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6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悉尼人权活动家潘晴在文革研讨会上，首度公开自己也曾批判牛棚中的父亲和向批斗会上的杨伯伯扔石头，并为此道歉。他深刻反思，不管你在那场运动中是黑五类还是红五类，你都是党文化的受毒害者和牺牲品。
一生为中共卖命 因家庭成分被划为“贱民”遭迫害
6月4日，悉尼支持中国民主化平台举办了纪念文革50周年研讨会，潘晴在会上作了题为“文革中的‘黑五类’”的演讲。他通过家庭的变故和自身成长经历，为反思文革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实例。
潘晴介绍说，大家知道的地富反坏右，这是老的“黑五类”，文革的时候又出来新的大帽子，叫作叛徒、内奸、公贼、特务、走资派，其实它远远不止这些“黑五类”，“公安六条”它明确规定是23种人，包括什么阶级异己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动技术权威等等。他把符合“公安六条”标准的人，都归为一种叫“政治贱民”。
在中共统治的红色恐怖时期，潘晴这个名门望族的后人，被划定为“政治贱民”，饱受摧残。
文革那一年潘晴才11岁，他的父亲潘文澜当时在北京煤炭部工作，是煤矿工人报的总编。文革开始后，1967年煤炭部瘫痪，部长张霖之在办公室自杀，潘文澜因此被发配到江苏徐州，潘晴与家人跟随前往。
在历史上，徐州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物：刘邦和项羽。“楚汉之争”和“四面楚歌”都发生在徐州，作为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当地的民风非常强悍。徐州被卷入文革之中，武斗非常严重。
潘晴全家到了徐州后，接踵而来的是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潘晴说：“我父亲被关进牛棚的理由很简单，被称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就是因为他是华侨资本家子女，我祖父是旅日华侨。第二条罪名叫反革命修正主义文人，就因为他是报社总编，另一条罪名是批倒批臭的当权派，最后还有一条叫里通外国的特务，因为他是海外华侨子弟，所以就是特务”。
潘晴的外祖父是范熙壬，字任卿，号耘勤（1878-1938），是北宋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孙，曾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参加了过“公车上书”，辛亥革命之后，在民初元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参与制宪，出任过非常国会主席。
中共夺取政权后，根据经济状况，对全国人口进行划分阶级成分。
潘晴的母亲因为被划定为“大官僚、大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家庭”的出身成分，在文革当中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政治帽子，一直关在那里。潘晴说：“她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她被彻底逼疯了。她的几个同事跳楼的跳楼、被打死的打死，全都被迫害死了。”
四十年代后期，潘晴的父亲在上海主编一份报纸，受当时的政治思潮影响，参与了中共的“白区”工作。潘晴说：“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他一生为党卖命。甚至当祖父在日本去世后，父亲左得都拒绝去日本领遗产，要跟资本家的家庭划清界线。但就这样，父亲因母亲的身份，还是在文革中被斗、被迫害非常严重，关了六年才出来。放出来时还年轻却已经是满头白发，并且肋骨被打断二根，两手臂也是粉碎性骨折，随后不久就去世了。”
年幼时遭毒打 中共暴政将恐惧植入心灵深处
潘晴的父母被关押后，他们弟兄三人开始了流浪生活，经常遭到泼粪，挨打是家常便饭。当时的徐州武斗非常厉害，各种武斗打人、抄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说：“67年的时候我12岁遭受过一次毒打。参与毒打就是那些以靠近党组织积极入党、入团的，在文革当中以非常极左面目出现的人。这些人拿着柳条棍专门武斗用打，并用高帮皮鞋一脚将我踹出去，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到黎明天亮时，我朋友的弟弟来找我，就趴在我身上哭。”
