究。
余英时的反共立场鲜明，在1989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曾与几名同事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警告中共政府勿对和平请愿者动武。他认为，封闭专制是共产党的本质，所以中共政权必然是一党独裁，由于它唯恐失去权力，所以紧抓权力不放，最怕“改变”，千方百计“防变”，当遇到任何威胁到其权力的势力时，就不惜采取强硬手段，包括控制思想、剥夺言论自由、控制传媒和压制异见人士等。因为有着这种本质，所以才会有六四屠杀。
对于香港争取普选民主的“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等民间运动，他认为这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确实打中了香港官方和亲共人士的政治软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他也认为，台湾反服贸太阳花学运是一场民主优越性的示范。
他指，中共利用一切方法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包括使用经济障眼法，但已被台湾人民识破。这次学运是保卫及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对台湾人民及政府有着同等重要性。此前，他曾公开支持台湾反旺中的拒绝媒体垄断运动，余英时强调，“中共通过台商收购媒体，在台湾进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动，已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奋起抵抗，此其时矣。”
余英时：中华民国不要怕中共
中央社记者在美国采访余英时，他提高了嗓门说，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则，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价值观。“要警觉中共的背后意涵，之前国共已有3次交手失败经验，绝对不能大意”。他指，中国有历史以来，哪有哪朝代像中华民国在台湾一样，可以依选举产生自己的总统、国会议员，“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绝对要加以珍惜。“中国共产党做得到吗？”
在谈到最近六四事件25周年，余英时说，香港18万人站出来，是最多的一次，当中有香港人，更有大陆人，为什么？中共在香港采行的“一国两制”，是做给台湾看的，目的很清楚！
唐奖由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博士于2012年12月设立，效法诺贝尔奖，每2年颁发一届，旨在表彰得奖人在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四大领域上的卓越成就，并且奖励对世界具有贡献与影响力的学者。唐奖由中央研究院评选，奖金为新台币4千万元。
（责任编辑：林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