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生患艾滋病人数增高 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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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12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周慧心综合报导)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大多数大陆媒体都在报导中学生、大学生患艾滋病人数增高,并呼吁加强艾滋病相关教育等。有专家称,卖血、输血造成艾滋病的情况已有所控制,而目前9成以上是性接触引发。对于官媒的报导,民间人士却另有说法。

“血祸”从没停止过

河南九十年代曝出因鼓励农民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丑闻,如今,大陆媒体宣称通过卖血途径感染艾滋病的现象已经得到控制,对此,曾在九十年代初期担任河南省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主任、目前生活在美国的王淑萍女士表示,这一现象仍未杜绝。

据法广报导,王淑萍女士表示“血浆经济”并没有停止。她对法广记者说:“我刚刚听到消息说,在广州发现一个新的血浆站。而且卫生部在2012年的元月份发布了一个通知,要大力发展血浆站。发展血浆经济、生物制品。 这些血液制品除了供国内市场外,还要出口到国外,以赚取更大利润。”

九十年代,有些制药公司到河南省偏远贫穷地区收购廉价血浆,用来制药。地方政府鼓励村民卖血,穷苦的村民竞相卖血,血贩子图省事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将搜集到的血液混合一起,再将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分,输回卖血人,以减少他们的失血量。这样只要有一个卖血人体内带有艾滋病毒,那么病毒就会迅速蔓延开来。

艾滋病村里,处处都看到坟堆。图为老汉为因卖血患艾滋病死去的儿子和儿媳妇上坟。(高耀洁供稿)

按照中国的实际制度惯例,提供了管理服务的当地卫生系统的官员可以从中抽利。巨大的“血浆”利益使各地出现卖血“运动”,造成该省有些地方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河南的“血头”将大量的污染血液卖给了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生物制药公司,制成了一系列营养药后,卖向全国。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血液直接进入医院。

《大河报》2015年7月19日报导,2014年6月,河南开封市51岁女子在通许县人民医院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术前检查一切正常,术后竟感染了艾滋病。医院称可能是输的血有问题,而开封中心血站则称是手术刀消毒不彻底。但面对记者,血站又改口说不排除有艾滋病人在“窗口期”献血,而此阶段病毒无法检测。

澎湃网2015年7月12日报导,11岁的男孩可哥(化名)瘫睡在沙发上,两腿间摆着尿壶。身上有一些肉瘤,还有一些肉瘤消下去的疤痕。冲他说话,他就“啊啊”笑,递给他东西,他就伸手去接,但手臂乱晃,不会说话。可哥的父母都不是艾滋病患者,唯一感染的途径就是在他出生后曾生病进行过输血。

《新京报》2015年1月20日报导,福建省5岁女童毛毛(化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毛毛在出生8个月后曾在福建医大附属协和医院做了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术后发烧不断。2014年,毛毛再次到协和医院治疗,被检查出艾滋病病毒(HIV)抗体阳性,后确诊为艾滋病。

2014年4月至6月间,衡阳71岁的余老太因患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在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共接受8次输血。而7月底的一次化验却显示老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余老太每次住院前的血液检测都显示HIV呈阴性正常,却在最后一次住院时检测显示感染了艾滋病。老人于2015年6月离开人世。

以上是近一年来被曝光在媒体上的案例,因为在医院输血造成感染,而在大陆能被记者报出的案例极少,感染了艾滋病不被人知者更多,除了中共对媒体的控制外,艾滋病病人与家属怕受歧视而不曝光的情况也很多。

高耀洁:中国艾滋病主要通过性传播是谎话

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称的著名医生高耀洁,再次驳斥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图为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中国防治艾滋病维权人士高耀洁医生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她的纪实著作《血灾:10000封信》正式出版发行。(摄影: 丽莎/大纪元)

据美国之音报导,高耀洁介绍说,武汉大学桂希恩教授的统计显示,卖血农民感染艾滋病率高达60%,而夫妻中一方有艾滋病的同居5到10年,感染率不到10%。她说:“艾滋病毒有12种。中国跟外国的不同,中国的艾滋病是C亚型的,传染力较低。在这个问题上你给政府说他就是不听。”

她认为,中国现在仍是“从上到下都在捂”。 她强调,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有比性接触传播更值得重视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卖血和输血。

