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忍气吞声的《塘沽协议》
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与日军激战两个多月，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不得不撤出长城各关口。日军入关作战，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相继占领冀东各县，直抵北平郊外的密云、怀柔一带，对平津构成威胁。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攻占山海关、进兵热河，进而逼近平津，不到三年时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连连发起进攻，占领四省，可见倭寇侵略中国的野心，正在猛烈地、急剧地、迅速地、狂妄地膨胀中，看来作为北方政治、文化中心的北平市，失陷是在所难免，无非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汇集中华文化精华的故宫文物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及时作出相应安排。
其实，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就已经接到上峰指令，将文物整理装箱，准备随时“南迁”。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经过反复斟酌，遂于一九三二年秋，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工作。热河沦陷之后，国民政府乃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将之疏迁南方。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夜晚，开始自故宫秘密搬出，运往南京朝天宫山洞库房收藏。在两个月之间运出约一万箱。这个紧急措施，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后来，当中日战争的战火扩散全国之际，这许多文物木箱原封不动地疏运到四川省的乐山、峨嵋等安全地区，得以防止损害。及至中日战事结束之后，一度运回南京，旋因戡乱战事恶化，复于一九四八年底移送台湾。为中华民国之所继承、而以故宫文物为其象征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就是这样得以幸免于战火。
七十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画面非常清晰：在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的行程、十四年的光阴流失、一场残酷的卫国战争。当文物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无一遗失。这在后人看来真是天大的奇迹。这一奇迹，正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祖国文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贵重，他们不辞辛劳、兢兢业业、舍生忘死、始终不渝为保护珍贵文物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创造出来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其劳、其苦、其功、其勋，将为后世代代相传，人人敬仰，流芳千秋。
虽说蒋介石先生用尽心血，在一九二八年完成了北伐，实现了国家统一，但这只是形式上、民心上的统一，而在政治上、军事上，并未达到实质性的目的。
中华民国统一甫定，倭寇的侵华魔爪即伸向中国的东北，伸向中国的上海。“九一八”，“一二八”，……日本的侵略挑衅，接二连三，步步紧逼。日本侵略者正在按照“田中奏折”的要义，“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有计划的付诸行动，这是他们于明治时代所确立的对外扩张的侵略性国策。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人从政治上、思想上、人心上、军事上、物质上、财力上进行了系统的准备，已经在军力、物力、财力上打下了丰厚的基础。
中华民国统一甫定，又刚刚经历了一场“中原大战”，对于外来侵略的防御，事先还没有时间、没有力量进行准备。面对日本灼灼逼人的攻势，究竟该怎么办？国民政府心中自然清楚：面对倭寇强敌，战必须宣，仗必须打，而且最终必须要胜。所以何时宣战，何时开打，便成为运筹帷幄的最高原则。巧妙运用纵横捭阖之法，折冲樽俎之术，暂与敌人周旋，来延缓敌人的军事进攻，以求得备战时间尽可能的长一些，再长一些，而不失为当时的国防上策。
正在这个当口，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就是日本军队突然转回头去，开始向关外撤退。在此之前，一意扩大战线的日军，竟然有如此奇突的行动，故而天津有关报纸乃报导：“日军兵力不足，加以恐惧招至国际干涉，所以中止进攻平、津。”
日军突如其来地撤退，在当时曾引起各种揣测；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相公开，乃是由于关东军之向关内进兵，并未得到日本天皇的许可，军部受到天皇诘问，遂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匆遽发出撤兵命令。
然而，关东军虽则一时撤退，可是进行侵略的阴谋则并未停止。担当此一谋略的人，就是那个板垣征四郎。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板垣，于二月间关东军进攻热河的前后，潜入华北，以天津为中心，极力策划制造中国的“内乱工作”，这就是“天津特务机关”的开始。
这个工作的目标，是要扶植日本的傀儡在华北制造“反中央政权”。日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顾虑到如果不顾一切地进军攻击北平、天津等国际瞩目的大都市，则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加以如果攻占平津，则必需出动大量兵员，关东军却未能拥有如此力量；而且军部此前向天皇报告进攻热河时，当面说明以不越过长城为限。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设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不用经过战争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
板垣首先意图是想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张敬尧自吹自擂说他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板垣卖弄，板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板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谋划未能实现。