经过这次迫害，潘晴的内心对这个暴政充满恐惧，他说：“这是无所不在的恐惧。通过杀人，通过镇反，通过不断历次政治运动，通过文革当中的各种斗争，就说它要把恐惧深植在每个人身上。那是切肤之痛。”
文革全民洗脑 每个人的心灵都被扭曲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杀人，中国有头脑的、有智慧的或者有脊梁骨的几乎消灭殆尽。
潘晴说：“尽管我父亲是华侨资本家出身，母亲是全中华民国国会主席的女儿，没有用，他们的脑子也同样被共产党洗脑给同化了，更不要说年轻的一代人。”
他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到：“如果说施暴者只有红五类还不全面，我非常痛心向大家报告一件事实，就是在文革中心灵被扭曲、全面洗脑的是everyone（每一个人），一个都没逃掉，包括黑五类。”
“我是黑五类我被迫害的时候，我会仇视共产党吗？第一个你不会，第二个你不敢。我那个时候恨我父亲、恨我母亲，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出生这样一个家庭，我为什么沦为政治贱民？”
潘晴说：“我自己在被批斗被迫害，但是我仇恨我的父母。文革当中那时候我父亲被关了六年，出来就死了。我无数次的发言批斗我父亲，为什么？每次批斗的时候我都要反省自己家庭出身，要批判自己阶级根源。”
他回忆说：“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遭受毒打的时候，在打人的身影当中，我看到了一个人我终生不会忘记，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跟他很熟，他父亲当时是华东煤矿设计院的，当时也被打死了，他当时为了向党组织表忠表现的非常积极，下手比谁都狠。在文革当中，不要以为只有红五类才打人，那些黑五类为了表现他们要生存、他们要活下来，他们要表现出比其他人更革命。这是我想说明一点，我本人是深受这种党文化的影响。”
终生自责 向被批斗的杨伯伯扔了一块小石头
潘晴介绍，这些年自己内心藏着一个秘密，欠一个道歉，同时这也是他人生觉醒的开始。他母亲调到徐州后在华东煤矿设计院档案室工作，档案室的主任是留美回来的杨教授，他在文革当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潘晴的母亲的顶头上司，老爷子人很好。
文革最后一年，杨教授挂着大牌子站在桌子挨批斗，那时潘晴也在那围观，他不由自主的到路边捡了一块小石头，向杨教授扔过去了。潘晴说：“我居然拿小石头去砸他，偏偏就砸到了他脚，他突然间看我一眼，那一眼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我突然整个人傻掉了，我怎么也会拿……杨伯伯后来看我的那一眼我记到今天，从那以后我就陷入非常深刻的内疚自责。”
他说，不管黑五类、红五类，对我来讲，我对自己只有一个定义，我能够活过那个年代，就是幸运。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被打死的打死、被枪毙的，什么都有。我想说明，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性摧残是全面的。
潘晴坦率的承认，自己启蒙很晚，“启蒙我的是牢狱犯，老反革命份子给我启蒙，也就是人类的良知、人类对社会的正确认知是需要传承的。当时那个时候，中共集权文化深入一切，深入每一个人的思想灵魂之下，对中国人全面的洗脑、全面的奴役，令全国处于癫狂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说：“如果文革不得到非常深刻的、全面的反思和反省的话，这样的悲剧它会一再重演，因为中国人在思想上从来没有检视到在那样的罪恶制度下，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多多少少负有对那一场社会灾难的责任，连我一个狗崽子饱受迫害的人我也砸过小石头，我也做过恶。”
他进一步剖析，“就那一个小石头代表什么呢？代表我在那个极权文化下，我被他们彻底的裹挟。尽管我的小石头的扔过去之后，反过来我被打的遍体鳞伤，我自己也不同情自己。今天我非常的难过，我想杨伯伯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上，今天我第一次讲这件事情，我作一个忏悔。”
最后潘晴表示：“我们经历了那场残酷运动，不管在那场运动中你扮演什么角色，你从思想上、你从灵魂上，都是那场极权主义专制文化的牺牲品，我向杨伯伯表示忏悔，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