数据的真实性令人质疑

据大陆媒体引用官方数据报导称,截至2015年10月中国有57.5万艾滋病患者。世卫组织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年估计,中国有81万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感染者,还有大批潜在感染者不在其中。

一直为艾滋病人维权的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大陆官方在2003年,2004年的时候,曾称有100万艾滋病患者。胡佳说:“一方面每年持续增加新感染者,另一方面艾滋病患者数量却在减少。是艾滋病死亡数量远远超过新增数量吗,还是以前估计高了,或者说现在是在极力压缩这个数字,以显示在艾滋病防控方面的成绩?对此,我们不太清楚。”

而高耀洁医生曾于2014年12月1日表示,中国的艾滋病受害者应在1000万以上。

河南商丘市双庙村死了6百人,算世界艾滋病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依稀可见村庄。2013年11月陈秉中在村边十个小时,跟踪的警察就是不让他进村调查。(陈秉中教授提供)

据希望之声报导,针对中共掩盖大陆艾滋病患者的数字,胡佳表示,中共的独裁体制是阻碍真实信息传播的根源。他说“官方发布的消息是唯一的渠道,谁监督数据是准确的呢?共产党在任何领域都是回避、排斥、敌视监督的,政府没有信誉而它又成了唯一的信息管道。地方政府搞政绩阴暗面不曝光,你做的调查和它的不一样不是揭短吗?就影响到很多官方的利益。”

而对于起到一定监督作用的民间组织,中共一直在打压。胡佳说:“民间组织无法立足,民间人士广受打压,远遁海外就说明了这样的情况。以前众多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组织中,一直从事调研工作的爱知行在北京现在已经没有办公室了,只在云南有办公室。高耀洁医生被海外授予妇女勇气奖,她曾经被河南省委书记直接下令软禁,后来被迫去了美国。”

而胡佳本人也因为艾滋病人维权于2008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半。

胡佳:体制是中国艾滋病快速蔓延的根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共江派人物李长春主政河南省期间,以加快农民致富为名,在农村大力推行“血浆经济”,当地政府将卖血作为一项发展经济的“产业”。就在艾滋病在河南农村泛滥之际,李长春不是全力控制疫情,而是把重点放在打击、陷害敢于出面揭露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王淑平、高耀洁等人上面,以达到隐瞒重大疫情的目的,因而加剧了疫情蔓延。

胡佳说:“中国最主体艾滋病传播,是当年李长春在河南搞血液制品(血浆)经济时大范围爆炸性传播。艾滋病产生影响到他的形象仕途,那么就掩盖逃避责任,他才不管你的死活,他们官员说很明确了:你们都死光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叫草菅人命!你造成了这个艾滋病传播以后,让老百姓都死光就能解决?有没有半点良心!”

艾滋病危重患者,卢广摄(陈秉中提供)

大陆媒体报导,现今青年学生已成艾滋病新增重灾区。2011年到2015年,中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时事评论员鉴恒表示,在中共官员领先腐败下,在权利和金钱春药的迷惑下,整个社会陷入情色大漩涡,一片“繁荣娼盛”,性乱之下何谈防控艾滋疫情,相反只能步步加剧。

中国官员普遍包二奶、养小三,被查处的贪官100%都有“与他人通奸”。一些贪官把自己的情人作为公关礼物孝敬给上级或更有权力的人。中国产生了大量像汤灿一样的“公共情人”,爷孙或父子同包一女,换妻、3P、搞姐妹花甚至母女花等淫乱大肆泛滥。大面积人群交叉式的荒淫无度,是艾滋病传染的直接途径。

对此胡佳认为,中共体制本事是造成中国艾滋病快速蔓延的根源。

胡佳说:“艾滋病里有许多案例,军队里有军花这样的人物和那些军官(性行为)不一定都是大街上的性工作者,因为共产党确实是腐朽坠落荒淫无度,非常的糜烂啦,所以在这过程中也是有许多艾滋病的传播。”

网民讽刺说,中共是“通奸党”。中共淫乱腐败无度的风气,带动整个社会道德人伦底线失守。胡佳表示,中国所有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这个体制,它没有实现公正的渠道,没有实现社会救济的可能性,中国没有共产党统治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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