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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5日讯】最近读了在中国大陆颇为走红的作家余秋雨写的一篇考证中国昔日首富之区的文章，颇为感慨。
看完这篇文章，我就这个问题对我的两个熟人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测试：”你们知道在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之前，中国的华尔街在哪里吗？”
老赵是南方人，不假思索地说：”杭州？苏州？无锡？”见我连连摇头，他坚持说：”反正在江浙一带。”
我转向祖籍山西的老丁：”缩小一点儿范围，在中国北方猜。”老丁搔着头，边想边说：”北京？清朝的皇都，想致富就得借助皇荫。不对？嗯……那就是天津？也不对？山东？河南？”
我打断了他：”别乱猜了。就在你的老家山西。”
老丁瞪大了眼睛：”瞎说！就凭七沟八梁一面坡？就凭妹妹送哥走西口？”
富缘于穷，又归于穷
说实话，初阅余秋雨文章时，我也不相信，因为在我耳畔回荡的就是《走西口》那首描述山西人背井离乡去”口外”谋生的忧伤、无奈的曲调。如果是首富之区，那”哥哥”为什么还要含泪抛下青梅竹马的”妹妹”、出外谋生呢？
但根据余秋雨的考证，在十九世纪乃至此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都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那时中国的华尔街就是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的几条寻常的街道，当时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读完他的文章，我才恍恍惚惚记得，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之一孔家的孔祥熙就是山西太谷人。
山西怎么会一度富甲天下呢？余秋雨认为，山西富的起因恰恰在于它的穷：正是因为”七沟八梁一面坡”，家乡不养人，所以才迫使山西的”哥哥”们纷纷离家出走，”走西口”，或到中国其它较为富庶的地方谋生、经商，最后携金带银还乡。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曾经”号称海内最富”的山西后来却衰落了呢？地还是那块地，天还是那片天，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山西却成了”海内最穷”的省份之一呢？
余秋雨提到了后来政府银行的组建、国际商业的渗透、沿海市场的膨胀以及中国近现代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等原因。也许因为余秋雨身在中国大陆，他对中共建政后的山西民风世情未能（未敢？）提及。我身在海外，可以自由放言，在此仅就我有限的耳闻、目睹、身历，对破解”山西商业传统衰落”之谜，做一点儿感性的补充。
昔日重商，今朝重仕
最初对山西和山西人有点儿认识，还是我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工作的时候。当时与我同时在大学毕业后分到这个机关的一个同事是山西人，而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也是山西人。
彭真曾担任中国人大委员长
不用真名，姑且把这个山西籍同事叫做小李吧。工作之余，我有时与小李聊天，知道他是山西平遥人（后来读余秋雨的文章，才知道平遥曾经是中国金融家的聚集之地），父亲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记得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在平遥县也算是高干子弟了。”不料他很生气，硬说我在嘲笑他：”你知道我爸爸才是一个科级干部，所以你讥讽我。”我急忙辩解：”我没想那么多。”
后来，我才知道，小李的父亲对他这个家中唯一一个在京城”谋官”的儿子寄予了厚望。京城”衙门”大，级别高，像小李所在的处，总共三个人：处长、副处长、再加上他，他仕途提升的第一个台阶就相当于副县级，就比他父亲毕生的努力要高一个台阶。
是啊，那个年代，在中国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难怪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中还时兴着所谓的”从政热”。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认识了其他一些在京城”熬官”的山西人，才明白，小李的想法在山西人中颇有代表性。也许过去山西民风重商，但1949年以后，山西想有点儿作为的年轻人的理想却绝对是进京”谋官”。
也许这是由于中国官场上其他山西籍高官 “榜样的力量”影响所致？也许这反映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官本位”文化的深厚历史沉淀？也许在这种绵延千年的文化海洋中，山西曾经一度出现的重商习俗不过是大海中的孤岛，由于”官本位”文化在中共建政后水位回升而又重新沉入海底？
先说说1949年后知名的山西籍高官吧。爬得最高的自然是华国锋了，山西交城人，毛泽东死后，曾一度是全中国的”英明领袖”，但在权斗中输给党内军中人脉深厚的四川人邓小平，一般山西人提及他时似乎没有太多的炫耀﹔形像最突出的当属那个总是戴着羊肚白毛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了，山西昔阳人，从中国样板村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一跃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又随着文革结束成为平头草民，似乎也不为有意从政的山西后生们津津乐道﹔不那么有名、但更值得在中共政治斗争史上大书特书的两个山西人，则是那些欲走仕途的山西青年真正景仰的”榜样”：彭真和薄一波。