张敬尧，安徽霍邱人，是北洋军阀中的一个干将，袁世凯死后，成为”皖系”中的大将。在1917年到1919年任湖南督军治湘两年中纵兵殃民，出卖湖南地矿权利给外国，罪恶累累，民众骂他叫”张毒”。1920年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1925年投靠张宗昌。北洋军阀瓦解后，他避匿大连日租界，投靠日本，当了汉奸。1932年到长春投身刚成立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进攻长城各口，进逼平津，张敬尧被日本人任命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携700万元经费，潜入北平，化名”常石谷”，住进了六国饭店，收集旧部，勾结流氓土匪，策动驻军，准备配合日军在北平城内暴动。
张敬尧和日特勾结，对华北地区的抗日运动构成极大威胁，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务处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正为华北局势头疼，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特务处处长戴笠制裁张敬尧。戴笠经精心策划，即将张继尧击毙于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清理了北平市内的隐患。
国民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三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熟悉日本情况的黄郛为委员长，准备交涉停战事宜。
在同一天，日本方面归国述职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返回大连任所。他在东京获得了天皇和陆军首脑部允许其进军滦东地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当天便下达了“关内作战”的命令。
在日军攻击之下，中国方面并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
“ 黄郛在上海，与根本博不断接触，试探关东军的真意；关东军乃通过根本博转达﹕“日军并无进攻平、津之意，但望中国军队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所谓“守备区域”究竟是指那些地方，并不明确；但总之首先可以窥测得到日本是想在华北设立不让中国军队驻屯的区域。
于是，蒋总统乃致电黄郛指示如次﹕‘倭寇得寸进尺，吾人求近反远，如无诚意保障，决不能轻于退让。盖入关内攻，乃其既定方针，根本绝不转变。’
何应钦也于五月十五、十六两日三度派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和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见面，探究停战真意，未料日军却反而加紧进攻。
永津此时曾强硬主张﹕“华军应撤退到芦台、宝坻一线”。当熊斌接受了这个条件，以示让步时，而永津却立即通知关东军﹕“中国军心不稳”，要他们更加强攻势。
十七日，唐山陷落，十八日至十九日密云、三河、蓟县赓继易手，日军前锋进迫到距离北平市区只有五十公里之处。”（28）（《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此时，板垣征四郎所主持之天津特务机关正极力煽动在以前曾经叛离中央的石友三旧部于十八日在滦州宣称“独立”，继之，又唆使无赖之徒向天津日本租界的海光寺投掷炸弹，以及炸毁在北平的日本海军武官室之菊花纹章。这些做法，都是在制造社会不安，好为日本增兵的借口。
事有凑巧，五月二十日，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有一个中国青年刀刺日本公使馆卫兵的事件。这在日军来说，真正是求之不得的借口。于是天津日军遂即引据辛丑和约打出“出兵防卫”的招牌，调派炮、步兵等共六百人开进北平城内。
此时，全世界严峻的目光，无不投注于日军大举侵犯华北的局面。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在美访问的宋子文发表共同声明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然而，在国际间一意孤行的日本，已经是和世界撕破了面皮，肆无顾忌地加速了他的军事行动。
“‘倭奴因美总统声明书发表，恼羞成怒，连日积极进攻，前线各军皆损失甚大，其未参加战斗者，仅余少数部队。
‘养日（五月二十二日），新河村至马驹桥方面，以万福麟、王以哲两部纷纷溃退，不知何往，致宋哲元右翼空虚，无法守御；复因杜家坞方面有一部敌人渡过河西，东北（平、津的东北前线——笔者）突然紧张。……
‘事已至此，唯重整阵容，坚守平、津之东北前线，与敌相持死拼，以促国际形势之变化，而徐图转机。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以一刀。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29）（《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立国不能倚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无论何时何事，无不如此，这正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
然而，就在五月二十二日午夜，事态急转直下，出现了趋向“停战”的情势。
接触停战交涉的人，是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他的秘书李择一在当夜报告﹕来自日本公使馆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的要求，“请不要带任何人立即惠临一谈。”
黄郛便如约到达藤原喜代间那里，看到有藤原本人以及日本公使馆书记官中山详一、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在等着他，向他提出停战交涉。
日军之所以突然主动要求停战，是由于其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而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北平制造内乱的策谋也没有发生作用，于是，日军乃省悟到﹕和坚决死守北平的中国军力拼，实属愚蠢行为。
黄郛和永津等人交涉到二十三日拂晓的午前四时半，作了下列四点条件的结论﹕
一、中国军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
二、日军亦不越过上述之线进击。
三、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何代理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
四、以上正式约定后，定某日某时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议。”（30）（《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这一条停战线，是要中国军撤离山海关以南约达二百公里的地区，实在是相当屈辱的内容；但黄郛鉴于日本以军事压力摆开在眼前的此时此际，是不得不有所忍耐的。
