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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5日訊】最近讀了在中國大陸頗為走紅的作家余秋雨寫的一篇考證中國昔日首富之區的文章，頗為感慨。
看完這篇文章，我就這個問題對我的兩個熟人進行了一個小小的測試：”你們知道在上海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之前，中國的華爾街在哪裡嗎？”
老趙是南方人，不假思索地說：”杭州？蘇州？無錫？”見我連連搖頭，他堅持說：”反正在江浙一帶。”
我轉向祖籍山西的老丁：”縮小一點兒範圍，在中國北方猜。”老丁搔著頭，邊想邊說：”北京？清朝的皇都，想致富就得借助皇蔭。不對？嗯……那就是天津？也不對？山東？河南？”
我打斷了他：”別亂猜了。就在你的老家山西。”
老丁瞪大了眼睛：”瞎說！就憑七溝八梁一面坡？就憑妹妹送哥走西口？”
富緣於窮，又歸於窮
說實話，初閱余秋雨文章時，我也不相信，因為在我耳畔回蕩的就是《走西口》那首描述山西人背井離鄉去”口外”謀生的憂傷、無奈的曲調。如果是首富之區，那”哥哥”為什麼還要含淚拋下青梅竹馬的”妹妹”、出外謀生呢？
但根據余秋雨的考證，在十九世紀乃至此前的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山西都是中國最富有的省份，那時中國的華爾街就是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的幾條尋常的街道，當時的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讀完他的文章，我才恍恍惚惚記得，民國時期的財政部長、四大家族之一孔家的孔祥熙就是山西太谷人。
山西怎麼會一度富甲天下呢？余秋雨認為，山西富的起因恰恰在於它的窮：正是因為”七溝八梁一面坡”，家鄉不養人，所以才迫使山西的”哥哥”們紛紛離家出走，”走西口”，或到中國其它較為富庶的地方謀生、經商，最後攜金帶銀還鄉。
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為什麼曾經”號稱海內最富”的山西後來卻衰落了呢？地還是那塊地，天還是那片天，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山西卻成了”海內最窮”的省份之一呢？
余秋雨提到了後來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以及中國近現代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等原因。也許因為余秋雨身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建政後的山西民風世情未能（未敢？）提及。我身在海外，可以自由放言，在此僅就我有限的耳聞、目睹、身歷，對破解”山西商業傳統衰落”之謎，做一點兒感性的補充。
昔日重商，今朝重仕
最初對山西和山西人有點兒認識，還是我在中國的全國人大工作的時候。當時與我同時在大學畢業後分到這個機關的一個同事是山西人，而當時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也是山西人。
彭真曾擔任中國人大委員長
不用真名，姑且把這個山西籍同事叫做小李吧。工作之餘，我有時與小李聊天，知道他是山西平遙人（後來讀余秋雨的文章，才知道平遙曾經是中國金融家的聚集之地），父親是縣政府辦公室主任。
記得有一次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在平遙縣也算是高幹子弟了。”不料他很生氣，硬說我在嘲笑他：”你知道我爸爸才是一個科級幹部，所以你譏諷我。”我急忙辯解：”我沒想那麼多。”
後來，我才知道，小李的父親對他這個家中唯一一個在京城”謀官”的兒子寄予了厚望。京城”衙門”大，級別高，像小李所在的處，總共三個人：處長、副處長、再加上他，他仕途提升的第一個台階就相當於副縣級，就比他父親畢生的努力要高一個台階。
是啊，那個年代，在中國還能有什麼更好的出路呢？難怪一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中還時興著所謂的”從政熱”。
後來，我又陸陸續續認識了其他一些在京城”熬官”的山西人，才明白，小李的想法在山西人中頗有代表性。也許過去山西民風重商，但1949年以後，山西想有點兒作為的年輕人的理想卻絕對是進京”謀官”。
也許這是由於中國官場上其他山西籍高官 “榜樣的力量”影響所致？也許這反映了更廣泛意義上的一種”官本位”文化的深厚歷史沉澱？也許在這種綿延千年的文化海洋中，山西曾經一度出現的重商習俗不過是大海中的孤島，由於”官本位”文化在中共建政後水位回升而又重新沉入海底？
先說說1949年後知名的山西籍高官吧。爬得最高的自然是華國鋒了，山西交城人，毛澤東死後，曾一度是全中國的”英明領袖”，但在權鬥中輸給黨內軍中人脈深厚的四川人鄧小平，一般山西人提及他時似乎沒有太多的炫耀﹔形像最突出的當屬那個總是戴著羊肚白毛巾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了，山西昔陽人，從中國樣板村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一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又隨著文革結束成為平頭草民，似乎也不為有意從政的山西後生們津津樂道﹔不那麼有名、但更值得在中共政治鬥爭史上大書特書的兩個山西人，則是那些欲走仕途的山西青年真正景仰的”榜樣”：彭真和薄一波。
