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11月06日讯】反杜邦运动普遍获得各行各业的居民认同，很多在地知识分子都站出来，更有人跨县市而来，例如：《人间》杂志的关注与报导，成为这场运动成功的关键之一，不仅记录、采访、编辑，记者群与居民紧密联系，犹如伙伴关系，也是反对团体相当重要的后盾。即使是戒严时期的尾声，但参与被视为禁忌的社会运动，其过程肯定让人吃足苦头，跟监、恐吓都只是小菜一碟。
记录反杜邦运动的台湾绿色小组影像纪录永续协会与“鹿港囝仔”、“保鹿运动协会”，9月合作办理《巨浪的起点－－鹿港反杜邦运动30周年纪录文集》演讲暨座谈会，邀请当年反杜邦运动的领导人李栋梁与工作干部郭繁男、陈景祥、卢思岳，以及目前参与鹿港文化、环保工作的青年李宗学、粘雨馨等人，进行跨世代的对话与讨论，引领更多鹿港年轻世代，深入了解反杜邦的重要意涵。
这场演讲暨座谈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参与，一方面以古鉴今，一方面则是当年这场运动的要角再度聚首。许多人坦承，自己是近距离看“偶像”的追星族。
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总干事魏钟生指出，戒严时期，由于多数媒体掌握在当政者手中，如果不是《人间》的追踪，反杜邦运动恐怕无法引起更多国人的共鸣，又或者是反杜邦的前辈，早被塑造成拿不到好处的环保蟑螂在吵糖吃。
差事剧团团长钟乔，2014年带着 “差事剧团”进入台西村，与村民展开“证言剧场”，为饱受六轻PM2.5污染的村民发声。他在30年前担任《人间》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是蔡明德，两人联手记录这场运动的始末，也是运动成功的灵魂人物之二。
钟乔说，从《中国时报》一篇很小的文章得知鹿港民众反对杜邦设厂。当时陈映真正在筹办《人间》杂志，从鹿港民众对环保议题的抗争开始报导，主要采访反对者的声音，整个小组等于是在鹿港驻点。
解严前夕 从事社会运动承受高压
钟乔表示，台湾解严前夕，从事社会运动很有压力。他们试着让民众知道，不要太紧张，但要理直气壮，勇敢拒绝家乡被污染，努力追求想要的产业，例如：世代传承的养殖业、农、渔业。那时沿海地区的渔民走上街头，镇上的商人也走上街头，反对的信念一致，很团结。
“《人间》杂志走入乡间记录真实的声音，不是我们多会写作，而是这些鹿港住民教育了我们。”后来从事民众戏剧生涯的钟乔说，这句话改变了他。
“30年后，台湾的环保教育依然悲哀，环境问题是阶级问题，受害者永远是社会最低层。” 钟乔说，不管是蓝、绿政权，他们与财团的联结，对受到环境污染迫害的人不闻不问，当权者通常把污染放在穷乡僻壤，把发展放在都市，社会低层是长时间累积的牺牲体系。
反杜邦另一项指标性意义，在于它是一场预防性反公害、环保运动，让环保运动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改变了环保运动的抗争方式。蔡明德指出，当时走访台湾各地公害事件时，其他地区尽管抗争成功，但污染已成为事实，无法挽回；鹿港反杜邦是预防性抗争，成功保住传统农业的一线生机。
蔡明德说，当年要游行非常困难，反杜邦第一次上街头是在1986年6月24日，民众集结在“文武庙”旁空地，穿上印有“我爱鹿港、不要杜邦”的上衣，高举反杜邦、反公害标语，展开历史性的反公害示威。民众一度与警察冲撞，12月13日甚至到总统府陈情，用了“怨”字的看板，种种创举开启了社会运动先例。
“许多参与抗议的民众是老年人，因为担心年轻人对抗政府将留下不良纪录，这点与其他抗议公害事件雷同。”蔡明德说，当年许多公害事件与化工厂有关，台化邻近鹿港，两相比照之下，鹿港居民人心惶惶，纷纷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印度博帕尔事件更令人担忧，坚决反对鹿港步上后尘。
责任编辑：罗令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