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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4日讯】在笔者的心目中，一直是把傅国涌当作朋友来看待的，并以拥有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在某些观念上，朋友之间是可以有差异和矛盾的，对于国涌的《精神力量和公民品质的缺失──从昂山素姬获释联想到中国》一文，笔者就颇有异议，现随手写出，请国涌和方家教正。
国涌的话题是从2002年5月6日昂山素姬获得自由，或者说是从5月9日《南方周末》以整版篇幅报导《一个女人和她国家的命运》谈起的，落脚点自然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
“我由此想起，中国一直是个一元化的社会，从来只有世俗的一元，而缺乏精神的另一元。从孔夫子以来，古老民族就只有’不语怪力乱神’、’食色，性也’的世俗传统，一贯在形而下的物质层面打转，缺乏在形而上的层面作超越世俗伦常之外的思考与探索。精神维度的缺?O一个民族长期徘徊在主流文明门槛之外的根本原因之一。””对我们这个衰迈民族而言，缺乏的东西确乎太多了，而最缺少就是独立于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哪一天，我们才能为这个只有世俗维度的民族引入精神维度呢？”
国涌的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分国人的共识和定论，笔者对此却难能苟同。翻看《论语》，”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并不是不承认精神的一元，而是把精神的一元中的”怪力乱神”阉割净化后压倒在了正统权威的天神天理之下，进而把老子《道德经》中的”天之道”和”人之道”压缩整合为网罗一切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的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政治秩序和神道圈套。到了宋明理学那里，这种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政治秩序和神道圈套，又被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教条。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从此被挤压在一个关起门来窝里斗的社会黑洞里，现实权力的主宰同时就是宗教精神的教主，皇帝的圣旨就是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就是在窝里斗中被压倒斗败的弱势者，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挂靠天理以压倒别人的精神追求，阿Q”儿子打老子”的”精神上的胜利法”如此，王国维被陈寅恪诸人定性为殉文化的投湖自杀，所殉的同样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天理”，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女烈妇高明不了多少。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统儒学从来没有占领中国社会的全部地盘，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在某种程度上为国人的不堪重压提供了网开一面的消极避难之所。无家可归的阿Q还可以寄居于土谷祠，戏剧大师曹禺甚至于借助老子的《道德经》，在《日出》、《原野》中把”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堂净土东方红，高悬于”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间地狱黑社会之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偏偏是唱着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东方红》来打倒”牛鬼蛇神”的。
与欧美国家自由发展的现代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相对照，在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中国社会里，”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或者说是”世俗维度”和”精神维度”，并没有完全”缺失”过，而是从来没有成长为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二元”力量”和二元”维度”，反而一同被阉割净化后压倒在了既扼杀精神生命又扼杀肉体生命的黑洞社会之中，中国社会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活力和动力由此断送。区区几十万人的满清八旗军队能够征服整个中国，并且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孙中山的革命，自始至终一直在外国势力的参与下进行；陈独秀创立的中共，打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拿着卢布干革命的支部；被奉为”民族魂”的鲁迅，只能在上海的租界和半租界里养家糊口讨生活，就是极好的证明。
基于以上事实，笔者认为：国涌的”（中国社会）最缺少就是独立于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也不合时宜的。在”上帝已经死了”的今天，凌驾于《世界人权宣言》所要求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多方位全开放的人道平台之上，重造和移植形而上的”精神维度”，也已经不再可能。当今的中国社会，最缺失和最需要的，应该是像日本、韩国、台湾、南非、印度乃至当今的阿富汗那样，通过争取国际一切可能的人道支援、经济支援和政治支援来推行自由贸易的经济建设和自由民主的制度建设。脚踏实地的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比起宗教、准宗教的”独立于世俗力量之外的精神力量”，会来得更为实际、更为人道也更有力量。
比起缅甸女英雄昂山素姬、印度圣人甘地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中国的丁子霖、刘晓波、杨建利等海内外的仁人志士在”精神力量”方面并不逊色，国涌本人也是这些仁人志士中的一位，只是在与天人合一加政教合一的传统社会一脉相承的党本位加官本位的当今社会里，他们暂时还处于被绝对压倒的无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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