彭真在山西曲沃县的故居
不知道小李是不是因为景仰彭真才投效于彭真担任委员长的全国人大机关，实际上小李可能一次都没有与彭真说上过话，但彭真的影响却在全国人大的所有机构中无处不在。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当时的主任和第一、第二、第三副主任都曾经担任过彭真的秘书，其他司局级干部也都与彭真有过或多或少的联系，更别说彭真的儿子也是这些司局级干部之一了。
难怪小李总结出了中国官场的升迁捷径：”咱们先天条件不足，当不了儿子，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当秘书了。”
虽然小李梦想着有朝一日也能为某个高官当秘书，但他也认为彭真的用人路线有些问题：”难怪文革开始时，老毛把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尽管如此，小李仍然认为，彭真是当时中共高层”说话管用的人物”，因此值得山西人骄傲。
但”更值得让山西人骄傲”、也更让小李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山西人，却是另外一位中共高官：薄一波。
文革结束后，薄一波在中国政坛上复出，因为岁数的原因，并没有担任”一线”要职，而是在”二线”上担任中共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共高层的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上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大概这就是小李钦佩的原因。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曾经在中共高层工作过的吴稼祥在美国撰文谈到薄一波时指出，在中共高层保守派倒胡（胡耀邦）、倒赵（赵紫阳）过程中，薄一波都起了很坏的、但又是关键性的作用。
村有村规，家有家法
我离开彭真重建的”独立王国”，转到一家报社工作后的第一件外出采访任务也与山西有关：一个山西籍的全国人大代表因在他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村子里非法拘禁村民，而被逮捕。此事在当时是颇为轰动的大新闻。
我来到了这个人大代表所在的县。县委书记很是紧张：原来他因该县出了这个人大代表而自豪，现在却因此感到尴尬，听说北京来了记者，他马上把我迎到一栋颇为豪华的宾馆中。
我打量着宾馆房间的布置，暗暗惊讶这个贫穷的小县城竟然能够有这么豪华的宾馆。县委书记满脸堆着笑说：”我们县不光出了这个人。薄一波同志的故乡就在我们县。这个宾馆就是为他回乡视察而修建的。”
噢，我无意之中踏上了薄一波故乡的土地。
来到那位人大代表的村子，曾被非法拘禁的村民纷纷诉苦，他们说，这位在全国出了名的村支书把该村当作了自己的”土围子”，不仅在村中订立了土法规，而且还的确沿着村子筑了一圈土围墙。
采访结束后，我来到山西省城太原，恰好巧遇昔日的同事小李。他如愿当了一位山西籍”高级领导”的秘书，这次陪领导回乡”视察”。当我谈起这次采访的所见所闻时，小李打断了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山西的省情。当年山西军阀阎锡山就把山西当作独立王国来经营，山西铁路的铁轨都比外省要窄，外省的火车想进山西，都得换车轮子……”
商优则仕，仕优则商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这十多年也许是中国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时间。这段期间，中国大地兴起了全民经商的热潮，据说社会的时尚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如今，彭真已死，薄一波已死，据说山西重商之风再兴，山西子弟景仰的偶像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进京当官的同乡，而是……是什么呢？
最近这次回中国，又见到了小李。使我吃惊的是，当初矢志从政的他，如今也下海经商了，而且出手不凡，作的都是大手笔的生意。
不过，据小李说，他与那些从摆地摊开始起家的”摊爷”们不同：”咱们一开始起点就高。咱们手里握着一大把高层政府部门的关系，这就是最大的财富。”
最近读到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的一篇文章，文章说，”前几年，有两本书走俏中国大地，一本是《曾国藩》，另一本是《胡雪岩》。’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这句流行语说明这两本书的影响之大。”
曾国藩是清末名宦，但胡雪岩何许人也？何清涟作了解释：”胡雪岩说到底，只是旧时代一位将官商结合共同谋取暴利的’艺术’锻造得炉火纯青的’官商’而已。”
联想起余秋雨的那篇考证晋商历史的文章，我又恍恍惚惚记起，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到了末代的孔祥熙，也要联姻权贵，甚至索性入朝做官，当了民国时期的财政部长。
也许今昔的唯一区别是：过去是”商而优则仕”，如今是”仕而优则商”。
其实，山西官、商彼此消长互动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缩影。
《官商结合：中国式的宿命？》──这是何清涟那篇文章的题目。
在想像中，我摸一摸中国社会庞大的躯体，嗅一嗅中国历史幽深的隧道，一股阴森森的冷气骤然袭来──莫非这就是历史”宿命”的寒气？
转自《BBC》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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