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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1日讯】7月14日，联军进占天津，情势危机。而清廷内部，抗外与主剿的斗争正面临白热化：当天，对外持开放态度的中国东南十三督抚联合奏请朝廷镇压拳民，保护外国人，赔偿义和团暴乱造成的损失并对德国公使遇害事件赔礼道歉。迫于压力，清廷对外态度暂时缓和。清总署邀请外国公使及家属前往总署避难，同时送物资给公使馆，并暂停对围攻。李鸿章授权通知中国驻外国使节向各国政府表示，中国将保证各国驻华公使的安全。但是两天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抵京。在他的影响下，朝廷复又采取强硬态度。五名已被撤换的通悉国际外交方式的总理衙门大臣，被拉到菜市斩首。对外主和派“袁世凯有见及此，认为中国已达完全无望之境地。”(《康桥中国史，晚清篇》)
清政府的驻外公使是最早一批切实接触西方文化，了解西方契约精神和商业传统、懂得运用国际通用话语(即协商，谈判，妥协，契约等)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官员。然而在义和团暴乱期间，他们很少收到任何来自己政府的指示，无法发挥其外交才能。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关系，他们一筹莫展，无能为力。
伍廷芳，作为清朝派驻美国的公使，毕竟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他同样不能违背慈禧的旨意与美国做任何实际上有益与中国的沟通。但是，这位中美外交史上重要的外交大臣，并没有漠视中国面临的困境，放弃自己的职责。在美国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照会之后，在接到中国政府对外缓和指示的那日，他抓住时机，向大清政府通报了美国希望与中国政府沟通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以及坚持保护中国领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场。他显然希望这些资讯能够有利于中国政府挽救面临的困境。(TranslationofacablegramthereceivedbyMinisterWuonJuly20,1900,fronmthetaotaiifShanghai,datedjuly19,1900.)
伍廷芳的汇报源自清廷对外短暂的缓和和松动，也触动了光绪以及对外主张议和的官员。有念中国的危难局势，光绪为首的“帝党”紧急商议之后，光绪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麦金利。在信中一，表达中国对美国的信任和友好之情；二，表示对中国目前局势的严重担忧；三，要求美国主动出面，为中国维持和平作出努力。
这封重要的信件写于1900年的7月19日。从它的传递方式上看，显然绕过了北京的正常传递渠道，而且十万火急。它先是由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北京的幕僚(privycouncil)以紧急形式传递给在山东的巡抚袁世凯的；袁世凯再发给在上海道台的浙江巡抚余联沅；余联沅再遵照袁世凯之命发给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最后由伍廷芳呈交美国官员。虽然传递环节不少，但此信在光绪书罢落款的次日，就越过大洋到了美国总统麦金利手中。
接手转递此信的袁世凯和余联沅都是后来抗命违旨，拒不与慈禧政府合作，私下与外国非正式签约实行“东南互保”的要员；派驻美国的伍廷芳，则更是一位头脑清醒，懂得利用外交手段争取同情和帮助的官员。
对于研究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这一历史要案而言，这封信产生的本身比信的内容更为重要。因为它说明：清政府内部“改革派”的“帝党”官员不仅信任美国门户开放政策，认同美国的对华友好政策，而且意识到在多国列强之中唯有美国这个“外夷”可以依靠和利用来挽救中国危机。
现将这封一百年来从未面世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全文披露如下(由于资料来源是美国国家挡案馆保存的当年的美国政府外交文献，文本是英文，故转译为汉语时，为方便当代读者，不刻意还原为古文。英文原文请见附件)：
“中国长久以来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且深深意识到，美国的目的是从事国际贸易。中美双方对对方均无怀疑和不信任。最近爆发的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强对朝廷立场的怀疑，认为清政府赞成人民歧视传教，此怀疑并无根据。但是这种怀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并由此引发了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军事冲突。情势日益严峻危机。我们刚刚收到我们使节伍廷芳的电报，我们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国政府一直期待两国的友好往来，对目前状况十分关注。目前的中国被不可抗拒的进程所驱动，不幸招致国际上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为了解决目前的困境，中国对美国寄予特别的信赖。我们诚垦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阁下想方设法，采取行动，协调各国一致为恢复秩序与和平作出努力。恳请您，并万分焦虑地期待您的回复。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
此信并没有公开清朝内部的派系斗争及其对义和团暴乱所持态度上的严重分歧。在所谓“招致国际几乎普遍一致的愤慨”的原因上，也含糊其词。但是非常明显的是，此信对美国表达了友好的情感，尤其明确表达了希望依靠美国解决列强进兵中国的问题。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制造的危局，大清皇帝光绪如此谦卑恳切地请求外援，可谓忍辱负重。
(下期预告：美国总统麦金利给光绪皇帝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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