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20日讯】1998年1月，哈耶克的经典名著《通往奴役之路》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知道这本《通往奴役之路》，在大陆并非最早的中译本。最早的中译本作为“内部读物”，是1962年北京外语学院滕维藻先生受命完成的译本，仅限高层官员及高校少数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授阅读，实际出版后即如泥牛入海，没有人对这位市场经济的守护神、20世记古典自由主义最后一位元标志性人物有丝毫兴趣。其实，哈耶克的这本书最早译成中文，并在台湾《自由中国》上连载，标题为《到奴役之路》，时间在1953－1954年间，译者是后来享盛誉的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彼时殷是台大研究生，每两周去一次邻近台大的紫藤庐参与茶话讨论，而那时的紫藤庐原名尊德性斋。在尊德性斋的讨论中，将哈耶克的这一德文原著解绍给殷海光，并建议译成中文者，正是殷海光的老师、尊德性斋主人周德伟先生。后期胡适对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认知，除在《自由中国》上阅读《到奴役之路》外，靠的也是与周德伟通信。
我在上世记末开始阅读哈耶克的这本名著时，只知有哈耶克，而不知世上还有一位杰出的华人学者，对哈耶克理解之深切、与哈耶克交往之密切、在中文世界传播哈耶克自由主义之不遗余力，无人堪与比肩。直至十余年前，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周德伟论哈耶克》（原书系台湾1975版《当代大思想家海耶克综述》），才知世间曾有高人周德伟。现今内地少数学者已知台北紫藤庐，提起紫藤庐想到的就是周先生，紫藤庐也成台北重要文化地标。关于《通往奴役之路》，毋需我在此饶舌。上世记前期，当东西方普遍钟情于计划经济的时候，唯有哈耶克与乃师米塞师挺身而出，向不同学派的知识份子发出警告：既论证了计划经济不可行，又指出这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并告诫世人必须谨防极权主义的再生。
周德伟1902年出生于长沙，少年时即显露悟性超群的天资。就读长沙府中学时，有幸遇校长邀请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章士钊（字行严，号孤桐老人）来校演讲，标题为《社会调合论》。年仅14岁的周德伟在台下竟听得入神，又经面试后终获校长赏识。行严先生曾在日本创刊《甲寅》，成为英国先进的政治思潮在亚洲的传播阵地。《甲寅》封面画有老虎，时人称老虎杂志。先生以文言下笔的习惯不改，被提倡白话的新文化运动大将们视为对手。行严先生早年就读牛津大学，修政治学、法学兼逻辑学，将Logic巧译为“逻辑”者也正是他。因行严先生浸润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故《甲寅》明显具有对政府权力限制的诉求，比起激进的《新青年》更注重对宪政与人权的探索，由此可窥知其价值取向，并直接催生了新文学，也因激怒袁世凯政权而被迫停刊。《甲寅》非当年北大宣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可比，且比《新青年》早一年问世。可以说《甲寅》在学理上的进步，比《新青年》更胜一筹。《新青年》大体沿笛卡尔—卢梭—马克思的崇尚理性一路，寄希望于少数人的超常理性，以为即能设计未来完美世界的构想。上世记末，杨小凯对“五四”时的北大，专注于对民主与科学的诉求，也颇不以为然，指出民主潜藏多数暴政之恶，而共和正是对民主的不信任。《新青年》推动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稍后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而真正催生了新文化运动者乃是《甲寅》。是故民国学者常乃惠在《中国思想小史》中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培植人不是胡适与陈独秀，恰恰是被称为“旧文化的守护人”、《甲寅》创办者的章士钊。
章士钊在长沙府中学的演讲后不久，爱才如渴的校长将几册《甲寅》赠周德伟。从此周德伟深深迷上《甲寅》，这也是周德伟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发端。8年后在北大，邓中夏与罗章龙力挽周德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遭到周的明确拒绝，亦非偶然。
1920年周德伟入北大预科，次年升入经济系本科，因得遇德藉教师海理威，并从《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这门课程中，开始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第一、第二代要人的经济学思想，其中包括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重要经济学家。可见周德伟在未与哈耶克谋面之前，已开始接触奥地利学派之学说，此时哈耶克自己也正在维也纳大学研读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海理威还向周德伟赠送了严复所译《原富》（即《国富论》）与密尔的《论自由》等典藉。1933年身无北大文凭的周德伟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对周德伟而言，无异如鱼得水，因为他的导师正是哈耶克。
