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史实】 整风运动 魔鬼整人初试啼声

作者:李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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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4月16日讯】一九四二年二月开始,中共在其根据地延安发动了一场持续三年的政治运动--延安整风。

首先,是王实味之类“硬骨头”的知识份子遭批斗、迫害,到一九四二年末、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开始升级,发展成抓奸细特务的运动。然而,要反奸细特务,首先必须得有特务。于是,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被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发挥创意,编造了许多自己的“罪证”。

学生出身的张克勤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张克勤当时19岁,来自甘肃,中共高层干部康生等人研究了张克勤的家庭背景后,决定拿他开刀。他们提审张克勤,说“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一天审问下来,张克勤坚决否认,双方陷入僵局。

为了逼迫张克勤“认罪”,审讯者采用了“车轮战”, 三天不许张克勤休息,持续到第三天凌晨,张克勤筋疲力尽,精神崩溃,痛哭之后表示愿意坦白,审讯者要什么,他就说什么。第二天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张克勤现身说法,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派代表参加。张克勤按照康生等人的要求,在会上痛哭流涕陈述了自己如何参加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在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指控地下党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机构。为了立功赎罪,张克勤还供出了十几个“特务”,包括自己的朋友。最后,他编造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表示衷心感谢党对他的“抢救”。

之后,“抢救运动”扩大,受害者范围越来越广。而逼供的手段也越来越恐怖,包括:

一、疲劳战、车轮战。逼迫受审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有甚者长达两个星期。审问者轮番休息,以连续作战的方式,使受审者神志昏迷,精神崩溃,取得口供。

二、刑讯逼供。据统计,在运动中曾采用坐老虎凳、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五花捆绑、吊梁鞭打、拳打脚踢等二十四种刑罚。据延安地区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载:县、区委书记都亲自上阵殴打受审人员,县书记打人有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

三、饥饿。不给吃饭,或在饭里加盐,不给水喝。据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回忆,在边区保安处,设“特字号”监房,收押“顽固份子”。每人每餐只给半碗饭,有人曾饿过一个多月。

四、极端恫吓,如“假枪毙”。将受审人押往刑场,现场开枪,造成受害者极大的心理压力,多人致疯。原中共地下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逼供遭拒绝,就被送到刑场假枪毙。

被各种刑讯“抢救”的人先是不屈服,但恐怖的是,经过种种酷刑,最后受审人几乎都会精神崩溃,而且转而帮助加害者。如张克勤一阵痛哭之后,就完全密切配合审讯者,审讯者要什么,他就编造什么内容,而且还变得“主动、积极”配合审讯,“与几天前的顽抗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美国研究极权主义卓有成就的政治学家汉娜鄂兰这么描述极权社会与身在其中的人民:“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它所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

“在感到自身无所本、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十分容易被他人乘虚而入,灌输进‘假大空’的意义,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了:中共运用恐怖手段如刑讯等,使个人与正常的环境隔绝,造成其人处在孤独和虚无的环境中,使人丧失原本正常的、符合人性的思维与价值观,失去生存的意义,此时,中共再乘虚而入,灌输共产党极端的假、恶、斗思想,使人性扭曲、异变成“党性”,该人从此罹患严重的心理疾病,不再是正常人。

“抢救”运动过后,冲破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知识份子,多数被“抢救”成“特务”。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一千五百余人,所属各县共抓“特务”两千四百余人。

讽刺的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也成为“抢救”重点。中央办公厅当时有60余名工作人员,这些人调入工作时都受过严格的审查,但在抢救运动中,还是有十几人被打成特务。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总共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在“抢救”高潮时有70%以上的人变成特务。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是“抢救”运动的“模范”单位。1943年9月,绥德师范连续召开9天控诉坦白大会,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杀人用的武器。

绥师整风领导小组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据说这些女学生接受了特务的口号:“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而且按年级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最后,绥师竟挖出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事情至此越发诡异,大批年轻纯真的青年与孩子们被迫说谎承认自己是特务、反革命,再被党组织毫不留情的批斗。当他们在台上声泪俱下地编故事,承认自己从没有做过的事,还要被批斗声讨,此时人性尊严荡然无存;更悲惨的是,这些被迫害的人还会感谢迫害者,许多人罹患“人质感谢绑匪”的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终生未愈……共产党逼人至此,罪恶滔天。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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