黄郛离开藤原那里，便去到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悟何应钦，说明和永津交涉的内容，并表示﹕“如果能够同意，我便马上电话通知日方中止攻击。”
何应钦立即邀集张群、熊斌等人会商。熊斌提出﹕“北平为文化古都，必须保全；倘轻易放弃，责任太大。似宜忍辱负重，姑且派员试行接触。”这个意见，获得大家同意，乃决定接受黄郛和永津所交涉的结果。
于是，何应钦便通过黄郛转告藤原喜代间-“同意”；同时，并写了一封给黄郛表示同意的信，由他出示永津一阅。接着，便派遣北平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磋商停战事宜。
在南京方面，以行政院长汪兆铭为中心，连续于二十三、二十四两天举行国防会议，商讨停战对策，决议在仍然坚持可和可战的两面肆应原则之下，指示何应钦“与日方洽商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祇可作军事协议，不涉及政治。”可是，在日军枪口之下的第一线-北平，已经是处于很难完全顾到中央指示的境地。
““当时，何应钦在发给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总统）的电报中陈述此次交涉的苦衷如下﹕
“熟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弃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守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
‘余前既电告﹕只要不使片纸只字落倭手，不派军使进入其哨线，为有形之交涉，则余皆可尽心力而为之。今闻竟接受其要求矣！前途交涉，艰难必多。惟敢毅然承当此任，其心苦矣，亦甚可嘉！故余覆电﹕仍由余负责，勿使其为难。’（五月二十四日日记）”（31）（《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中国军队自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开始，向协议所决定之线撤退。
翌日（二十五日），徐燕谋、李择一和永津佐比重、藤原喜代间四人同往密云，会晤日军第八师团长西义一，正式表示停战之意。
在这一天， 蒋介石致电黄郛，再度表达非常关心和日方的交涉，并提醒其注意﹕“ ‘弟（蒋总统）始终不信倭寇有休战诚意，尤在威胁吾人使之自动撤退，俾其垂手而得北平也。
‘至于协议一节，总须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将来引以为例，其端由吾人而开也。
‘否则，万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过去年淞沪之协议，绝不能涉及伪国（满洲国）事实之承认，以及东四省之割让与界限问题。………
‘以后，周折必多，应付甚难，故于谈判时期，城防设备尤应加紧。………弟以为不有一北平死战，决不能满倭奴之欲，亦不得国人谅解也。’”（32）（《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停战交涉终获成议，战火难得平熄，但在此刻 蒋介石先生所感到痛心的，是当调赴华北时勖（xu)勉大家马革裹尸、誓不南归而终于为国捐躯的将士们，是故在正式停战交涉之前的二十九日，心怀悼念为国捐躯将士之情，留下了这样的日记：
“此次战斗结果，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各师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更仆数（此语出礼记，谓多至难以计算）。激烈至此， 总理之灵，当可慰矣！惟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33）（《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中日两军第一次的正式停战谈判，是于五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举行。中国军方代表为熊斌、徐燕谋等六人，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永津佐比重等七人出席。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日方突然提出一分印刷好的“停战协议草案”，由冈村宁次说明：“这是关东军最后案，一字不能变更，中国代表应在一小时半以内（上午十一时以前）作允诺或不同意的答复。”
“协议草案”列有五项内容：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的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线前进，并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它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一概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五、本协议经签署之后生效。”（34）（《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熊斌在首先认明这个草案纯属军事性质的条文之后，相对地，也提出事前准备好的一分意见书，希望对于中日两军撤退后区域有关保障治安等问题能先有所协议。
可是，冈村宁次则表示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对于停战协议案，只能有‘诺’与‘否’的回答。至于其它意见，须俟协议签字之后，另行协商。”
冈村宁次的无理蛮横，使人深感“塘沽协议”真是无异于一纸“城下之盟”。使中国军人蒙尽羞辱！然而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铁则；历史轮回的无情，也常常是让人无法预料。此时此刻的冈村宁次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像得到十二年之后，他会以日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的身份，解除武装、向中华民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呈递“降书”的命运正在悄悄地等待着他。
在有限时间的压迫情况之下，中国代表已经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只好拖延到时间极限的上午十一时十一分，乃依照原草案签署了这分协议。
这份协议，因在塘沽签订，史称《唐沽协议》。
由于这个《塘沽协议》，乃在冀省东北地区划定了一片广大的不设防地带，以致北平、天津便和日军只是隔着徒有距离的空间，等于是比邻而居。
鉴于东北三省的同胞与关内同胞骨肉相连，心灵相通；东北父老与逃难流亡关内的亲人们骨肉情深，所以紧接着又签订了内地与东三省的通邮、通航协议。从而暂时保全了华北。
就是这样的协议，如果日本方面能够诚实遵守，则也还会具有保障华北和平的性质；然而，要是日本在签订之后，只顾于自己有利地断章取义，曲解内容，则难免不会被利用为其压迫华北的工具。
屈辱求和的《塘沽协议》，不仅令国人无比愤恨，作为国防军事委员委员长的蒋介石更是痛心疾首。发誓要卧薪尝胆，以期十年之内湔雪此耻！