彭真在山西曲沃縣的故居
不知道小李是不是因為景仰彭真才投效於彭真擔任委員長的全國人大機關，實際上小李可能一次都沒有與彭真說上過話，但彭真的影響卻在全國人大的所有機構中無處不在。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中，當時的主任和第一、第二、第三副主任都曾經擔任過彭真的秘書，其他司局級幹部也都與彭真有過或多或少的聯繫，更別說彭真的兒子也是這些司局級幹部之一了。
難怪小李總結出了中國官場的升遷捷徑：”咱們先天條件不足，當不了兒子，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當秘書了。”
雖然小李夢想著有朝一日也能為某個高官當秘書，但他也認為彭真的用人路線有些問題：”難怪文革開始時，老毛把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說成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儘管如此，小李仍然認為，彭真是當時中共高層”說話管用的人物”，因此值得山西人驕傲。
但”更值得讓山西人驕傲”、也更讓小李佩服得五體投地的山西人，卻是另外一位中共高官：薄一波。
文革結束後，薄一波在中國政壇上復出，因為歲數的原因，並沒有擔任”一線”要職，而是在”二線”上擔任中共顧問委員會的副主任，但這並不妨礙他在中共高層的重大決策和人事安排上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大概這就是小李欽佩的原因。
那麼，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影響呢？曾經在中共高層工作過的吳稼祥在美國撰文談到薄一波時指出，在中共高層保守派倒胡（胡耀邦）、倒趙（趙紫陽）過程中，薄一波都起了很壞的、但又是關鍵性的作用。
村有村規，家有家法
我離開彭真重建的”獨立王國”，轉到一家報社工作後的第一件外出採訪任務也與山西有關：一個山西籍的全國人大代表因在他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村子里非法拘禁村民，而被逮捕。此事在當時是頗為轟動的大新聞。
我來到了這個人大代表所在的縣。縣委書記很是緊張：原來他因該縣出了這個人大代表而自豪，現在卻因此感到尷尬，聽說北京來了記者，他馬上把我迎到一棟頗為豪華的賓館中。
我打量著賓館房間的布置，暗暗驚訝這個貧窮的小縣城竟然能夠有這麼豪華的賓館。縣委書記滿臉堆著笑說：”我們縣不光出了這個人。薄一波同志的故鄉就在我們縣。這個賓館就是為他回鄉視察而修建的。”
噢，我無意之中踏上了薄一波故鄉的土地。
來到那位人大代表的村子，曾被非法拘禁的村民紛紛訴苦，他們說，這位在全國出了名的村支書把該村當作了自己的”土圍子”，不僅在村中訂立了土法規，而且還的確沿著村子築了一圈土圍牆。
採訪結束後，我來到山西省城太原，恰好巧遇昔日的同事小李。他如願當了一位山西籍”高級領導”的秘書，這次陪領導回鄉”視察”。當我談起這次採訪的所見所聞時，小李打斷了我：”這有什麼好奇怪的！這就是山西的省情。當年山西軍閥閻錫山就把山西當作獨立王國來經營，山西鐵路的鐵軌都比外省要窄，外省的火車想進山西，都得換車輪子……”
商優則仕，仕優則商
轉眼十多年過去了。這十多年也許是中國變化最劇烈的一段時間。這段期間，中國大地興起了全民經商的熱潮，據說社會的時尚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如今，彭真已死，薄一波已死，據說山西重商之風再興，山西子弟景仰的偶像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進京當官的同鄉，而是……是什麼呢？
最近這次回中國，又見到了小李。使我吃驚的是，當初矢志從政的他，如今也下海經商了，而且出手不凡，作的都是大手筆的生意。
不過，據小李說，他與那些從擺地攤開始起家的”攤爺”們不同：”咱們一開始起點就高。咱們手里握著一大把高層政府部門的關係，這就是最大的財富。”
最近讀到旅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家何清漣的一篇文章，文章說，”前幾年，有兩本書走俏中國大地，一本是《曾國藩》，另一本是《胡雪岩》。’為官須看《曾國藩》，為商必讀《胡雪岩》’，這句流行語說明這兩本書的影響之大。”
曾國藩是清末名宦，但胡雪岩何許人也？何清漣作了解釋：”胡雪岩說到底，只是舊時代一位將官商結合共同謀取暴利的’藝術’鍛造得爐火純青的’官商’而已。”
聯想起余秋雨的那篇考證晉商歷史的文章，我又恍恍惚惚記起，曾經輝煌一時的晉商，到了末代的孔祥熙，也要聯姻權貴，甚至索性入朝做官，當了民國時期的財政部長。
也許今昔的唯一區別是：過去是”商而優則仕”，如今是”仕而優則商”。
其實，山西官、商彼此消長互動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整個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縮影。
《官商結合：中國式的宿命？》──這是何清漣那篇文章的題目。
在想像中，我摸一摸中國社會龐大的軀體，嗅一嗅中國歷史幽深的隧道，一股陰森森的冷氣驟然襲來──莫非這就是歷史”宿命”的寒氣？
轉自《BBC》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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