按一般说法，周德伟系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对此我稍有异见。1931年哈耶克的论著《价格与生产》甫一出版（尚未赴英伦），对奥地利学派已有相当程度认识的周德伟，即已认真研读。所以二人初次见面，周即指出哈耶克《价格与生产》的观点不只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分道扬镖，而且与同为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也显示出区别。这令哈耶克吃一惊，他压根儿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中国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如此熟悉，何况哈耶克年长周德伟仅三岁。师生之谊固然不容置疑，但二人长期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也是事实。鉴于此，我更倾向于将哈耶克与周德伟视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哈耶克的研究谱系，虽直接始于对门格尔主观价值论的传承，但又无法离开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与亚当‧弗格森（周译“费格森”）的古典自由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倾向于对人性与道德的客观剖析，崇尚个人主义，对个人的自利作出肯定的评价，这与光荣革命时期辉格党人的伟大思想家洛克的天赋人权理论，实际殊途同归，共同构成古典自由主义的两大分支。这两大分支所遇的共同难题是，既要引导人们逃离霍布斯丛林的风险，又要避免因列维坦之权力引致的通往奴役之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所遇的重要思想对手，来自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笛卡尔崇尚绝对理性，无视理性的有限，所以宣称“我思故我在”。这种对理性力量的迷信，不承认经验积累的文明，延至法国大革命时期，促成革命领袖们从唯理主义观念出发，高喊狂热的革命口号，以为凡不合理者，全可一举废除。由此使得法国革命虽“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由此造成混乱、暴力与恐怖，并“迅速回归黑暗”（朱学勤“《姊妹革命》中文版序”）。
到了19世记，唯理性主义获进一步扩张，自称已洞察社会发展之规律，以为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机会已到。早已接受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周德伟，1975年在台湾出版了《当代大思想海耶克学说综述》一书，对哈耶克关于经济、政治与法的哲学观念作出精深的阐释。30年后，这部力著述终于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周德伟论哈耶克》①的书名再度付梓刊行，由此让大陆知识界得知台北紫藤庐，及其原主人周德伟先生的不朽贡献。在这部著作中，周德伟不厌其烦地揭示：
据若干人之意见，社会乃一独立存在的实体，有其自己的目的，超越于个人追求的目的之上，故社会的目的与其分子的个人目的之间可能发生矛盾。
为保障社会的发展及滋长，必须控制个人的自私，迫使个人牺牲私利与成就社会之功业。（见《周德伟论哈耶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这里，对现代极权主义的画像已呼之欲出，文中所谓“若干人”，甚至描绘出靠理性设计的美好乌托邦，要求人们普遍接受“若干人”推行的“人造秩序”（或组织秩序），并为这一壮丽的明天放弃个人财产甚至生命。这种对极权主义的戒备与警惕，周德伟与哈耶克是一致的。哈耶克终生捍卫市场自由、抨击极权主义与计划经济，为了此一目标除经济学外广泛涉历各学问领域，包括政治哲学、法学诸方面，方得构建起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后期又称扩展秩序理论）的大厦，并将知识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周德伟深敬哈耶克的博大精深，不仅全面接受并传播乃师之古典自由主义学理，同时又在书中指出哈耶克的某些不足。如首先纠正和清算笛卡尔唯理性主义谬误者，是康得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巨大贡献，这一问题恰恰被哈耶克忽略了。但对自发秩序阐释得令哈耶克本人也感无瑕可击者，正是周德伟。