“‘协议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情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六月五日日记）
‘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湔雪此耻乎！’（六月六日日记）”（3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蒋介石面对强敌的狂傲，国人的责骂，不计羞耻，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屈求伸，湔雪国耻。行胜于言，十年之后打败倭寇，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愧为一代中华男儿中的佼佼者！
第七节 蒋介石确立“持久抗日”的战略原则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日寇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之战”，对整个中国震动很大，这时，蒋介石已开始作与日寇“长期作战”的准备，他首先着手的部署，是将国民政府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这是因为已经成为战场的上海，距离南京不到三百公里，而且有一条大动脉-长江连贯两地。在日本军阀的战争意图已经明显的此刻，为避免党政中枢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故而向内陆地区迁移，实为当务之急。关于迁都洛阳的利弊得失，蒋介石在一九三二年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说：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之可比。余早有志牺牲个人，以救国家，他复何所惜哉！’（元月二十九日日记）（蒋总统秘录．第十章．九一八事变．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三二年初蒋介石先生就已经萌生对日作“持久抗战”的思想。同时还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一二八中日淞沪战争之后，日本又在北方挑起战端，野蛮狂傲骄横之态，不可一世。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元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对于日本的观感以及其胸中已定的对日作战的战略原则﹕“倭寇之目的敌，实在美俄；如其果与我国大规模正式开战，则其无的放矢，虽胜必败。此为其最大之弱点，吾惟有与之持久战斗耳！
“观倭今日之骄横，其真欲与世界各国为敌。彼不自量力，必欲以其为亚洲之主宰，而效法美国门罗主义，不问其地与时之能否，如此倒行逆施，殆自取灭亡耳！”（2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蒋介石对于国际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尤其对于日本，从其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狂傲骄横的表现，已经看透了日本侵略者的“始”与“终”——欲征服中国、与世界各国为敌、必欲以其为亚洲之主宰、倒行逆施、自取灭亡！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必由之路及其最终的结局。
日军诚然是训练精强，而且更赋予物质条件；但是，中国军队经历了上年的“一二八战役”和这一次的“长城之战”，对于抗拒日军侵略，也培育了牢固的信心。所以此后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曾对军官们说：“抗日不在有最新之物质，而在有最新之精神。要能以最旧的战术，对抗最新的战术；以最旧的武器，对抗最新的武器；以劣势的部队，对抗精良的部队。……
“我可以举我们最近抗日的实例来证明敌人不足畏，与我们的精神战胜他们物质之可能。……
“我们由两次抗日的实例，可以知道我们死伤一个半人至两个人，日本一定要死一个人。但是，我们有四万万同胞，他最多只有六千万人口，我们还拼不过他吗？何况土地、物产、历史、文化和其它种种条件，我们都要胜过他。只要我们全国的国民、全国的军人能够真正觉悟起来，协同一致，敌人还在我们眼中吗？
“何况过去在淞沪和长城一带抗日，还并不是正式作战，只可说少数部队临时接触，他尚且受了很大的损失；将来我们如果有相当的准备，和他正式作战，还有我们的敌人吗？”（26）《蒋介石文集．演讲．中华民国二十三年．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
由此可见，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元月所形成的“持久战斗”的军事思想，正是基于对上述国情与国际形势分析所提炼而成的结晶。
同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会上，蒋委员长宣示了抵抗日军侵略的决心：“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
“日本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
“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7）（《蒋总统秘录》第十一章 敌乎？友乎？）
蒋介石针对日寇入侵的具体状况，及时提出“持久战斗”、“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军事战略原则，此后，蒋介石曾多次告诫国人：愿吾同胞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的因素，而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
“长期作战”、“持久战斗”这不正是日后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文章的思想源头？1938年5月毛泽东方才完成《论持久战》一文的写作，而在五、六年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多次提出“长期作战”、“持久战斗”、“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只不过是对蒋介石“长期作战”、“持久战斗”军事战略思想的一篇专题论文罢了。在这一点上，蒋、毛二人可谓是心有灵犀，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但是，长期以来，中共却极力宣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这一说法显然与史实不符，因为不曾一字提及这一战略思想的源头，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冒功行为，是一种以捞取政治资本为目的的自我鼓吹。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