窃以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尚未被置于更恰当位置，人们至今还未认识到“自发秩序”与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其内在机理其实是紧紧连贯一致的，两者恰好比一对灿烂的双子星座高挂星空。承认“无形之手”而无视“自发秩序”，必将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周德伟对哈耶克的研究与理解，确已到了“化”的境界，从他们初次交往开始，就达至一种默契。不仅如此，周德伟结束在英、德的留学生涯后，回国在湖南大学、中央大学执教起始，通过课堂讲授与办刊物，不懈地解绍、传播哈耶克的理论，成为向中国移植古典自由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第一人。可惜受人为设计秩序影响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与周德伟失之交臂，未能获得点滴启迪。周德伟在对哈耶克理论的解绍与传播中，又溶入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精华。对此我虽有保留看法，但因对儒学所知甚少，无法具体论事。“五四”后民国多少优秀的知识精英，包括许多学科的奠基人，他们没有获得周德伟的提醒与指点，不明白人类自生自发秩序才是社会演进的结果，看不到有人正试图供给一套以服从为准则的人为设计秩序，当然更看不到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于是他们只能在彷徨与侥幸的观望中停下脚步。他们在50或60年代最后的结局，今人多已看得很清楚。即便自视甚高的罗隆基与眼光犀利的储安平，也终因不知人为设计秩序的恐怖，依然如同盲人摸黑，时间一到便一头撞在巨石上并坠入深渊。至于道德文章为世人推重的陈寅恪，虽宣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强调的仅仅是治学态度，及反对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与周德伟的自由主义理念完全很难等量齐观。所以在他的全部文字中，找不到有关“共和”、“宪政”或“制衡”等词的蛛丝马迹，1948年终于在“留”与“去”的抉择中，完全陷入糊涂，捱至文革自然难逃悲哀的终局。
周德伟先生几乎是古老中华民族在现代史上唯一的先知。他借助对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完整体悟，对狂妄的精英设计秩序推行的后果看得异常清晰。深知应以宪政限制政府权力的周德伟，在当时的台湾亦不受官方欢迎。这不难理解。遗憾的是，他的学识与思想也难以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他只能是一位孤独的先知，以至被我们这个时代抛弃在边缘。不仅如此，台北紫藤庐附近，还时时有国民党特务暗中窥视他的行踪。这不仅使他厌恶，更令他彻底心灰意冷。这是他最终选择离开台湾到西雅图定居的原因。1986年，这位孤独的先知终于带着深深遗憾，在大洋彼岸告别了人世。
所幸的是，周德伟传播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并未完全消亡。上世记末随着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的覆灭，国内知识界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已掀起，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米塞斯、哈耶克、周德伟乃至活跃在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第四中坚人物如罗斯巴德、柯兹纳的著作也相继引进国内，《周德伟文集》也在筹画中。人们终将重新认识周德伟这个光辉的名字，也将明白台北一座重要文化地标——紫藤庐的意蕴。只因周德伟曾在在此引领学生坐道论学，传播哈耶克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我看来，这里曾经是西欧自由主义在亚洲一座光辉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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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德伟论哈耶克》一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周先生的文字纯正无丝毫污染，大体以白话下笔，间或夹带“五四”时代的文字特征，因而更显质朴典雅。在翻译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一着时，也是字斟句酌，每每为一句一词一字难以定夺，匆匆赶往夏道平（米塞斯巨著《人的行为》译者）的寓所专门讨论，务求精准达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大出版社不识庐山面貌，对周先生原著中的文字提出“委婉的指正”。《周德伟论哈耶克》的“编者前言”有一小段文字：“但考虑到原书稿的印制错讹较多，本书对一些词汇和标点、数字等细节也略做改动，如‘元始’改为‘原始’，‘发见’改为‘发现’，‘事象’改为‘事项’，‘含盖’改为‘涵盖’，等。”
这哪里是错讹？这是大陆学校教育长期强求遣字用词的高度统一，由此形成的少见多怪。不久前我看到中小学误人子弟的语文老师，也是将学生笔下出现的“掩耳偷铃”，坚定判错，强行改为“掩耳盗铃”才肯作罢。谴字用词的统一化，源自对思想统一的要求。上世记80年代末，我读潘光旦先生的译著《性心理学》，书中多次出现“发见”一词，三联书店的编辑没有自作聪明，将所有“发见”全改成“发现”，保护了潘先生的文字原貌。对遣字用词的统一化强求，是对学者文字风格的损坏。尤其是此类委婉的“统一”与“纠正”，发生在《周德伟论哈耶克》这样的学术精品读物上，难免令人遗憾。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